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职业道德角度评析_从“多元一体”文化发展模式角度评析“中体西用”
时间：2019-02-10 03:19:0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 中华文化的起源发展模式是“多元一体”,在鸦片战争爆发后,洋务派提出“中体西用”以保护、促进中华文化的发展,然而“中体西用”指导下的洋务运动并没有使中华文化形成质的飞跃。
关键词: 中华文化“多元一体”“中体西用”
一、中华文化的起源、发展模式:“多元一体”
(一)文化。
“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类化’,是人类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对象化,是人类创造的文化价值,经由符号这一介质在传播中的实现过程,而这种实现过程包括外在的文化产品的创制和人自身心智的塑造”。①文化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层面: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
文化诸层面,在特定的结构―功能系统中融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一般而言,物质文化是文化中极易变迁和改进的层面,制度文化变迁速度次之,精神文化变迁速度最为缓慢。
(二)“多元一体”文化发展模式。
中华文化的起源、发展模式是“多元一体”。所谓“多元一体”是指中华文化是在多个区域先后起源,多种文化先后并存,在此基础上,各文化互相交流沟通,并以某种文化或者某一文化的部分为凝聚核心、为主导,反复汇聚与辐射,最终形成一种统一的、先进的、融汇了多元文化精华但又高于其组合的新的文化体。
“多元一体”文化发展模式包括两个层面:文化的横向发展和纵向发展。从文化的横向发展来说,“多元一体”就是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有多个分散的、不同类型的、不同内容的文化并存,这些文化各成体系,是独立的文化个体,即文化的多元性,它们之间互相交流沟通。在此基础上,多元部分其中的一元发挥凝聚核心作用,吸取其它文化的先进成份,以提升本文化的整体水平和素质,更新本文化机制,使之上升、成长为另一更高层次的文化。
文化的纵向发展也遵循着“多元一体”文化模式。文化的纵向发展是指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对本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扬。文化在进行纵向发展过程中,也由自身的文化主体、文化核心来指导文化三个层面(多元)内容的更替、新陈代谢,将文化的“多元”组成部分融会贯通成为具有新质的肌体。
(三)清朝以前中华文化在“多元一体”文化发展模式下的发展与成长。
中华文化的产生依赖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中华民族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其族体结构与文化发展,是以‘多元起源,多区域不平衡发展,反复汇聚与辐射’的方式作‘多元’与‘一体’辩证运动的。汇聚融合的结果,很早就形成了华夏/汉族,是中华民族结合凝聚的主干和核心”。②这种多元区域性不平衡发展反复汇聚与辐射,可以说贯穿于中华民族发展的始终。
在这种多元起源、反复汇聚与辐射的文化起源、发展模式基础上,中国封建传统文化最终得以确立、形成。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从此统一的格局成了历史的主流。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行同伦、地同域的秦朝文化,标志着“多元一体”的中国封建传统文化初步形成。
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改造后的儒学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兴起,道教也积极调适自己,向儒学靠近。玄学与道教逐渐纳入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华文化中来,并且占有一席之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多元文化调适和整合,推出宏伟壮观的隋唐文化。秦汉以后至鸦片战争前的清王朝,中华文化继续“多元一体”文化发展模式,并不断进行调整、整合,最终形成了儒、释、道有机融合,并以孔孟圣道的儒家思想为核心、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值得注意的是,中化文化无论是在“元”或者“体”的位置上,都处于一种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动态之中,“元”是“体”的基础和凝聚核心,“体”是“元”的进化和提升。
二、“中体西用”是“多元一体”文化发展模式的运用
(一)“中体西用”的产生与内涵。
鸦片战争的爆发标志着中西文化冲突的正式交锋。中西文化大碰撞对“多元一体”模式的中国传统文化提出挑战,传统文化地位如何,如何评价西方文化,怎样抵制西方文化的入侵,促使当时的统治者思考和解决这些问题。
鸦片战争后二十年,随着外国事物涌入中国日渐增多,中国的士大夫逐渐认识到了西方资本主义近代生产方式、科学技术乃至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先进。他们一方面痛感中国社会之落后,另一方面极力主张向西方国家学习,史称洋务派。而与此同时,还有大批顽固的卫道士认为中国的封建制度已经尽善尽美,反对向西方学习,史称顽固派。
经过洋务派与顽固派的多次论战,清朝统治集团中一些头脑比较清醒的当权者,以及一些开明的士大夫,尽管在师法西方以求自强和求富的认识上还有某些差异,但是已经开始形成一种统一的文化选择模式――“中体西用”。“中体西用”一经产生,便指导了中国历时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的开展。
所谓“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就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其中中国的儒家正统地位的文化意识形态、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和清王朝的统治秩序不可变,这是中学的体、本源、根本,是万万不可更改、替换和丢掉的。而西学只是器、末,形而下的东西,西学的武器装备、科学技术、规章制度、富国工商方略等诸多方面作为中学的补充,中国应该向西方学习。
