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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迪厄社会资本理论 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与女性主义的发展

    时间:2019-05-02 03:16:2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摘要:布迪厄的学术思想和理论观点为女性主义知识提供了重要来源和启示,其超越二元对立的认识论和反思性批判的方法论为女性主义提供了一种社会批判的思维方式和看待既存现实的视角与方法。
      关键词:实践;符号权力;反思性;女性主义
      作者简介:郑美霞(1987.2-),女,新疆伊宁市人,厦门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C9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13-0223-02
      女性主义、女性学与社会学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女性的权利地位、女性的“他者”身份、女性解放、女权主义运动等都是在社会“大场域”中来表现和进行的。女性学的发展继承借鉴了布迪厄的社会理论体系的思想和观点,本文通过分析布迪厄的“性别观”,重点探讨布迪厄的实践﹑惯习﹑场域﹑话语等概念,他主张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对女性主义的借鉴和启示及布迪厄的理论对女性主义的影响。
      一、布迪厄的“性别观”
      布迪厄庞大的社会理论体系很少论及性别话题,仅在《男性统治》一书较集中论述其“性别观”。他是用其招牌理论符号权力理论来分析男性统治的。符号权利理论强调三个方面:性质上符号权力是一种构建现实的权力,通过建立符号秩序,昭示人们事物的法定意义是什么;形式上符号权力非赤裸裸的强硬暴力,而是一种得到普遍认同的软性暴力,具有隐匿性;作用机制上符号权力的实现依赖于一种普遍共识,同时这种共识又是一种误识,指行动者在符号权力的支配下,把符合某一社会群体利益的、本质上是任意的某种真理误以为是普遍真理,即被统治者自身是统治者实施统治行为的一个同谋。故符号权力的可怕之处在于被统治者在自己不知情的基础上赞同了统治者的统治逻辑,并构成统治基础的重要一环。在此意义上,符号权力可称为符号暴力。
      典型反映布迪厄符号暴力运作逻辑的是性别支配。男性统治是一种软性暴力,其运行逻辑不仅存在于男性的认知结构中,还普遍存在于处被支配地位的女性的认知模式中。女人总是倾向于贬低自己,她们被培养的女性习性要求将符号暴力强加给她们的消极品质作为自己的主动追求, 她们不仅认可了自己被排除出公共场所、集会或市场的活动是应当的,还在一切生活领域积极贯彻这一逻辑,把自己造就成一个具有女人味(feminity)的女人,一个温柔、温存、温润的女人。主观期待有意无意地向客观可能性调适的结果,导致女人的普遍被剥夺的状态。女人越是被当成女人看待,她就越是成为社会定义的女人。明显的表现是女人选择专业或工作时总被规劝退出某些学科或岗位,结果她们就真的发现她们确实不适合涉足于这些领域。
      布迪厄特别分析了有关女人身体的意识形态。女人身体的他律性存在,造成女人处于一种永久的身体不安全状态或永久的象征性依赖状态:她们首先通过他人并为了他人而存在,她们总是不计代价经营着自己的身体。“对男人而言,化妆和衣服倾向于让人为了社会地位的社会符号(衣服、饰品、制服等等)而忘却身体;对女人来说,这意味着张扬身体并使身体变成一种诱惑的语言”[1]。女人需要别人的目光来构造自身。布迪厄还认为男人不可避免地被他们的统治所统治,由于他们无意识地将统治模式用于自身,男性特权也就变成了一个陷阱,男女两性的“同谋”使得男性统治被当成一种信念延续下来,而且这种普遍存在的深层次的统治结构是一种超历史的稳定状态,有长期存在的可能性。
      布迪厄的“性别观”将男权统治的事实深刻的揭露了出来,但同时又悲观地切断了女性作为一个性别主体进行反抗的可能性,受到很多女性主义者的批评,如福勒就认为他仍采用了他在理论上反对的男性统治的那些无意识结构,他实际上是无视或至少是简单化女权主义者通过艰苦努力所赢得的巨大进步。论者认为布迪厄运用其理论体系进行经验研究的过程中缺乏乌托邦精神,这导致他“性别观”的悲观主义色彩。女性主义自诞生起就是由乌托邦梦想推动的,所以二者有完全不同的基调。这并不意味着布迪厄的思想理论对女性主义毫无用处,事实上布迪厄的一系列认识理论思考工具对女性主义的发展作用是巨大的。
      二﹑布迪厄理论给女性主义的借鉴和启示
