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你所爱的人就在你身边 [天津:洋人就在你身边]
时间：2019-05-12 03:23:2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其实这是一个西方人占领过，却从未征服过的城市。 正阳门火车站的汽笛一拉响，无数新闻故事已在路上。 那趟开往天津的京津快车上，乘客都是何许人也？你守在站台上，紧盯着头等车和二等车的车门，一个个挟着皮包，戴着礼帽的人影从你眼前掠过，很少大张旗鼓的送行，却总有拐角或旮旯的窃窃私语。他们嘴里的烟头在冬日冷空气中发亮。
怕冷，怕麻烦，你可以找到站长，以媒体的名义，向他索要该车次的“要人名单”，只要是侍从武官或管家打电话来订的票，主人的名字就会出现在次日各大报的“政要萍踪”栏目里。那一般是在第六版或第七版的下方。
可是，真正的新闻在不想让公众知道行踪的乘客身上。他悄然买票，悄然上车。如果你是一位懂行又负责的新闻记者，该常在京津快车上逡巡，没准儿会猛然遇见一位现任总长，或是赋闲的督军，你大可以凑上去，请他抽一根雪茄，顺便谈谈时闻与财政。奇怪吗？一离开京师地面，这些政客就像刚买了高额保险，警惕性低得惊人，牙缝里随便漏点儿消息，都够你写篇专访。
万一碰上的是某秘书，某侍卫，某干事长，你更得小心，他可能是去送信，谈判，替主人打前站。他们是中国政治的晴雨表，留神他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如果有可能，偷偷看一看票根，哪怕是单程票与来回票的不同，都暗示着不同的政坛动向。
到站了。打算在车站等一小时原车返回吗？我劝你在天津多呆一阵子，北京只是表面的风云际会，真正的密谋与发动，都在200里外天津卫的九大租界中。
走出天津站，空气中飘浮着煎饼与麻花的香气，眼前是流淌的海河，对岸是英租界与法租界，无论是凌晨或夜深，有些楼房灯火永不熄灭。
商战于沪，政战于津
你一定知道，“天津”得名自明永乐帝，意指天子渡河之地。不过，这一命名大可玩味——当朱棣经此南向，发动“靖难之役”时，还只是图谋叛乱的皇叔燕王。因此，“天津”是一个被追认的地名。
而且，如不是朱棣在南京呆不住，强行将国都迁回根据地北平，天津也无由成为拱卫京畿的“天津卫”，九里方圆的天津城也不会在永乐四年（1406）建成。那时，北京尚未建成，正式都城还在南京，但永乐帝已先行在天津布下这着棋子，1.6万多名士兵驻扎于此，当然是保卫京师，更重要的是保护漕运——帝都既设在远离经济中心的北平，由南往北的运输线便成了王朝命脉，河运与海运汇聚地的天津，地位之重，不言而喻。
由此你也不难明白，为何“英咭唎王国”的炮舰一旦自粤闽浙北上，直指大沽口，道光帝的态度立即软化，派出琦善与义律谈判。“在鸦片战争激烈进行过程中，每逢不能满足英国的侵略要求时，它就要发出‘北赴天津’的叫嚣。”（《天津近代史》）
是并未失陷的天津，而非被占领的上海，终结了这场战争。请记住这一点。
如此脆弱又重要的天津，注定是守不住的。16年后，英国，这次加上法国，再次与清廷开战，就无需再在东南膏腴之地纠缠，直接剑指天津。大沽三战，天津被占领40多天，《天津条约》、《北京条约》，朝廷已无法像1842年那样拒绝天津开埠，英法战胜，强划租界。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后，清廷设北洋大臣，例由直隶总督兼任，于是这位帝国最重要的外职官员的衙门，从保定移至天津，从此形成了中外“商战于上海，政战于天津”的格局。