(二)“中体西用”是“多元一体”文化模式的运用。
“中体西用”,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环境中,“多元一体”文化模式的运用。“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由“中学”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在“多元一体”文化模式中扮演起凝聚核心作用的那个一元文化角色,以它为主体,去吸取西学的多元文化精华,从而巩固、保护、促进中华文化的发展。
以“中体西用”模式为指导的洋务运动,历时三十多年,不只促进了中华文化对西方诸国先进文化的吸收,在文化结构上更是加速了中华文化在物质、制度、精神三个文化层面对西方文化的吸收、融汇和更新。
1.从文化的物质层面上讲,建立了一大批军工、民用企业,加速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鉴于御敌、自强的最初目的,“西用”首先是学习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武器装备,以适应战争和军事的需要,把重点放在训练新式军队和建设军事工业上。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主要有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等。
洋务派兴办的军事工业,客观上对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民用企业的产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加速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而建立的陆海军,虽然在抵抗外国侵略中以失败而告终,但在客观上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并在军事管理、军队训练和军队配备上为中国近代陆海军的形成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从七十年代开始,洋务派在继续“求强”的同时,兴办了一大批民用企业。其中重要的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物局等,实际上形成了中国近代工业的产业结构。这些民用企业标志着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2.从制度层面来讲,以中国的教育制度为突破口进行初步改革,一批新兴学校和书馆得以成立,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
三十多年间,洋务派共创办新式学堂24所,主要培养各种人才。在兴办学堂的同时,向外国派遣留学生。在归国的留学生中,有著名的杰出铁路工程师詹天佑,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等。
翻译西书也成为兴办洋务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项工作。北京同文馆、江南制造总局的翻译馆是洋务运动期间主要的译书机构。教育制度的改革试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也影响、带动和加速了中国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改革的进程。
3.在精神文化层面,促进了思想文化的演变和社会风气的变迁。
洋务事业的发展,使得一些开明的士大夫主张不但要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而且要实行某些政治、经济方面的改革,期望中国能够独立富强。他们就是早期的维新派,主要代表人物有郑观应、王韬、马建忠等。
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和资本主义方式的出现,以往的“重农抑商”、“重本抑末”的传统观念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西学在士大夫的心目中,已不再是夷狄之物,而成为中国求强求富不可缺少的学问,顽固派视为“奇技淫巧”的声光化电,不但用于军事和军事工业,而且用于民用工业和城市社会生活,因而在城市生活的衣、食、住、行等方面,传统的风俗习惯有了一些改变。
“中体西用”模式指导下的洋务运动,历时三十多年,以“中体”为凝聚核心,使中华文化得以在物质、制度、精神三个层面向西方诸国博采众长,勇于实践,并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华文化在量的积累上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但是,“中体西用”模式并没有使吸取“西用”后的中华文化形成一个具有新质的文化肌体。因而,“中体西用”是“多元一体”文化模式在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下的一个不成功的运用实例。
三、“中体西用”在贯彻“多元一体”文化模式中的误区和局限性
“中体西用”没有引导中华文化成功地进行转型,一方面是“中体西用”模式下的“中体”已不具有先进的凝聚核心作用,在现实中成为阻碍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障碍。所谓“中体”就是以孔孟圣道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其实质就是封建专制制度和纲教名常,现实中就是清王朝的统治。另一方面,“中体”在吸收代表资本主义文化的“西用”之后,并没有实现“中体”本身的更新和发展,使中国封建文化形成一个新质的文化肌体。相反,中国文化在封建主义的故道上苟延残喘。
(一)清后期中国传统文化逐渐失去文化的凝聚核心地位,走向专制和极端。
“中体西用”文化模式是应时代之需而产生的。然而“中体”对“西用”植根中华文化的阻碍作用处处可见。
1.在精神层面上,中华文化制约着“西用”的引入。
前文中已谈到中华文化的起源、发展模式是多元一体格局,中国传统文化历经两千多年的发展,到清朝时期,已逐步走向固步自封和专制,正在逐渐失去可以融汇周边文明,甚至世界文明的文化凝聚核心地位。
