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坛贺岁档:“反黑大审判”】 贺岁档
时间：2020-02-14 07:20:1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两年零三个月！曾经雷厉风行的打黑反腐运动，演变成了一场漫长的马拉松战役，万众期待的反黑大审判日期一拖再拖。如今，随着“年终岁末”的到来，打黑大审判已经到了不能再推迟的境地――日前，记者从相关方面了解到，2011年12月中旬，“反黑终审大结局”，也许成为中国体坛最惹人关注的“贺岁强档”……
“反黑结案”为何难产？
自“8・25专案组”正式成立至今，两年多时间过去了，在这段时间内，“反赌风暴”愈演愈烈，球员、裁判、足协官员、俱乐部官员、形形色色的“中间人”……为数众多的中国足球界人士翻身落马。2011年3月30日，中央电视台有关频道在节目中公开了“反赌反黑”案件的最新进展，但从那之后，便再也没有了官方消息。至于开庭审理的时间，从去年年初南勇、杨一民出事后，有媒体就表示，2010年的5月会开庭，之后，南非世界杯期间，又传出延期的说法。而在随后的每个月几乎都会传出最新的说法，球迷和媒体等了一次又一次，但一晃眼又一年多过去，却没有等来任何消息。与此同时，记者还从相关方面了解到，反赌扫黑案本身涉案的金额可能不是太大，与其他大案比起来，只能算是一般的案件。值得重视的是，尽管中国足坛这场旷日持久的反赌扫黑引发了广泛关注，但至少目前来看，中国足球从制度上依然没有太大改善：管办分离继续停留在足协口头上，企业可以用资金或者其他方式挟持足协，联赛的公平性依旧饱受质疑……
相比之下，韩国足坛反赌扫黑的效率让人钦佩不已。今年5月，韩国曝出足坛赌球丑闻后，韩国政府迅速作出反应，责成相关部门彻查职业体育项目，随后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对外公布，重新修订《国民体育振兴法》已经纳入日程，修订后的《国民体育振兴法》将明文规定严惩体育比赛中出现的假球等不法行为，参与体育赌博的个人，一经发现将处以7年以下监禁和最高7000万韩元的罚款。在随后不到半年时间里，韩国47名球员被终身禁赛，37名球员被判刑，更有两名职业球员畏罪自杀。
在一定程度上，韩国方面快刀斩乱麻的做法，也深深刺痛了中国球迷和媒体的神经。近大半年来，当中国足球反黑案件失去了消息来源之后，大家开始议论纷纷，并且招来外界的一片质疑声。有人担心：难道是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还有人质疑：如果不是要冷处理，那么这样一桩“反赌打黑”案件为何会成为如此漫长的马拉松？前不久，在国足兵败伊拉克之时，棋圣聂卫平更是语出惊人：“经过反赌扫黑，中国足球一点也没有上升的趋势。显然，反赌扫黑进行得很不彻底，漏网之鱼太多，应该把中国足协全部拿下，一个都不剩！”一些知名足球记者更是在撰文中尖锐指出：同样的是扫黑反赌，中国与韩国形成了强烈反差。一个超过两年，一个不到半年，现实像历史一样令人感慨万千。我们不知道办事拖拉、没有效率是不是“腐败”的一种，如果是，这样的问题更应该被清除。所以，中国足球反腐不要再拖了，这样的反腐能给老百姓带来信心吗？能给犯罪分子构成威慑吗？
面对外界诸多质疑声，日前辽宁专案组（现已解散）相关工作人员一方面强调“绝对不存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事情”，随后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第一，公安部门是第一次大范围、大规模地调查此事，没有经验和模式可以借鉴；第二，这一起中国足球“假、赌、黑”案件牵涉的人员实在是太多、太复杂了。
事实上，早在去年年初央视报道青岛海利丰“吊射门”事件后，有关专案组工作人员便在私下里埋怨，由于对足坛反赌的关注度过高，央视曝光案情给他们的办案增加了难度，很多时候都是从“抓捕”变成了“抓逃”。辽宁省铁岭市检察院的工作人员曾这样向记者介绍，“这样的案子我们是第一次接手，与以前不同的地方在于，一是涉及足球，二是涉及赌球。说到足球，大家都知道，中超、中甲联赛那么多球队，分布在全国不同的城市，有时候为了一个证据、求证一个微小的细节，我们的办案人员都要亲自到场。这两年来，我们这些人天南地北地飞，有时候甚至开玩笑，说此前那么多年加一块儿，坐的飞机里程也没有这两年多。客观地说，对于赌球，我们的办案人员一开始也不是很熟悉，毕竟平时在工作和生活中都不接触，所以在办案之初有一个学习、熟悉的过程，这多少耽误了一些时间。除此之外，还有一点，那就是后期落网的官员越来越多，他们的案情一个比一个复杂，调查取证的难度自然就更大。”
“既然‘反赌打黑案件’已经拖到了现在，有关部门就更不会着急了。”辽宁省一位持续关注“反赌打黑案件”进展的资深媒体人向本刊记者这样表示，“现在外面又在传南勇等人被查实的涉案金额比较少，甚至说不到10万元人民币，这跟南勇落网之初外界的传言有了巨大的反差。事实上，现在传播这些消息没有什么意义，一切要以法庭认定的为准。这次案件社会关注度那么高，相关部门当然会查实所有细节、消除一切隐患，把这起轰动全国乃至整个世界的足球案件办好。”
