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早期职业教育思想]国家对职业教育的政策

　　摘 要：《大公 报》作为北方的新闻大报，积极报道评述职业教育思潮，并提出自己的观点。本文试图通过 《大公报》对民国初年职业教育的基础地位、我国职业教育不振的原因、职业教育的具体建 议、职业教育的社会效应等问题之认识的探讨，简单梳理该报对我国早期职业教育思潮的态 度。
　　关键词：《大公报》；职业教育思想；态度
　　
　　收稿日期：2006―12― 10
　　作者简介：范文明（1967―），男，山西省忻州市人，1990年毕业于山西 师范大学历史系。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2004级博研，研究方向：中国近代文化史。
　　
　　 “职业教育是指在学校教育体系内部根据受教育者的基础教育水平和职业对象需要的不同， 传授特定职业所需的职业基础理论知识，培养职业技术和技能，陶冶职业情操，增强职业意 识的教育。” 我国的职业教育思想兴起于民国初年，倡导者试图通过灌输一定的技能和知 识，使学生有独立自营的能力，使教育与生计相结合，教育与职业并肩携手，从而发挥教育 的社会功能，促进社会的改造和进步，最终使国家经济发展，民族富强。以往的研究只是从 人物或社会背景角度对职业教育展开论述 。本文从新闻角度进行探讨，以作引玉之砖。
　　
　　一、职业教育兴起的背景
　　
　　民国初年，当人们沉浸在实用主义教育的热潮中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的主要资本 主义国家因卷入战争而无暇东顾，减少了中国民族资木主义发展的压力。而民族资本主义的 发展，需要大量技术工人，这就为我国职业教育思潮的产生准备了客观条件。于是教育界的 有识之士继辛亥革命后实用主义教育之后绪，提出职业教育的主张。
　　当时，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如棉纺业、面粉业、火柴业等均有较大的发展。以棉纺织业进 出口对比为例，如果以1913年进口棉布总数为百分之百，1917年至1919年下降为587％。而 此时民族资本家大量投资棉纺织业，1914年至1922年九年内，纯由民族资本所开设的纱布厂 共54家，仅1920年至1922年内开设的就达39家，三年的努力超过战前20余年中外籍开办纱厂 的总数 。其他如面粉业、火柴业等等，民族资本家投资也很多。于是，新建的资产阶级教 育体系能否为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足够的职业技术人才，成为摆在当时教育家们面 前的一个问题。与此同时，清末民初以来普通教育与实业教育比例失调的状况更加严重。民 国初年兴起的实用主义教育，虽然也提出了当时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教育问题，并开始了一 些初步性的工作，但它主要解决的是学校教育和社会实际需要相脱节的矛盾。而民国初年国 内教育改革的热点是普通教育，实用主义教育主要回答的是如何改善、提高普通教育的质量 问题，对于实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比例问题却较少涉及。以1912～1916年普通学校和实业学 校的学校数量与学生数量的百分比为例，1912年，实业学校在校学生人数仅占普通中小学在 校学生人数的11%。1916年，全国中小学的学校数量和学生数量分别增加389%和371%；而 实业学校在校学生人数仅占普通中小学人数的077%，比1912年下降033%
