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岁少女金星,可以出来见人了]宇宙少女歌曲
时间：2019-05-15 03:16:4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看我以前是男孩子的时候，完全像看另外一个人。我的孩子问我，妈妈，那是谁？我说那是你舅舅。我大儿子，一个11岁的男孩子，他说你年轻时候还挺帅的嘛，我说现在呢，他说，风格不一样了。
算了一下，我爸爸妈妈生我是在1967年8月13日，那是我爹妈给我的生日。1995年4月5日，清明节，我把自己又生了一遍，今年我正好是17岁少女。17岁了，这个女孩子长大了，可以见人了。
到目前为止，我还有不安分的因素在身体里。小时候学舞蹈，但我一点都不甘心。比如看到花样滑冰运动员在冰上驰骋，我说我要改行，我要学滑冰；听刘文正的歌，我说我要像刘文正那样唱歌。我的思维随时随地都没有固定在一条线上。
很多人问，你是怎么走上舞蹈这一行的？我没有选择舞蹈，我选择的是舞台。只要把我放在舞台上，大幕一拉开，灯光照在我身上，我就是最幸福的人。
我到部队舞蹈团，父亲带着一点传统虚荣，觉得当兵挺好。父亲是解放军的官员，希望我在部队里有所发展。但我妈妈是个特别倔犟的女人，她说这个孩子要上大学，舞蹈能跳到什么份上？尤其在一个传统的朝鲜族家庭里，男孩子跳舞是大逆不道。而且在父亲家，我是一脉单传。
部队的领导当时也没看上我。你看我小时候的照片，脑袋大大的，单眼皮，没长开。部队领导选演员，选了孩子以后还要看他的父母。我爸妈个子都不高，领导说不行，这孩子没什么出息，不像演员。但我的恩师，他说就这个孩子有出息，我也不知道他看到我什么了。
我9岁离开母亲，参军到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当时我们团里有王刚、黄宏、董文华、句号这些演员，我是最小的。
在部队练功很苦。在中国，很多家长把孩子送到体工队，希望教练对自己的孩子越狠越好，这样才能把孩子培养成才。如果按照西方现在的法律来讲，那完全是虐待儿童。
那时候我就告诉自己，要坚持，但坚持什么，我也不知道。大家现在认识我，感觉好像我把生活安排得特别好，特别知道想要什么。说句老实话，在17岁以前，我只知道跟着感觉走。
当一个孩子青春期萌动时，我对自己产生了很多怀疑。我个子不高，只能演小战士角色，于是，我被领导发配到舞台工作队，做了一年服装，帮人家熨衣服，做头饰，打灯光。这时候我的恩师，他觉得太可惜了，跟领导说赶紧把这孩子送到北京去，在解放军艺术学院进修。
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反正听老师安排，但也不是全听。看到苏联的芭蕾舞大师，老师说你一定要像他这样做最好的演员，我点个头，说我会努力，但心里说我绝不。我永远达不到他们那个样子，他们也永远做不到我这个样子。
我在全世界作了很多演讲。国外记者不可思议，说金星，你在中国做现代舞，做性别转变，你是受了什么样的教育？我受到的是最传统的教育，但是你们别忘了，往往是在最封闭的环境中，思考恰恰是最自由的。
我当兵时年龄太小，男女老少从来没有把注意力放在我身上。当时我的恩师，他说这个孩子是没有性别的。我觉得老师你看透我了。虽然这是一句玩笑话，但我觉得，我真不知道我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反正这样挺好，谁也别关注我。
童年生活造就了我今天，我曾想将来要做一个漂亮女人。当时在部队里，我知道根本不可能，所以我敢想。我说我将来要会说很多外语，周游全世界，我要自己给自己编舞蹈。那个时候看刘晓庆演《小花》，看成方圆唱歌，我说不着急，她们将来都会成我姐们儿的。
当时我跟女孩子特别谈得来，对男孩子保持点距离，但我还生活在男孩子空间里面，所以我像个女特务一样，在男人世界卧底了28年，老天爷让我掌握了男人的第一手资料，把男人研究得透透的。这对我今天做女人有很大帮助。
在我没有性别之前，我能做好一件事，就是好好跳舞，在中国出名。这个信念压在我嘴里面，谁也不敢说，因为我受的教育是“骄傲使人退步，谦虚使人进步”。今天时代不一样了，我把这个口号改一改，“骄傲使别人退步，谦虚使别人进步”。
终于有了一个机会，在1985年，我参加“桃李杯”比赛的时候，获得全国第一名。王光美女士给我颁的奖，我记忆犹新，她说你跳这么好呢，我说好吗？从那短短的一瞬间，你知道我们中国在培养舞蹈演员，培养体育运动员的肢体开发上，全世界第一。因为它已经超限度了，完全不像人了。
基于这样的成绩，国家把我派到美国留学。
不要把我想得那么好，到美国后，我想改行来着。美国给我提供奖学金，有吃有住。出国的时候我就会三句英语，“excuse me”、“thank you”、“bye-bye”，我想赶紧学英语，办移民留在美国就再也不回国了。真的，我真这么想的，一点都不谦虚。
