燕京大学的最后时刻|燕京大学
时间：2020-02-17 07:31:3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从1919年司徒雷登出任首任校长算起，由美国人在中国办的燕京大学存在了33年。其间，因为美国背景，它在复杂的中国时局中艰难地幸存下来，但最后还是因为美国背景，在复杂的政局中，终归没有逃脱被拆分的命运
1951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建国两周年庆典。
燕京大学的青年教师巫宁坤，夹在8人一排的燕大教师方阵中，向着天安门城楼上的国家领袖高呼口号、齐齐挥手，接受检阅。
一个多月之前，这位去国8年的芝加哥大学英国文学博士，刚刚带着几箱左翼书刊回到祖国，任教于燕大西语系。这时的巫宁坤对一切充满好奇。
抗战期间，巫曾求学于西南联大，与那时昆明和重庆的乱象相比，新中国的北京城里没有叫花子、妓女和鸦片客，这让他感到欢欣鼓舞。可另一方面，人人都要穿灰布毛装，喊同样的口号，绝对服从组织，这些又让他隐隐地感到惶惑。
感到欢欣鼓舞的，还包括急电巫宁坤回国的时任燕大校长陆志韦。当时的燕大学生会主席夏自强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1949年2月3日，北平举行解放军入城式。燕大师生从清晨三四点钟起床，到清华园火车站乘车进城参加宣传和庆祝活动。他看到陆校长冒着严寒在车站欢送燕京的队伍。解放军入城后，陆校长给美国的托事部写信，用“廉洁”“黎民政府”“中国的希望”来形容他眼里的新政权。
贵族化的精致趣味
对于那时的校园生活，让新闻系林帆印象深刻的，是一种名叫“拖尸”的校园游戏。那是从美国高校里流传过来的恶作剧，一种能体现燕京传统的“洋时髦”：被拖的对象头戴纸糊高帽，前后有人簇拥，敲着小锣绕校园大道一周；然后到西校门内水池旁，由4位同学分别抬着胳膊和双腿，将挨整的对象高高抛起，落水成落汤鸡，一场闹剧就算结束。
夏自强也至今犹记燕大传统的“Open House Day”：燕大教授的待遇相当优厚，很多人都拥有一套独立的带花园的房子，每逢周末和节假日，老师很欢迎学生去家里，有时候甚至直接把一个班的学生叫到家里上课。
在巫宁坤印象里，燕大学生读书很多，对西方的东西了解很多，充满着一股贵族化的精致趣味。1952年3月，新华社一篇题为《肃清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影响》的报道中，斥责燕大的“西语系在课堂上讲的仍旧是荒谬绝伦的侦探小说，课外阅读的依然是下流已极的色情读物”。而文中所指“色情读物”，巫宁坤在日后受批判时才明白，是诸如他从美国带回的英文版《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样的小说，那本书的书皮上画着一只手，指甲涂得腥红，手里举着一杯香槟。
在燕大，美国是大多数学子毕业后的理想去处。夏自强的表哥和姐夫都有留美经历，他自己在填报燕大时的梦想，也是毕业之后去美国。“燕大的学费很贵，虽然也有出身贫寒的同学，但多数同学的家境优越”，夏的父亲夏道湘任职于国民政府，是著名蚕桑业专家，曾与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一起留日。一份1938年的入学调查数据，显示了燕大学生家长的职业分布情况：商28.5%，闲26.8%，政治16.3%，教育11.1%，其余的多为交通、银行、实业、律师，而农民所占比例仅为7.1%。
刚回国的巫宁坤暂时借住在西语系主任赵萝蕤家里，赵的丈夫是著名新月派诗人陈梦家。那是在朗润园内的一幢中式平房，室外花木扶疏，荷香扑鼻。室内一色明代家具，客厅里安放着赵萝蕤的“斯坦威”钢琴。周末，校长陆志韦偶尔来聊天、打桥牌，日子过得安逸而闲适。
微妙变化
在夏自强的印象里，1949年以后的燕大“闹哄哄的”。作为学生会主席，他的工作充实而忙碌，组织学生熟悉新社会，组织参军、参干、参加“土改”。
他这些工作得以完成的群众基础，是在燕大学生中占到多数的进步学生。夏谈到，建立于上世纪20年代初的燕大中共党组织，是北京高校中最早建立党组织的学校之一。而燕大的美国背景和老校长司徒雷登的暗中支持，则无形中为之提供了保护，“燕大党组织的地下活动，一直没中断过”。抗战期间，燕大作为中转站，为延安输送了很多进步青年，包括燕大知名校友、曾任教于该校新闻系的埃德加•斯诺。
在巫回国半年前，也就是1951年2月12日，教育部正式接管燕京大学，从此燕大从私立大学变为国立大学。那块由蔡元培题写的老校匾，也由毛泽东的手书“燕京大学”代替。
著名学者的余英时曾在那个时候，在燕大西语系有过短暂的求学生涯，他的英语老师恰好是赵萝蕤。余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有一位思想进步的学生曾试着用阶级观点解释一篇小说，赵教授未加称赞，而且表示与小说的主题全不相干”。而日后成为代理校长的史学教授翁独健，虽然指定普列汉诺夫《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为课本，“但他在课堂上并不宣传历史唯物论，更未提及斯大林的‘五阶段论’”。
法学院学生经君健就是忙于搞进步政治活动的学生之一。对于1951年校内的风云变幻，他完全没有感受到。他那时正和同学被安排与老北大、老清华和辅仁大学法学院的学生一起在广西邕宁县参加“土改”，发动群众、斗地主、分配土地……时间长达8个月。“等我们从广西回来，学校已经被‘拆’了。”经回忆说。
“洗澡”
身在广西的经君健对学校的情况所知有限，也就无从了解“三反”运动在燕大掀起的巨大震动。