　　。随着民族资本 主义工商业短期内的迅速发展，这对矛盾越来越明显。一方面是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需才孔亟，另一方面是培养农、工、商各业所需专门人才的实业教育的发展速度滞后，无法 满足前者发展的需求。加之教育脱离实际，造成了“在失业者方嗟叹活计之难寻，在事业界 方忧虑需要人才之无多” 的尴尬局面，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严重脱节，不相协调。“社会 所需要的是做事的人才，学堂所造成的是不会做事又不肯做事的人才。” “新事业需灵活 之子弟，吾国之教育则重循规蹈矩。新事业需思力，吾国教育则重记忆。新事业需适应力， 吾国教育则重胶固之格式。新事业需技能，吾国教育则重纸上谈兵。” 新文化运动兴起后 ，国内开始出现一股批判旧教育的热潮，就连实业界的著名人士如张謇、穆藕初、宋汉章等 也加入进来，人们热切地探讨中国教育的出路。实用主义教育、职业教育以及完全人格教育 、国民教育等等，都是人们议论的话题。而从教育本身发展的内在逻辑看，职业教育思潮“ 是对清末民初以来普通教育畸型发展的一个反动”，是对当时上述失调比例的良好治愈方 法。因而早期实用主义教育思潮的衰落和职业教育思潮的兴起都成为历史的必然，是当时的 主流。因此，不论是哪个政治派系，不管出于何种目的，都对教育和实业倾注一定的关怀， 即使是袁世凯复辟帝制期间，他也附和声势，被迫作出姿态，表现出对教育与实业“殊深关 切”的姿态，声称如果财政“稍有余裕，即行酌量提拨，将教育实业两端设法补助”。民初最早提倡“职业教育”的是陆费逵。1911年他在《世界教育状况序》中说:“吾国今 日亟宜注意国民教育，职业教育，人才教育”。他认为“国民程度之高下，恃国民教育;国 民生计之赢绌，恃职业教育；”。随后他在《论人才教育职业教育与国民教育并重》一文 中又说，职业教育“以一技之长可谋生活”。著名学者舒新城曾认为，“中国近代各种教 育思想在实际上之影响，无有出乎职业教育思想之外者”。1912年孙中山先生曾发表演 说认为“中国乃极贫之国，非振兴实业不能救贫”。有的地方还开设商业“半夜学校”， 抱定“补习初等商业智能”之宗旨，所学课程有书札、珠算、簿记等等 ，进行商业补习。 一些职业高等学校在招收“高等科学生”时，挂出了“学费暂免” 的诱人招牌。可见在民 族资本主义亟待发展之际，职业教育需要优先发展的迫切呼声。1917年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其宣言书认为，兴学二十余年，全国“教育较盛之区”，“ 饿殍载途如故”，“匪盗充斥如故”，“学生毕业于学校而失业于社会” ，阐明沟通教育 与职业对于个人生计、实业发达、国家强盛的巨大关系；具体提出了实施职业教育的方法和 内容。此时，教育家黄炎培又提出了职业教育的三个“刺激”：“一般社会生计之恐慌为一 刺激。百业之不良为又一刺激。各种学校毕业生失业者之无算为又一大刺激。” 与三个“ 刺激”相关，他还认为，职业教育要旨，是“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 备”；“为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 。他对职业教育认识已经逐步深化。
　　
　　 社会各界对职业教育讨论热烈，《大公报》的态度又如何呢？该报针对我国“兵火余生 ，茹痛滋深”，“游民遍国，非盗即匪” 的现实弊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二、职业教育在教育中的基础地位
　　
　　1912年2月，教育总长蔡元培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提出了“军国民主义”、“实利 主义”等“五育”的新教育方针。其中，“实利”教育是“强兵富国”之基础。《大公报》 发表的文章认为，“五育”发展过程中，“偏废”固然不好，但“并进”又不可能，只能“ 统观世界之趋势，熟查我国之内情”，作出“精确之抉择”，该报所谓“抉择”，即“自立 ”之能力，而“自立”之能力，即养活自身之“智识技能”，阐明了“执（职）业”教育的 基础地位。所以，当前首要任务是培养人民道德心和职业技能，“故道德为万事之根本，而 执业又为涵养道德之源泉。”“教育主义，舍实业一途，洵无以救目前之急也。” 该报进 一步追溯中国职业教育不振的危害，认为中国社会千疮百孔，“实由于人民无一定执业之故 ”，“欲救此弊，宜从发达实业始，实业发达，宜从教育始，……千条万绪，无不以人人各 有执业为归宿”。实业发展重要，职业教育发展更重要；只有良好的职业教育，才能培养 出适应实业的人材。1917年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时，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蒸蒸日上，《大公 报》更是认为“职业教育之关系，非仅为国民智愚问题，而实为国民生死问题也。” 该报 对职业教育基础地位的认识已随形势的变化，达到更加深刻的程度。