      (一)场域、实践、惯习与女性主义
      场域、实践和惯习是布迪厄生成结构主义理论的三个关键概念工具。场域由一系列关系构成,这些关系是先于个人意识存在的,场域中充满了各种资本及为争取这些资本进行的冲突。社会是一个“大场域”,“大场域”中又有相对自主性的“小场域”,如文艺场,政治场等。行动者一旦进入某个场域就获得了该场域特有的规则、符号和代码,即“进入场域所必须交纳的入场费”,当它们内化到行动者内心深层结构中时,就转化为惯习。惯习是一套持续的、可转换的性情倾向体统,持久性指惯习一旦在人体内扎根,短时间内很难发生改变。可转换性指它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变化。使惯习发生改变的条件是实践。人们通过实践来感知与体验理解和反思现实世界,从而重塑和改变惯习,进而改变场域规则和构成,故实践是连接客观(场域)和主观(惯习)的中介。
      父权制场域中的认知规则是男性为高等的、控制的、强壮的、伟大的、整合的、关键的,属于公共领域的;女性则被塑造成低等的、服从的、柔顺的、渺小的、琐碎的、无关紧要的,属于私人领域的。这套人为建构的规则被固定下来并内化到人们认知结构中时,父权制的惯习便出现并历史性地延续下来。因此女性主义在倡导平等、独立的过程中首先要扫除社会对女性所做的形象定义,打破这种惯习的只有实践。女性运动即是一种实践,三次女性主义实践浪潮促使性别场域内认知规则的改变,也使女性主义取得巨大的成就——不仅从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女性主义,还从经验层面促进了大众对于两性关系的反思。
      (二)话语与女性主义
      布迪厄用“文化再生产”概念分析了占据权力的集团或者社会成员如何使现存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被保持下来。文化再生产过程从根本上说是官方话语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是符号权力的再生产过程。命名,语词等制造了符号权力,在表述现实的同时也建构了现实。“任何支配,如果不通过使人们误识(misrecognized)作为支配基础的任意武断性,从而获得人们的认可(recognized),就不能维持自身的存在”。[2]误识使受到该权力压迫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也自愿参与到其中,默认权力以及权力等级关系中的合法性,二者“同谋”使统治者实现一代代的垄断文化特权。男权社会通过话语定义何为正常,何为反常,通过标准化和正常化的过程要求人们遵从规范。通过误识,女性的心智结构和社会结构的“本体性契合”将统治与被统治这一问题消解于无形,如布迪厄所言,“女人们只能依照虚构的理由变成她们现在的样子”[1],她们认同符号暴力强加给她们的习性,父权制的文化和价值观念成为整个社会的文化和价值观念。用布迪厄的阶级与品味概念解释就是女性处于边缘阶级, 要获得与男性同样的位置就需要习得男性的阶级品味,丢弃自己的生活方式、消费行为、审美观念等女性特有气质。   布迪厄的符号权力和话语为现代女性主义提供了一种社会批判的思想武器,它让女性主义者认识到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是如何为统治他们自己服务的。女性要获得解放就必须反抗这种隐性暴力的统治,质疑男性主义默识,挑战旧有权威。后现代女权主义理论尽心解构社会意识、思维习惯以及男权思想对女性主义的影响,主张消除“男性中心论”,解构男性话语体系。男性具有文化符号体系的操作权、话语理论的创作权,在男权社会话语体系里,女性话语始终徘徊在主流话语的边缘,女性要获得话语权就必须丧失女性主体,丢弃作为女性特有的生存方式、体验方式和言说方式。因此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抱负之一是要创造女性话语。女性只有发出自己的声音,建立独立完整的话语权,才能拥有社会身份并在男权中心的社会权力关系中占一席之地。女性主义的话语革命大规模发生在文学领域,正如塞克修斯所说:“妇女必须自己描写自己”“妇女必须用自身的行动将自己投入到文本之中。”[3]
      (三)对二元对立的批判与女性主义