让我们弄弄清爽：八旗入关，跑马圈地，将北京城几乎变成了一座大兵营；天津呢，本身就是“卫”，就是一座大兵营。兵营文化是怎样的？只要想想近年被反复书写的台湾“眷村”，就可以思过半矣。这种文化中浸染长大的子民，重义气，好竞争，又对秩序等级有天然的尊重，对非传统的新事物相当排斥。“天津旧为军卫之区，俗尚武健。”（《天津县志》）“民气强悍，虽好斗而畏法，无敢与官长抗违者……以气节相高，无论贫富，见义必为。”（《续天津县志》）
人们常说“南沪北津”，说这是近代中国最洋气的两座城市。但莫要忘记，上海在开埠之前，只是江南一个普通的县城。而天津，早已是中华帝国北部首屈一指的大码头。统计数据表明，早在1845年，天津居民中的职业人口便已占总人口的60%，总户数的52.71%是“盐商、铺户和负贩”。到了1930年，租界之外的天津居民调查，职业人口在城市总人口中的比例仍是60%左右，主要仍由坐商、手工业者、勤杂组成。80多年，添了九大租界，天津市民的职业构成与城市生活，却没有根本的变化。
在传统的意识形态叙述中，天津的“反帝”传统要比上海早得多。五卅运动之前，上海几乎没有成规模的中外冲突。而天津早在1870年就爆发了“天津教案”，中兴名吏曾国藩因之声名扫地——试着想象：清末的上海，那个海上繁华梦的所在，会爆发“教案”吗？如果你能穿越，去问问李伯元、韩邦庆或吴趼人吧。
庚子事变，华洋大交兵，南北大分裂，“扶清灭洋”VS“东南互保”。义和拳起于山东，兴于直隶，盛于津门，红灯照更是以沽直为发祥地。与上海不同，租界，洋人，买办，似乎是与天津居民不甚相关的物事。站在天津土著的立场，租界和洋人，带来了什么好处？市政？警政？商机？就业率？似乎都不明显。
天津租界内外，并不像上海似的华洋杂处，来去自如。上海有公共租界，天津没有，八国联军加上比利时，各据一隅，其中多个租界排斥华人迁入，天津居民也缺乏进驻租界的动机——据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编的《天津志》记载，1906年，天津租界总面积是华界面积的1.5倍，但华界的中国居民总数超过35万人，租界的中国居民只有6万人，还包括“许多原先住在这里尚未迁走的中国人”。
天津的租界社会相对独立，华洋之间壁垒森立，正如一位俄国记者报道的那样：只有讲英语，读《泰晤士报》，打网球，戴英国式的软木遮阳帽，穿白鞋黑袜，每天喝搀苏打水的威士忌，而且同时“蔑视中国人”，“才算得真正的绅士派头，才是文明人在东方的天职”。（《八国联军目击记》）
租界占据了海河两岸的大好区域，独享着津沽码头的上等资源，却没给天津人带来显而易见的好处，无怪乎庚子年，天津人近乎狂热地攻打紫竹林与老龙头火车站，因之也引致了八国联军对天津的洗劫。1900年11月26日，各国联合成立的天津临时政府“都统衙门”第74次会议决议：“因军事理由及卫生目的，决定拆掉天津城墙”，并且，“今后不得重修”。天津成为中国唯一一座被外国人强拆城墙的城市。 1928年，大商人高星桥在法租界投资修建了天津最大的商场。法租界当局多次建议商场命名为“法国商场”，以资纪念。高星桥却认为这个名称会冒犯天津人，引发抵制风潮，最后采纳了前清皇族载振的建议，定名为“劝业场”。
可以说，租界一直是天津人的眼中钉，心中病。一般来说，租界存在时间较长的地区，居民会有明显洋化趋向，如上海、青岛、大连，甚至在语言上会留下痕迹。但天津人能说外语的极少，天津买办有广东帮、宁波帮，但没有本地人。
别看五大道日夜灯火辉煌，赛马场朝朝采声雷动。其实这是一个西方人占领过，却从未征服过的城市。
北京的试验场
庚子之后，西太后老佛爷也知道，不变法不行，不学洋人也不行。可是，拿北京来变法，反对声浪太大，也很冒险。“那么，让袁世凯在天津试试吧”。