　　
　　三、我国职业教育不振的原因
　　
　　(一)传统原因
　　学习之目的是“从政”。中国历来之教育，从上到下，都讲求“通经”和 “致用”，这两方面之目的，质言之，都为从政，“学而优则仕”是中国教育传统的劣根性 。《大公报》分析了这一“劣根性”的特殊表现，或者不学，如果学习，必应“致仕”，这 一缺点延续至今，“中于人心，牢不可破” 。由于“学而优则仕”观念的影响，封建时代“凡入学校者志在求官，无志求官者则不复肯就 学” 。其中，有四种现象助长了作官风气，一是咸同以来，“光宣之交”，“捐纳保举” 之风盛行，“导人以作官之兴”；二是辛亥“鼎革”之交，“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交迭”产生 的官吏“岁且数度”；三是辛亥“鼎革”后，因“秩序未复，群盗满山”，于是人民“轻去 其乡，冀就食于都市，他既无所得，则惟官是望”；四是留学于外，学成而归者，卒业于本 国各种学校者，“其惟一自活之道。则亦曰官。”《大公报》对四个原因的认识未免有失 偏差，但传统恶习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使国人无职业观念，只有做官思想，最终扰及当时 职业教育的发展，却是不容置疑的。
　　
　　(二)讲求西学之“始基不慎”
　　如上所言，民国年间，学生常常“惟官是望”，对此，时人 有种种看法，有人认为，西学之引进导致中国学生丧失职业观念，奔向作官一途。对此，该 报认为，人们之所以读书求官思想根深蒂固，并非是因为讲求西学，而是因为讲求西学之“ 始基不慎”而成。“当讲求西学之时，若仅提倡其乡学之心，而不予学成出身之路”，学生 “希冀升官发财之念头，早已暗消，亦必早为自谋生利事业”，而“兴办各种实业，亦断不 至处处延聘外人不可”。看来，该报所说之“始基”，就是“实业”，“实业”能使学生 打消“利禄”之念，转离“仕途”。该报主张用职业教育斩断人们传统的利禄之心，一方面 ，阐明人们求官思想的原因是因为讲求西学之初无正确之引导；另一方面，是因为国家在教 育过程中没有为学生找到正确出路，使学生在毕业后仍有升官的传统念头。
　　
　　(三)现实原因
　　1国民没有工商心理素质，只有作官之念。由于民初政潮迭起，经济衰败， 人民生活贫困，很多人把重视工商作为经济摆脱困境的有效方法之一。该报分析原因后认为 ，人民生计困难是因为“实业不振”，“实业不振”是因为没有好的职业教育，职业教育之 关系到国民智愚问题和生死问题也。而我国国民现在不具备作工商的素质，使职业教育难以 “推行”，“重视作官，轻视工商已成第二天性”，毕业只是取得“作工之资格”，将来 并未真正从事工商事业。正如时人所言，“吾国自来重士而轻农工商，益以科举之遗毒，乃 愈积重难返”，“闻职业教育之名而不生其蔑视之心者几希。” 这些观点说明，在“学而 优则仕”思想根深蒂固的中国，要想发展职业教育，除注意职业教育本身外，更要靠政治的 力量作为引导人们提高工商素质的途径。
　　2职业教育敷衍粉饰，社会风气不良。社会上管理职业教育之人，不求实际，使职业教育 与社会需求脱节，职业教育徒有虚名。该报指出“人材之不得其职，有未可尽为用材之人咎 者。盖欲适如其人之所能，而予之以职业，则必社会上之事业共同发达，有以容纳不同性质 之人材而后可，此其有待于经济之能力，与预备之期间，均非浅鲜”，而我国“兴学之时， 本不过浮慕虚名，袭东西诸国所曾行者”，“未尝斟酌时地之宜，通盘筹划” ，这就使得 “不实用”人才过多而无处就业，政府为避免大乱便用作官一途笼络人心。但社会上的就业 情况又是如何呢？