那么，反黑大审判究竟会什么时候开庭呢？
前不久，国内某专业体育报透露，足坛反赌案将于11月21日和22日在辽宁铁岭法院开审，而且此后将密集开庭审理杨一民、张健强等前足协高层。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辽宁方面在本周并未开庭审理足坛反赌案件。这一传言又不攻自破。为了解足坛反赌案的最新进展，记者连日来多次联系和采访了具体负责此案的辽宁警方，此前媒体报道中多次提到的铁岭市检察院、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和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等相关司法部门，以及一直追踪报道此案的辽宁本地媒体人士。
据了解，经过近两年的调查取证，负责侦办足坛反赌案件的辽宁公安机关专案组，已在11月中旬完成使命并解散。此外，此前“取保候审”回沪的涉案人员祁宏、申思等人，以及他们所聘请的律师，都已在几天前接到了检察机关的起诉书。据上海律师庄正权、刘松涛等人分析：“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将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副本，至迟在开庭10日以前送达被告人。”如据此推算，那么此次的足坛反赌案最快将会在12月内进入庭审阶段。不过，由于足坛反赌案所涉及的人员多，社会影响面广，相关司法部门一直对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布持谨慎态度。对于具体的开庭时间，无论是铁岭市检察院、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还是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均未对此作出正面回应。
除了开庭时间，足坛反赌案审理情况能否及时公布，也是媒体和公众较为关心的问题。对此，那位专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只要不涉及国家机密、个人隐私和未成年犯罪的话，案件一般都会进行公开审理，会允许进入庭审现场旁听。不过，由于案件的特殊性，法院进行不公开审理的可能性也很大。”据记者了解，即使公开审理，由于整个案件的敏感性、以及受到场地限制（如铁岭中院的审判庭只能容纳60人左右旁听），再加上旁听人员的资格需要经过严格审查，想要到场旁听并非易事。
南勇、谢亚龙
量刑不会太重？
日前，坊间流传足协涉案人员的金额实际上并没有外界传说的那么夸张。据了解，专案组在调查取证结束之后，足协方面的所有涉案人员中，杨一民的涉案金额最多，在人民币200万元左右，警方取证之后，证实了杨一民涉嫌操纵比赛；另外，前福特宝公司总经理邵文忠的涉案金额是杨一民的几倍之多，不过，邵文忠将另案处理。与外界此前传言差距最大的，要算是谢亚龙和南勇两人的涉案金额。据相关方面透露的信息，经过长期的调查取证，两人的涉案金额不过几十万元，其中谢亚龙不足百万，而南勇甚至连40万都不到，并非像此前外界传言中的有200万之多。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在即将开始的审判中，两人将同时以受贿罪遭到起诉，谢亚龙或许将有其他起诉罪状。而南勇涉及到爱福克斯的事情，经过警方调查后，证实并不成立。两人受贿的来源，多是俱乐部逢年过节给予的一些“过节费”。相比于其他领域内的反腐案件而言，这样的涉案金额，既称不上大案，也称不上要案，更不是什么窝案。这或许也是让法院迟迟难以开庭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另外，李冬生、张健强、蔚少辉等人的涉案金额也并不多。不过，值得一提的是，陆俊等几个裁判涉案金额较多，而且犯罪情节更为恶劣，而中国足坛假赌黑案开始后，第一个被抓进去的王珀，案情更为复杂，除了其在足坛的事端之外，警方目前掌握了其他证据，证明了其在山东的一桩诈骗案，涉案金额在80万元左右。
据业内专家分析，眼下反赌打黑案件的关键已经不再是涉案金额，而是犯罪嫌疑人诸如谢亚龙、南勇、杨一民、张健强等人身份如何定性的问题。是国家公职人员，还是非国家公职人员？犯罪嫌疑人的性质将决定惩罚的尺度，而两种身份间的量刑有着天壤之别。由于中国足球体制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足球管理中心和中国足协是两块牌子一班人马，这样就导致了谢南杨等人既是国家公职人员，又是非国家公职人员。倘若把谢南杨等足协官员按照国家公职人员的标准界定，他们量刑相对来说将会很重，不过中国足协很有可能面临着国际足联的严厉处罚，因为按照国际足联要求，各国家和地方足协应是民间团体，而非国家职能部门。