      布迪厄提供了一种“看待社会世界的全新方式”: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二元对立认识论把世界划分为代表理性、主体、文化、心灵的男性世界和代表情感、客体、自然、肉体的女性世界两大领域。理性与自然,理智与情感,果敢与被动,强壮与柔弱,公共与私人等一系列区分,与男女二元区分一一对应。[4]它为男性统治女性提供了借口,把妇女束缚于家中,排除在公共领域和理性声音之外。布迪厄力图摆脱传统社会学主客观主义对立的困境,超越二元对立达到主客观融合。后现代女性主义者是该认识论的实践者,她们认为并不存在一个本质的“性别属性”,男女二元区分以及“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特征对应的只是特定的社会情境,文化传统和性别互动的过程共同构建了两性在社会中的位置[5],任何两分法都暗含着等级,必须打破男/女﹑生理性别/社会性别之间的划分。
      (四)反思性批判与女性主义
      布迪厄社会学理论倡导社会学剖析,对自己进行反思,确定自己是什么、在干什么。从事研究的学者本身具有思想和观念,必须在不断反思中把握其对象。女性长期处于被压迫的状态,其反抗男权统治时不免会囿于偏狭的女性立场去争取两性平等,因此反思性对于女性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更为必要。
      女性研究的发展秉承了不断反思的精神:第一次妇女运动浪潮实践的目标是争取与男性在法律上平等的选举权,而半个多世纪后女性主义者们发现弥漫在社会各方面的歧视才是造成妇女困境的根本原因。反思后的女性主义者们在第二次运动浪潮中确定了推翻男权中心社会体制的斗争目标。在社会理论界后现代思潮普遍兴起的背景下,女性主义者们又在反思绝对主义的基础上意识到“女性是个多元的存在”。因此在第三次运动浪潮中女性主义者突破了为妇女争取权利和平等的小圈子,关注男性与女性相互依存的关系,并将全人类的进步和发展作为自己追求的远大目标,最突出的是提出了性别和谐理论:主张在重视差异的基础上处理好男女两性的家庭、工作、两性文化观等关系,促进两性协调发展。女性主义理论发展从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女权主义理论到社会性别理论、性别和谐理论, 从对以往男性社会既有理论的完全否定,到借鉴吸收到有选择地改造,正是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思想要求不断反思与构建过程的体现。
      三、结语
      女性主义研究长近年开始逐步走进社会学理论领域,丰富和深化了社会学理论,社会学理论也为之开辟了一个广阔的视角。布迪厄的社会理论体系存在对女性关注的缺失,却为女性主义知识提供了重要来源和启示:“布迪厄侧重于经验材料的研究方法提供了一个社会权力的微观理论,其突出优点是可以把日常生活的细节纳入到理论分析的框架之内,并因此可以超越性别研究的本质主义、非本质主义的传统二元对立……另一好处是提醒女性主义者,任何批判性的女性主义话语必须反思使自身成为可能的社会条件。”[6]
      布迪厄的社会理论体系未对女性主义的发展描绘一个美好蓝图,提供一个更理想的乌托邦,也未告诉女性主义者们应该做些什么,但它为看待既存理论和分析现实提供一种视角和方法,其超越二元对立的认识论为女性主义提供了一种有力的社会批判的思维方式。女性主义的目标是实现妇女解放和自由发展,为此必须通过一系列实践打破男权社会中的惯习。实践的根本在于打破女性对男权社会价值体系的默识,呼唤起符号暴力统治下的女性群体,同时建立女性的话语体系,发出属于女性的声音。最后,反思性是落脚点,时刻对学科怀有反思的态度才能使女性主义理论不断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布尔迪厄.男性统治[M].刘晖译.深圳:海天出版社.2002:112、39
      [2]、华康德.论符号权力的轨迹:对布迪厄(国家精英)的讨论[J].《国外社会学》.1995,(4)
      [3]、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谢立中等译[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260
      [4]、张广利﹑杨明光.后现代女权理论与女性发展[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60。
      [5]、郑杭生、王伟光.中国社会学30年(1978-2008)—— 佟新,“女性/性别社会学”[M].北京:中国社会学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6]、Moi,T.2000,“Appropriating Bourdieu:Feminist Theory and Pierre Bourdieu""s Sociology of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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