　　《大公报》认为，在社会上就业机会本身少的情况下，另有三种情况影响了学生职业的选择 。第一，少数人的垄断。这些人是“荐绅先生”，他们利用作官时获得的“资格”，在“不 得志于政治时”兴办实业，从而减少了社会上的职业机会。第二，“阀阅的游民”。这些人 围绕在“荐绅先生”的周围，一旦“荐绅先生”办实业，他们当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社会 上职业机会又为之减少。第三，“地方的党派”。那些“同里门千共乡井”者，最为熟悉，则 一事业主者为何地方人，那么其在职业选择上就比其他人优先。久而久之，某种职业往往“ 非某地方人不得与者”。以上三种人直接导致无知识之人才排斥有知识之人才，故而投资 者减少，投资者少则容纳人才的职业机会就更少，受教育者多而无相当之职业机会，职业教 育的社会效果未能实现。因此，该报主张，若想使社会各方人士得其正当之职业，非去上述 三种人不可。其实，上述三种人并非造成职业少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剥削，使得民国初年的经济落后、政局混乱、社会残破，教 育形势无法得以安定。如此，社会上职业之少与职业教育的落后互为因果，恶性循环，最终 导致不可收拾的地步。
　　3中国教育没有培养出既有“职业智识”，又有职业观念的人才。《大公报》认为，“吾 国人材，往往虽有职业之智识，而无职业之观念”。学识不多，希望却“无与比伦”。然而 社会只能提供“相当之职业”，不能满足其需求。如果有职业观念，他们会按照“所习之业 ，历级循资，以显其头角，而后得谓之豪杰”，就没有才不适用的现象了。总之，传统和现实两方面的原因，导致中国的职业教育落后。《大公报》如此分析未必正确 ，却为当时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思路。尽管动荡的政治经济生活使当时职业教育的 发展步履蹒跚，然而该报的认识在混沌无序的旧中国不无参考价值。
　　
　　四、对职业教育的具体建议
　　
　　还在民国刚刚建立，职业教育思潮兴起之前，部分地方就倡议设立职业学校，如1912年，就 有人提出在山海关、石家庄等地“设商业学校三处”，在宣化等地“设农业学校畜产二”
　　。但民初职业教育的概念未提出来之前，职业教育该如何走，教育界人士各有看法。《大公 报》认为职业学校的兴办程序，是农业、工艺、商业依次渐进的过程，这一程序可以打消中 国学生历来就有的升官发财念头，从此专注于“实业”，趋于“实用”。在职业教育的兴办 过程中，首先兴办农业学校，因为“我国居温带，一片大陆，天命之农业国也。农业兴，一 切制造原料，可以不用外求，始足以言工战，工作精一切应用商品，可以不用外购，始足以 言商战。”。因此，不能“妄思”与列强比拼，躐等而进。同时，农业有其独特之优点： 一曰“发达实业”，解决人民生计问题，补充电报学堂、铁路学堂等实业学校之不足；一曰 “培养俭德” ，打消学生争妍媚俗，穷奢极欲之心。
　　另外，广兴农学对于国家长治久安也有很大关系，“言教而养亦在教中，言养而教亦在养中 ，一举两得，事半功倍。” 既使国家“受利溥矣”，又能“杜未来之害”。在此基础上， 该报提出了各省府县遍立农业学校的具体办法：第一，严格挑选学生。国家要挑选“心地纯 正者 ”，量为录用，先不论其学识，只要操守谨慎即可，将以前人才用完，然后再兴农业学校。 第二，校址设在农村。因为农村没有城市那种“奢华之习，浮夸之风”，相反能使学生懂得 “物 力之艰，俭德宜尚”。第三，学校开设的课程。主要有：农业、历史、地理、美术、算术。 其 他如作文、洋文、游戏、读经等暂时“删去”。因为“历史所以示中国古昔明哲发明之○物 ，知之详，庶不忘本”；地理“所以示中国版图宽袤广狭之界址，知之悉，庶可爱国。”等 等。每门课程在实践中都各有其具体应用，如算术对于“经济”，美术关于“标本”，都有 确实之用处。更为重要者，“乃在于郊园实地练习”，因为郊园练习，能“增长识见，兼裕 阅历”。使得算术、地理“亦必熟悉”，历史等知识也得到应用和巩固。这些都说明该报 十分重视知识的实际应用。第四，教育经费。对于政府借口克扣教育经费的行径，《大公报 》 直言不讳地批评说，“是当局无心兴办耳。……无款之说，其托词耳。托词无款，则学校必 有 停辍者。学校一停辍，则后起人才，已暗中遭挫折矣。人才悉被挫折，教育又安望有生机。 ”因此，应“可将其他无关紧要各事之经费暂为挪用，或竟为拨用”。《大公报》关于教 育经费来源的意见，是难以实现的。事实表明，政府大部分款项或流入政客的腰包，或用于 军事开支。 “经费”化成“军费”成为20世纪20年代《大公报》一直批评的话题之一。