1997年，时任国家队主帅的戚务生有段故事，那就是“下课”声铺天盖地而来时，他说：“我是国家干部！一切听从组织安排！”那么，连国家队主帅都有此公职人员的身份，如今要躲避国际足联方面的麻烦，将足协高层人士定性为非国家公职人员，是否明智呢？当然，也有专家分析，是否将足协的涉案人员定性为国家公职人员或非公职人员，最关键并不在国际足联方面的压力，而是出于最终量刑是轻是重的考虑。据说，那些涉案人员被抓后，绝大多数都表现得十分的好，非常配合专案组的调查，基于这些原因，按照相关规定，他们同样会被轻判。
记者在调查采访中了解到，检察院方面在为谢亚龙、南勇等人量刑时，也不排除要考虑到中国足球“原罪”所带来的影响，换言之，当年在中国足球的大环境里，无论是谢亚龙、张亚龙、刘亚龙……无论是谁可能都是难做到“出淤泥而不染”！因此，基于这些客观因素，法官同样不会量刑过重。
细数那些落马的足球高官和相关人员，无论是书生气十足的谢亚龙、“北方硬汉”南勇、曾经在高校任教相当儒雅的杨一民，还是业内权威陆俊、伶牙俐齿的蔚少辉、极重江湖义气的尤可为……他们行业各异、个性不一，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出事”之前在各自的行业内部都是能力出众，有些人甚至被公认为“好人”，谢亚龙在来中国足协之前更是被外界称为又红又专的干部，当年他在安康县挂职时，能力出众，口碑极好，深得民心，可是进入中国足协的大染缸后，一切都变了。
那么，这些“能人”甚至所谓的“好人”，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深渊的？谈到这个问题，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中国足球的“原罪”，对此，很多人都会感慨万千：到底是谢亚龙毁了中国足球，还是中国足球毁了谢亚龙。事实上，中国足球的腐败根源是结构型的制度问题以及因此带来的监察缺失。
球员花钱买“国字号”资格，教练、裁判花钱买前途，俱乐部花钱买成绩……熙熙攘攘，怎一个“利”字了得。中国足球产业每年的直接和间接收入高达数十亿人民币，但是如此巨大的商业利益却是由中国足协、国家体育总局足管中心直接进行经营和管理的。中国足协、国家体育总局足管中心“两块牌子，一套班子”，既是行政机构又有民间协会的外衣，他们成为巨大利益的创造者和维护者。做一个假设：在这样的情形下，大家可以扪心自问，如果你是足协高官，你能经得住诱惑吗？尤其是在“反赌风暴”开始之前，这种诱惑看上去并没有什么风险。
大名鼎鼎的中超公司，曾是中国足坛最赚钱的大企业，每年的收入数以亿计。然而让人很难理解的是，这样一家大公司最大的股东居然是中国足协，也就是说公司的一切人事任免权、经营管理权、财政大权全由中国足协说了算――2004年，徐明、张海等人的逼宫，其实质便是觉醒过来的俱乐部联合起来，想找足协争取自己应得的利益和权力，如今旧事重提，难免让人唏嘘不已。
如今，大家都已经意识到政企不分、管办一体是中国足球的“祸根”，此症不除，还会产生新的谢亚龙、新的南勇，但真想进行体制方面的改革，却也并非易事。国际足联明文规定，任何国家或地区的足球协会只能是民间组织，而不能有政府色彩，但在中国，如果让中国足协剥下“国家体育总局足管中心”的外衣，我们很难想象他们能够统一协调安保、体育局、新闻、行政、电力、交通等各方面的力量，成功组织中超联赛；我们也很难想象中国足协能够在没得到政府支持的情况下，去独立申办亚洲杯、世界杯这样的大型赛事……
除此之外，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足协长期不愿放权，也是改革很难推行的重要原因。“管办分离”，对于中国足球来说早已不是一个新话题，为什么中国足协始终不愿意放权?因为一旦下放权力，中国足协的经济利益和权力范围将受到极大的削减。改革之后，如果中国联赛委员会或者说职业联盟，像欧美联赛那样有了一个完全独立的地位，那么国家体育总局将如何面对这一现实？已经花惯了“私房钱”的中国足协，又去哪里开辟新的“财源”？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在为南勇、谢亚龙等人量刑时，必须要考虑到相关因素。”有知情人士如此表示。
事实上，相关方面也已经认识到，仅靠扫黑严打，救不了中国足球。现任国家体育总局足管中心主任韦迪，上任之初踌躇满志，不断向外界透露“中国足球未来发展之构想”，但事实上，他上任之后，中国各级“国字号”球队接连溃败：2011年，布拉泽维奇率领的中国国奥队在主客场两回合的比赛中被阿曼淘汰，早早地无缘伦敦奥运会；2011年，李小鹏率领的中国女足，在奥运会亚洲预选赛六强赛中未能突围；2011年，史上最贵的洋帅卡马乔率领的中国国家队在亚洲二十强比赛中先后不敌约旦、伊拉克，中国男足又一次未能晋级亚洲十强赛，世界杯当然就成了镜花水月……乱世须用重典，大乱必将大治，经过“反赌风暴”的洗涤，中国足球界的环境会得到极大的改善，但一年来中国足球的糟糕战绩证明：仅靠严打，中国足球的春天不会来临。当然，这是中国足坛反黑大审判终极判决后，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足球人需要深思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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