新任直隶总督袁世凯，起家靠的就是天津。1895年，他以道员衔驻小站督练新军，引起了帝后两党的注意，这才有光绪帝召袁进京陛见，谭嗣同夜访逼袁站队，袁连夜驰回天津告密等一系列或真或假的事件。
无论袁世凯有没有促成六君子的断头，他因戊戌政变外放山东，并因大杀义和团倍获赏识，总是事实。他获得了梦寐以求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职，这在1900年后的中国，是最最重要的职位。两江总督富庶有过之，湖广总督实业或胜之，两广总督独立程度更高一筹，但说到影响朝政，动摇国运，直隶总督甚至超过了皇帝皇太后。
因为，一、它是北京的试验场；二、洋人就在他身边。
1870年，曾国藩在此任上，还觉得跟洋人打交道多么麻烦，如今袁世凯却不得不感谢租界提供便利的学习机会。
新军取法德日，士兵实行标准配备，按月给军属寄发饷银，并在军营内对士兵实行浅近教育，北洋军队即此成型，30年内无与抗手；
《辛丑条约》规定天津不得驻军，新式巡警得此机会大显身手。巡警局的总办是日后民国第一任总理赵秉钧，教习则由日本警视厅警官三浦喜传等任教习。一方面，这支队伍是袁世凯将来遍布天下的密探网络之雏形，另一方面，这是中国城市第一次拥有自己的公共治安体系。
1905年，巡警制作为成功经验，全盘移植北京——几千名天津警察直接开入北京执法。这批巡警地位非常特殊，1908年光绪、慈禧相继崩逝，全中国都得守100天的“国服”，你要是听过相声《八大改行》，准知道那有多严格，长个红鼻子，巡街的过来就是一鞭子！还有穿红袄的乡下妇女，被迫当街脱去外衣，回家上吊的新闻。连奥地利租界的巡捕，为了表示“尊重中国”，都摘下了帽顶的红缨。
只有遍布京津的巡警，“帽上袖口，红道宛然”，有那爱国子民投书报馆质问其事，报馆转问巡警局：此事是否无暇之疏误？巡警局义正辞严地回答：不是来不及，巡警效法西制，礼仪亦以西方为准，“不为国丧易服”。大家也莫之奈何。
1906年，朝廷准许在“奉直两省”试行地方自治，袁世凯即成立天津自治局,一面编印《立宪纲要》等书，派员到天津城乡各区宣讲自治要义，一面由州县派人来局学习，四个月毕业，再从中选拔人员到日本学习，也是四个月。1907年7月，天津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地方选举，选出十名议员组成的天津县议事会。清末立宪运动就此从宣传鼓吹之阶段进入执行定制之阶段。
这一切让天津成为中国政治试验的特区。与之相应，中国最早的华资日报《大公报》亦出自天津，与《申报》并称南北两大报业重镇。袁世凯之于天津，正如张之洞之于武汉，都是一手将一座重镇带入了一个新的天地。
如果你身在辛亥那年，一边是激情迸发矢志革命、却毫无治国经验的孙文一党，一边是老谋深算、拥有天津政绩的袁世凯集团，你会倾向哪一边？你会不会像李大钊与梁启超一样，认为袁世凯才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鸵鸟都市
对于老中国而言，上至西太后，中至曾国藩李鸿章，下至京油子卫嘴子们，香港、上海，那是已经送给外人的“夷场”，由他们胡搞去。天津，那可是大清朝的腹心之地，股肱之卫。洋人势大，没法子不让他们订条约，占租界，对于洋人在天津的为所欲为，老中国只眼开只眼闭，眼不见为净，好似头伸进沙堆的鸵鸟，老子惹不起，躲总躲得起。
曾国藩要“以诚待人，以德服人”，结果在天津弄得灰头土脸。李鸿章吸取教训，只管跟洋人、买办“打痞子腔”，以无事为上。比如美国因侨民不足，管理成本太高，设立公共租界的提议又无其他国家附和，于是打算将天津的美租界“交还中国管理”。直隶总督衙门怕生意外，一口拒绝。美国只好将租界管理权让给英国。