　　《大公报》不仅重视农学教育，而且重视医学教育，认为其“谋进国利民福，诚为我国亟不 容缓之图” 。具体建议是：第一，注重医学教育发展。《大公报》详细介绍了英、美等国 先进的医学教育，说明其技术精湛及对国外求学人员的欢迎盛况等；赞扬其“务期形式与精 神并臻美善”的兴学目标；感叹其对于研究医药卫生，“大有听夕不遑之势”，对于“解剖 头颅”，“疗治心肺”等“新奇繁难”之术，都有新法救治和预防。相形之下，中国相关 医学知识之“短少”，进步之“迟滞”，“毙命者”甚多的状况，却令人汗颜。这是《大公 报》暗示当局应该注重医学教育的发展。第二，改善医学教育之行政管理。该报推崇西人医 学行政的完善，建议我国不仅要创办医学校，还要注意医学管理人员之选拔，“非医学渊博 ，于西国学校医院管理富有经验之人才，未可与言办法。”中国“遗传医学方药，未尝皆无 可取”，然而惰于研究，“精粹尽失，新理无闻”，与医学行政管理的失当有很大关系。 所以，医学教育管理一定要选取富于“经验”之才。第三，提倡卫生教育。该报认为，西人 注意卫生，所以避免了某些传染病，如瘟热、麻风以及花柳等病症的发生。指出我国的上述 等症久治不愈，乃由于我国不良的卫生习惯，如通风不良，随地吐痰等造成。因此，要重视 卫生教育。第四，医学教育应该与时俱进。西人能将中国的一些发明，如种痘发展为预防天 花的牛痘。而中国的发明却停滞不前，未有进展，这是医学教育落后造成的。当今世界交通 日便，一日千里，传染病也随之传入我国，我国医术如再不发展，就难于与各国争衡。所以 ，中国的医学校，要增加普通科学知识的学习，与世界医学教育同步。第五，建议中国设立 “中央医学统辖处”。该处统辖全国“医学事务”，并“将全国医学教育，完全改组，力谋 进行，以收整齐划一之效” 。如此，我国的学生方能受国外重视。进而推及全国，收普及 之效。这充分显示了《大公报》对当时中国医学教育的期望。
　　除农学、医学外，《大公报》对商学教育也提出了良好的建议。该报认为商学关系国家之 存亡，能“富强家国”。而人们却时有敷衍，甚至破坏。该报指出，“商战须才，作才为学 。欲学之兴，学校赖焉！” 但国内商业学校太少，商学不兴，富强无望。因而，该报提出 振兴商学的具体计划：第一，执政者“宜知本末”。《大公报》发表的文章认为商战之“本 ”在于“商学”，希望当局诸君将平日发放官僚的钱财，挪出一部分即可振兴商学。谴责当 局敷衍兴学的行径，认为“财源纵极枯竭，商学不容缓图。设因陋就简，则一切设施俱可停 止，以待财源之渐裕，天下宁有是理也？”该报还指出，“国帑之财源虽竭，而官僚之自奉 固丰。”设一商学校，需款不多，当局有意，“则此区区之款，岂难筹划？”表现了对当 局漠视商学的愤懑之情。第二，希望议员“各尽厥职”，“谋兴商学”。1916年6月袁世凯 死后，北洋政府重开国会，该报希望新议员能尽职尽责，谋兴商学。第三，学生应不负“专 商”之名目，怀“振兴商学”之决心，不要辜负父兄、师长、国家之期望和至意，为商学而 努力。
　　另外，《大公报》认为家庭、学校、社会团体、通俗教育对职业教育的发展应起共同促进的 作用，学校如欲“教授训练管理”适应于社会之职业，应“注意于学子职业之选择” 。家 庭、学校、社会团体共同结合，才能为学生选择好的职业。《大公报》还介绍美国职业引导 局、英国学徒会等职业引导方法，认为英国儿童的职业引导是“使彼等学习职业而进学校” ，并“使彼等得适宜之位置” 。建议我国学校设立“职业引导会”，引导学生职业方向， 会员必须是“富于职业经验者” ，如此才能办好职业教育。
　　
　　五、对职业教育社会效应的报道
　　
　　随着中国职业教育的逐步提倡，各地职业教育逐渐开展起来。《大公报》作为新闻媒体，及 时捕捉相关信息，迅速报道，予以褒扬。四川省巡按使鉴于民初以来各地方中小学校没有按 照教育部令，将手工、图画、音乐、体操列入必修科，造成职业技能虚有其名，所以“详为 规划，行将开办”，被《大公报》认为是“注重技能”之举 。1919年1月，“顺直省议会以 振兴农业为富国要政”，决定在口北、大名两地分别设立一处农业学校，“授以农林、畜牧 ” 等学科，该报乐观地预计，“农业可日见发达。” 天津第三公立学校校长张升甫“筹划 贫生生计”，在该校添设职业班，开办石印、织染等班，期冀工业发达，并“造成完全国民 资格” 。安邑县率先于小学内部设立工业学校，《大公报》认为安邑县此举不啻为“谂 知世界潮流，趋赴科学”，“独得风气之先” ，并希望其他各县也要效仿。虽然职业教育的开展已有数年，然而地方的职业教育却不尽如人意。1920年4月，教育部 派人到天津调查实业教育情况，“以调查为入手，以改良扩充为结尾。其基础未立者，则振 兴之；其规制未备者，则增益之。”《大公报》认为“学以致用，皆足为实业之良教师” ，“实业前途，庶几其蒸蒸日上” 。实业开展，但教育未能跟上，实践与教育脱离是导致 “学”、“用”矛盾的原因，该报对教育部采取振兴实业教育措施的称赞，表现了其积极支 持职业教育的姿态。