清统治时期,程朱理学作为官方的正统思想,将孔孟之道推向极端,极力主张封建等级制度以及封建节烈观、伦理观,忽视或者看轻治世建立功勋的行为,对人格塑造、个体价值、个性发展都是一种极为严重的束缚和压抑,在清后期的社会发展和政治制度的改革中扮演了保守派乃至反动派的角色。
清中后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不但禁锢了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且日益养成了妄自尊大、轻视和排斥西方文明的心态。清王朝的衰落和腐朽,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僵化、陈腐。与更为先进的西方文明相比,“中体”已丧失了先进文化的凝聚核心作用。
“西用”倡导科学民主、自由平等、个性价值、以商富国,而走向落后、专制、僵化的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大一统“牢笼天下”的专制统治,反对自由竞争,否认个体价值,鄙视商业。从根本上说,中西文化在价值观、伦理观上是矛盾的。“西用”的引入与实践必然会冲击、削弱,甚至摧毁孔孟圣道下的封建专制制度,以及清王朝的统治秩序,这是洋务派不愿也不想看到的结果。因而洋务派极力维护传统制度、价值观,力保“中体”。如此维护已不合时宜的“中体”,必然导致“西用”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存在片面性、肤浅性、实用性,不可能真正实现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
2.在制度层面上,“西用”的多元实践也处处受到中华文化的阻碍。
在洋务运动兴办实业过程中,以“中体”为核心的中华文化的阻碍作用也日益暴露出来。一方面清政府的官僚体制严重地束缚着洋务实业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清王朝的专制制度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制度,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因而整个社会缺乏商务观念,轻视经济规律,缺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商品经济的经济制度支撑。这也严重制约着洋务运动中兴办的企业的发展。
洋务运动领导者们以新式企业的组织者和推动者的身份,居于决定企业发展方向的地位,他们为企业的发展制定了各种具体措施,操纵并且控制着企业的运转。在“官办”、“官督商办”等形式下,他们都在执行着封建官僚集团的意志,贯彻着封建统治集团的要求,使近代企业罩上资本主义的外观而保持着封建主义的内容,失去了独立发展的自主性。即使是商办企业,也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在日益走向衰退、腐朽的“中体”的限制下,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阻碍,是不可能得到长远的发展的。
(二)“中体西用”模式并没有推动“中体”的更新,引导中华文化实现质的突破,形成一个新的文化体。
中华文化的形成、发展模式是“多元一体”,正是在此基础上,中华文化形成了一次又一次的鼎盛局面。然而,到了清朝中后期,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中西文化冲突白热化,而中国的惨败,以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封建的中国文化在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对垒中彻底败下阵来。由此,向西方学习,“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了朝野的共识,“中体西用”文化模式获得统治阶级的认可,以其为指导思想的洋务运动展开。
在洋务运动的实践中,中华文化除了向西方先进诸国学习,在物质、制度、精神三个文化层面还对西方文化进行了吸收,为中华文化的更新和蜕变作了量变的积累和准备。然而,在“中体西用”文化模式下,“中体”却没有随着“西用”在中国的深入发展而相应地作出调整,并推进到一个更新的层次,这其中有着诸多方面的因素。
首先,洋务派引进西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巩固“中体”这一体,并无意去改变,调整“中体”。洋务派向西方学习的目的,一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以维持清王朝的统治;二是在与外国侵略者保持“友好“的状态下,徐图自强,免遭灭亡。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西用”范围的不断扩大,洋务派又不肯使“中体”向前发展,以适应“西用”在中国的实践。如此一来,以“中体”为凝聚核心的中华文化不可能在“中体”不曾改变的情形之下,向前发展成一个具有新质的新文化。
其次,“中体西用”模式的倡导者一再强调“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之以诸国富强之术”,“中体”为主,“西用”为辅。而要使主与辅都发挥相应的作用,那就要使主与辅形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由此,中西学必须融为一体,形成新质后的中学,才能在自身各部分区分出主、辅地位。“中体西用”模式指导下的洋务运动并没有使“中体”在吸收代表资本主义文化的“西用”之后,加速“中体”的更新和升华,形成一个新质的文化肌体。相反,在吸取“西用”之后,以“中体”为核心的中国文化益发走向保守和腐朽。
注释:
①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②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2]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3]李侃,李时岳等.中国近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4.
[4]曹锡仁.文化传统及其命运[M].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
[5]李宗桂.中国文化导论[M].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