发表于《人民教育》杂志1952年7月刊的《燕京大学教师思想改造的经验》一文，概述了“三反”运动在燕大的3个阶段：发动群众普遍检查校内的贪污浪费问题；号召教师人人洗澡，洗掉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在个人思想上留下的影响；让极少数有严重反动思想的人向全校师生员工进行检讨。
夏自强已于1951年夏毕业留校任教，除了历史教学外，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学校节约检查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忙于召开各种会议和筹备节约检查的展览。他作为“三反”运动领导者的身份并没能维持多久，12月，中共北京市委的工作组就进驻燕大了。
燕大校友张世龙作为校党总支统战委员，参与了工作组对燕大的思想改造运动。在回忆录《燕园絮语》里，张回忆道：“作为自我检查的典型，进步教授雷洁琼、翁独健和侯仁之带头作自我批判，这些发言事先都由工作组帮助，主要是市委统战部派下来的干部王志诚和我直接与他们谈话，我们并与学生干部联系，让他们在大会期间组织学生向大会主持人传递‘表扬’‘满意’的纸条，由主持会者宣读。在一片掌声中结束大会。
但对陆校长和张东荪教授却完全是另一景象。事先由王志诚和我分别向学生干部报告批判他们的要点。其实是组织学生(主要是党、团员)向大会主持人传递‘不满意’‘不通过’的纸条，以及对某些问题的‘质问’。最后被‘轰’下台来，不予‘通过’挂了起来。”
夏自强作为主持人，见证了对校长陆志韦的批判会。“开批判会的那天，全校师生在大礼堂听会，会议现场还通过广播连线清华大学的另外一个会场。学生中的积极分子涌入校长办公室，搜集文化侵略的罪证。学生们轮流上台讲话揭发，被工作组做了大量工作的陆先生的女儿，也上台控诉自己的父亲。”夏自强回忆道。
目睹校长陆志韦受批判的巫宁坤，很快也迎来了自己的批判会。他在会上把自己痛骂了一番，检讨自己的家庭出身不好，长期在美国受资产阶级教育，迷恋西方文学等等，满以为可以过关。
一名学生积极分子不满他的检查，提出了一件能证明他“敌视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和“意图腐蚀天真幼稚的学生”的往事。
巫这才想起，曾经有一位女生向他问及中国的新闻与美国的有何不同，他想也没想地回答，“我觉得《人民日报》和美国的报纸大不一样，‘十一’前一连几天，头版看不到大标题新闻，半个版面都是庆祝口号，这也能算新闻吗？”
巫宁坤在美国华盛顿郊区的住所，通过电话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采访，感慨万千。他把自己1951年回国后的经历，写成自传《一滴泪》，在海外引起很大反响。
这种疾风骤雨的思想改造运动效果明显。一篇报道显示，到了1952年3月底，燕大全校有110位教师作了沉痛的检讨，控诉美帝文化侵略的罪行。而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一书提供的数据，截至1952年秋运动结束时，全国高校教职工的91%，大学生的80%接受了“思想洗澡”。
消失于院系调整
燕大的校史上留有一张摄于贝公楼前的纪念照片，画面上是新搭起的一座牌楼，上挂大横幅，红底白字醒目地写着“庆祝燕大新生”。
这个“新生”，指的就是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燕大的一些院系被拆分后，剩下的部分并入北大。随着1952年10月4日，院系调整后的新北大入驻燕园，燕京大学不复存在。
燕大新闻系的最后一届毕业生林帆，曾与同学一起敲锣打鼓，目送燕大音乐系搬到天津的中央音乐学院。他所在的新闻系也并入北大中文系，改名为“编辑专业”。
工科并入清华。经济系调整到新成立的中央财大。政治系并入中央政法大学。教育系并入北师大……而著名的社会学系早在改国立后一分为二，分作民族系和劳动系。
尽管如此，“对于这次院系调整，由于刚刚经历了思想改造运动，燕大人没有表现出多少不同意见。”青年学者陈远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做燕大的口述史采访，院系调整时任燕大党总支书记的谢道渊向他回忆说。
作为教育部高教司原司长，夏自强回顾57年前的那次院系调整，不无反思之意：那时正赶上抗美援朝，受政治的影响太大，把英美的教育模式完全与苏联模式对立开来；否定了很多学科，对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应用经济学这些学科是一种摧残，“导致很多学科出现了断层”。
而让终生投身学术的经君健惋惜的是，当时按照苏式体制，把综合性大学拆分成专门性大学，优秀学校的优秀传统被打掉。
史学教授翁独健在陆志韦之后担任燕大的代理校长，直至燕大被拆分。作为翁独健好友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在1957年以后经常去找翁独健聊天，她印象里的翁独健在公开场合“慎言慎行”，私下里却又很能发表看法。章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关于燕大，翁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自己受教于燕大，但又成了为燕大送终的人”。
(感谢青年学者陈远提供帮助，实习生李佳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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