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晋级之路巴西缓解贫富悬殊之路

时间：2019-05-05 03:22:55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尽管巴西贫富差距依然比中国大，但在破解收入分配不公现象方面，巴西人的政治智慧、治国理念和社会政策值得同为“金砖之国”的中国借鉴　　巴西的基尼系数曾经高达0.6，几乎是全球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处于社会分裂与动荡的悬崖边。
　　在工业化的驱动下，巴西在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进入了GDP年均增速超过10%的“经济奇迹”周期。与此同时，巴西也进入了一个两极分化迅速扩大的阶段。到1990年，20%最富有者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为64%，最穷者占有的比例仅为12%。
　　片面追求经济增速而忽视社会分配的经济模式到20世纪80年代让巴西难以为继，并且还须为此前的负债发展模式埋单。从80年代末开始，巴西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开始集中爆发。此刻，巴西人悬崖勒马，从90年代中期起，以“公平社会”政策作为优先治国战略，通过三位总统卡多佐、卢拉、罗塞夫十多年的连贯施政，大大降低了基尼系数的峰值，并逐步走向一个中产阶层占社会一半以上的橄榄形社会。
　　三位总统接力跑
　　卢拉的前任卡多佐总统面临的问题是，国内的通货膨胀率和外债水平都特别高。
　　1993年底任联邦财政部长的卡多佐成功实施“雷亚尔计划”（雷亚尔为巴西新货币的名称），久治不愈的高通货膨胀率在90年代中期回归正常水平，1993年，巴西通货膨胀率达到2489%的峰值，到1995年骤减至22%，1996年降至一位数。高通货膨胀的降低直接减少了中下层民众的生活成本，与此同时，也压缩了富人阶层投机经营的空间，而通过加征税收（遗产税、金融交易税）等办法使得富人阶层的财富面临缩水。凭借“雷亚尔计划”的成功，卡多佐在1994年底的大选中当选为巴西总统。
　　尽管卡多佐实现了当时巴西宏观经济的相对稳定，但巴西在20世纪90年代末一直徘徊在市场动荡的边缘。经济乏力成为卡多佐在任八年的首要挑战，两极分化依然延续着“扩大”的惯性，基尼系数在1996年达到了0.599的历史峰值，在其卸任总统的2002年，依然高达0.586，属“世界最不公平”的国家行列。
　　在贫民人口超过总人口数一半的巴西，卢拉提出的“确保每个巴西人一日三餐”的竞选口号迎合了中下阶层的集体诉求。在卢拉执政的八年间（2003～2010年），联邦政府推出的社会政策多达30多项，一般将它们统称为“零饥饿计划”，其中的资助贫困儿童入学的“家庭救助金计划”、提高贫困学生大学入学率的“全民大学计划”、实现贫困地区通电的“全民电灯计划”、改善中低收入阶层住房条件的“‘我的房子、我的生活’计划”等，是卢拉政府社会政策的主干。
　　在卢拉总统卸任前，巴西的社会不公问题得到明显好转，社会政策惠及家庭达1100万户，受惠民众达2900万，中产阶层的比例从2004年的42%升至52%，赤贫人口的比重从28%降至15.5%；基尼系数从2002年的0.586降至2009年的0.538。
　　卢拉政府一揽子社会政策不仅实现了社会分配问题的改善，另一大效果是橄榄型社会已经在巴西形成。随着中产阶层的壮大，巴西国内的消费市场逐渐成熟，国内消费成为带动经济的重要“引擎”。
　　当前的巴西罗塞夫政府在延续卢拉的政策理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一种协调的发展，强调让所有人享受经济增长的好处。
　　用教育治疗不公
　　巴西在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诸多新政中，教育一环至关重要，也是治本之策。
　　巴西的基础教育、公共教育差，私立教育好，富人和穷人的教育起点并不公平。卢拉执政以来，包括现任总统罗塞夫，政府实行收入直接转移政策，贫困家庭可以领到政府的补贴，但是有条件，受助家庭必须把孩子送到学校去读书。以前巴西基础教育辍学率比较高，现在已有明显降低。高等教育则推行“全民大学计划”，在公立高等教育学校设一定比例给穷人的孩子。
　　最近，罗塞夫总统又推行了一个级别更高的“科学无国界”计划，通过公私合作的方式，设立奖学金，把巴西学生送到国外接受教育。此外，罗塞夫还把卢拉的“家庭救助计划”升级，推出“无赤贫的巴西”计划，用占GDP的1%的投入，把受惠的家庭范围扩大，补贴数额提高。
　　其实，从卡多佐时代开始，巴西就把教育当作扶贫利剑，1996年巴西国会通过法律，规定州教育预算中的15%必须用于基础教育。经济学家舒尔兹认为，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差别，直接的原因是他们的要素禀赋不同，导致的收入不同。享受良好教育，变人口资源为人力资源，这是穷人提升要素禀赋的必由之路。
　　社会自治
　　在医治社会“不公先生”时，巴西民间社会配合政府，形成合力，官民良性互动。巴西的非政府组织非常多，它们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大多是贫困和教育问题。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行动非常欢迎，推出了一系列有非政府组织参与的社会计划，并将政府在社会领域的部分职能委托给非政府组织执行。
　　在教会和非政府组织与众多民众的积极参与下，巴西形成了一支“反对贫困，争取生存”的反贫困队伍。在各城市建立了近4000个自愿的市民委员会，各社区、公司、教堂、非政府组织、工会、邻里委员会和学校均自发和独立地成立了委员会，向约1000万人免费发放基本食品。20世纪90年代中期，“争取道德运动”和其他非政府组织还致力于解决就业和临时安置无地农民等社会问题。
　　工会领袖出身的卢拉总统上台后，为创造与非政府组织之间对话的新渠道，并创建公民参与新机制，推出了一系列旨在反贫困、反饥饿、反社会排斥的政策措施，直接推动了政府部门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
　　巴西非政府组织的社会角色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它不仅是推动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力量，而且也扮演着政府部门的“合作者”、“监督者”和“督促者”的角色。
　　（摘自《南风窗》201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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