但我发现，舞蹈还是我最擅长的。哪怕我不会说英语，哪怕我什么都没有，我可以用舞蹈征服别人。
出乎别人意料，拿到美国身份后我觉得不自由了。我这个人从小自由惯了，拿着绿卡，我就不能到欧洲演出，只能在美国呆着，在美国服务。但我要去欧洲，如果这个小本本限制了我，我绝对不要。
美国人跟我说，全世界人想跳现代舞，想出名，只有在美国。当时我挺倔，碍于面子，跟给我奖学金的美国负责人说，我偏要去欧洲，将来再回纽约时，一定带着我自己的舞蹈团，不然就不回来。
我忍了20年。从1991年离开美国，我就再没回去过。去年，我终于带着“金星舞蹈团”走上了纽约的舞台，是纽约请我回去的。我心中的坚持让我有了这一切。
但我坚持不做苦行僧式的艺术家。
别人说做艺术家一定要吃苦，你才能厚积薄发，同意。但不见得每个人都走这条路，我特别追求生活质量，艺术我可以思考，可以追求，但生活我要细节。前两天我跟儿子聊天，我说别让妈妈操心，妈妈要美美地变老。
12年前，我这么一个东北女人辗转在上海扎了根。当时我离开北京，朋友们不理解，说她怎么会到上海去，上海是个没有文化的地方，要做艺术只能在北京。
来到上海以后，我的确碰到了很多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是观念的问题。我刚到4个月就在歌剧院推出了两部作品，这时有些领导就担心了—大家都不做事，就相安无事，这个女人一来，太有威胁了，要把她挤出上海滩。 我只想搞作品，不想当官。我脾气也倔，当时一拍桌子说我还不走了，看谁在上海滩混得好。
我的舞蹈感染了一些年轻演员，当时从歌剧院出来7名演员，放弃了国家待遇，说金老师我们跟你走。就这样我们建立了上海金星舞蹈团。没有地方住，我就带着演员住在襄阳路小宾馆。
虽然在国外转了一圈，但我以前无房无车，存折里不到一万块钱。
老天爷给每个人最好、最公平的礼物就是自由。这也是咱们中国最大的问题，用户口、房子、车，把人给锁住了，不让你流动。人才不流动，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有创造性的人物，所以很多发展就慢。
别人问我，说你的创作灵感在哪里，我说我天天就看人，我特别喜欢观察人。大都市里的人特别孤独，哪怕我们挤在一辆公交车上或者地铁上，但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孤独比较封闭，所以我想把这种感受放到我的作品里，叫“不同的孤独”。
我的苦，我的孤独只有我自己知道，但好在舞台上那一瞬间给我释放了。有一次我在舞台上跳舞，灯光一打，我儿子走了。他说，他不想看我那么孤独。当时我大儿子才5岁，这句话让我特别感动。
记者朋友们说，金星老那么阳光、灿烂。我说没有，我哭过、无奈过，被人骂过、骗过、敲诈过，我都经历过。
在我有孩子之前，我是比较自私的，我只想成功。我这么努力，从男人做到了女人，我一定要告诉全世界我是多么有魅力的女人，多么好的舞蹈家。
谁改变了这一切呢？就是我的家庭。大儿子嘟嘟3天时，我收养了他；女儿在外面漂了5个月，最后落到我手里；小儿子，我们管他叫小三，他说经常有人在电视里喊我名字，我说他们喊的是另外一个小三，跟你不一样。
行为上我收养了三个孤儿，三个弃婴，但这是老天爷给我的奖赏。原来我觉得自己是最重要的，有孩子以后，发现孩子是最重要的。孩子突然把我浮躁的心—想证明给全世界我是多么美的女人的心，一下子抹得一干二净。
大家担心，孩子们知道你的故事吗？你跟孩子怎么交流？其实我也没准备好。老大嘟嘟，4岁的时候，突然童言无忌地问我，妈妈，我们是哪来的。我当时一抖，我说有一个阿姨把小三生到了医院里面……他说妈妈我知道了，是不是那个阿姨生了小三以后，她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她根本没法管小三，她就把小三交给你了。我说对。我儿子马上很严肃地瞪着我说，我不是你亲生的吗？我说嘟嘟，妈妈特别想生你，但是你知道妈妈原来是个男人，不能生孩子，所以妈妈必须做了女人以后，才有资格做你的妈妈。
人生最大的一个难题，就这么迎刃而解了，再没有任何麻烦，弟弟妹妹有什么不知道的都问他去了。所以说我觉得对待孩子的态度，他问什么就答什么。
大儿子明年要到英国上学。他说你怎么能让孩子不在父母身边长大呢，我说我也没办法，高考你考得来吗？考不来。
下班回家，三个孩子在家里看电视。儿子说，娱乐节目又报你了，说你是毒舌评委，媒体好无聊啊，他们还拿你变性来说事。这句话说得我特别窝心，特别感动。我说妈妈不是毒舌，要知道电视是先录后播的，我的起承转合全被导演掐了，他们是为了提高收视率，为了塑造一个毒舌评委，把我最狠的话放在电视上了。
其实我说话比较狠，比较直接到位，我认为自己是良药苦口，肺腑之言。这是我做人的一个准则。
我像个女特务一样，在男人世界卧底了28年，老天爷让我掌握了男人的第一手资料，把男人研究得透透的。这对我今天做女人有很大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