　　民国初年，农民农学知识比较缺乏，农商部曾派农业讲演员分头到北方数省讲演改良农业 之事。《大公报》评论认为，我国为“天然农业之国”，农业却“不能大为发展”，“良由 拘守旧法，田家缺乏农学知识之故” ，希望通过此次讲演振兴农业。《大公报》鼓励与建 议齐头并进，可见其对农学教育的关心。
　　
　　六、结论
　　
　　民国初年，是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相对发展较快的时期，因而对人才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如何 使学校培养出满足社会职业需求的新型人才，是职业教育产生的原动力。于是，职业教育应 运而生，随之而形成的职业教育思潮成为上世纪20年代“对中国现代化准备时期颇具影响的 一种教育思潮” 。而《大公报》“宗旨纯正，言论激切” ，是“清末华北地区最重要的大 型中文报纸” 。该报能积极发挥新闻媒体应有的作用，对当年的职业教育思潮阐述了自己 的观点和建解，为后人提供了较好的借鉴。
　　《大公报》阐明职业教育的重要性，深入探讨我国职业教育落后的原因。《大公报》阐述了 职业教育对个人、国家及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从人类最基本的生存角度说明职业教育的重 要性。为了使人们更好地了解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大公报》从传统和现实两个方面，多层 次，多角度地分析我国职业教育不振的原因，批评了传统的“学而优则仕”思想，对当时社 会上的种种错误认识进行了谴责，指出了兴办职业教育过程中的诸多弊端，试图使时人能心 悦诚服地接受该报关于职业教育的观点，力图从思想深处唤起人们对职业教育发展的共鸣。 《大公报》对职业教育的宣传，为当时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良好的舆论环境，为教育机构培 养职业人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大公报》系统提出兴办我国职业教育的良好建议。该报对兴办职业教育的生源、校址、课 程都有具体的要求，说明该报对待职业教育的认真态度。另外，《大公报》提出家庭、学校 、社会三者相结合才能产生比较好的职业教育效应，更值得后人借鉴。作为一个新闻媒体， 能突破其简洁性特点的限制，详细地叙述职业教育的具体建议，显现出该报一丝不苟的敬业 精神，在当时新闻媒体中也是不多见的。
　　“职业教育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它的发展势必受到社会经济各种因素及其规律的制约 和影响。” 相形之下，《大公报》却较少考虑当时职业教育和社会经济的相互关系，其缺 点也在所难免。如在叙述农业教育的作用时有过分夸大的倾向，把农业说成具有治国安邦的 作用，甚至认为我国是“天命之农业国”，这多少给人以“重农轻商”的味道；再如社会效 应的报道，主要局限于直隶一省，没有和全国经济形势联系起来，这无疑减弱了该报宣传职 业教育的力度，是《大公报》的遗憾之处。
　　总之，《大公报》在民国初年政局不稳的情况下，能够顺应当时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潮流， 提出职业教育的诸多建议，作为一家民办的报纸已为难能可贵，虽然有一些不足，但并不影 响其在新闻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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