这不是李鸿章一个人的思路，整个京津社会都是一派鸵鸟政策。洋人关起门在租界搞赛马，打网球，庆祝圣诞节、汉拿卡节（犹太光明节，这是有记载的中国过此节的唯一城市）；中国人在租界外赛龙舟，办庙会，抬着天后像游街。两个世界就这样并存、重叠在天津卫。
说来也古怪，天津这个五方杂处的码头城市，民风特别保守。举个例子，入民国后，首善之区北京的丧事都已变通，死者当日成殓，只有天津社会还是恪守古礼，单日不殓，双日方殓。五黄六月，难免引发瘟疫，警厅悬为厉禁，仍然无法扭转这种地方风俗。
再说近一点，京剧、相声、大鼓名角为什么大都学艺于北京，成名于天津？曲艺的段子、规矩、范儿，为什么在天津保留得最好最完整？这必得天津有保守成规的风气。
1927年，中国风气渐开，女性衣着亦趋开放，大江南北莫不然。天津华界警察局颁布告示，公开干涉：“照得妇女服装，向有定制，本所以端风化而维观瞻。近查有一般女子，好弄炫奇，装束诡异，袒臂裸胸，自命时髦”，一旦发现，“带案送惩，决不宽贷”。
你在租界里胡作非为，他们管不着，但你敢出来试试！文告颁布后，一位徐姓少女从日租界行至华界，只见她“穿着纱长袍，藕荷色长背心，绣花白鞋，白丝袜，手提绿色旱伞”，引发观者如堵。巡警一看有可能酿成群体性事件，赶紧上前阻止该少女，劝伊乘车回家，与该少女发生争执，几乎“带区处罚”。
也是在这一年，西方交谊舞在天津租界广为流传。老实说，这种男女共舞从来就有，上海也老早就跳得不亦乐乎。不过以前是洋人跳，现在渐渐有华人出入舞场，对天津道德分子的信念造成了极大威胁。以前湖北督军王占元为首的几位名流联名致书各大饭店华人股东，要求他们舍弃商业利益，维护传统道德，否则要“血战到底”（“坚持到底，无论何时，战志不渝”）。
这批大老何来这么大义愤？因为他们认为，跳舞“毁坏名节，伤风败俗，不遭天谴，亦交冥诛”。哇！不过看看他们想象、描述中的交谊舞，似乎这种义愤也有几分道理呢：
“于大庭广众中，男女偎抱，旋转蹲踢，两体只隔一丝，而汗液浸淫，热度之射激，其视归合之翻云覆雨，相去几何？”
西俗不能传染于华人，华俗倒不妨发扬光大，比如“大出殡”。当年盛宣怀出丧，在上海也曾喧堵一时，轰传内外。不过上海盛宫保那种卡司的要人到底少，哪像天津租界，前总统前总理废帝摄政王色色俱全，督军总长算什么？死一个大老，出一回大殡，全城大堵塞一次。各国租界也不胜其烦，日租界率先规定，每次出殡队伍经过，交2000元——这正中了豪门耗财买脸的下怀，大出殡风气更盛，成为津门一道常见风景。
租界真跟天津人没关系吗？不是的，租界离北京200里，多么好哇，洋人就在你身边，还怕有个三长两短没有逋逃薮么？租界至少助长了天津人瞧不起人，更瞧不起北京人的脾气。北京人看见当官的，都是官们趾高气扬的得意之时，一旦有些风吹草动，当官的都撒丫子跑到天津租界当鸵鸟，狼狈相全落在天津人眼里了。
民国五年六月，从天津发迹的袁大总统病逝于北京，消息传来，本来就惶惶不安的北京政界一片哗然，人人不知谁会上台，更不知上台后会不会算洪宪的老帐，一日之间，奔逃天津的官员达六七千人。一天，六七千！你那时要是身在老龙头车站广场就好了，那是多么盛大的景象！
黎大总统上台，既往不咎，庞大的官员群又杀回北京视事。天津的旅馆、公寓，房价为之大跌，不过天津人不在意，收拾收拾，等着。过了一年，张勋张辫帅自徐州进京，先在天津开几天会。没两天，听说大清复辟了，在天津的遗老，总督，布政使，按察使，提督统带侍郎副都御史，都赶着往北京奔，反过来，民国的官儿涌往天津。具体数目，嘿嘿，没统计，太乱了，我只知道，那两天，北京前门车站的京津快车车票，总额卖了70万大洋！70万！
所以啊，别遗憾这次停留时间不长，会再来的！你看张大帅，不上十天，不也又逃回天津了吗？这回他在五大道买了房子，天津房地产，有盼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