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 论康有为早期大同思想的萌芽
时间：2018-12-23 19:39:0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是我国乃至世界有史以来最杰出、最详尽的空想社会主义杰作之一。它不仅是中国近代社会也是全世界人民灾难深重的曲折反映，同时也是人类关于未来社会前景的一种最美丽、最大胆的设想。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在研究这一思想时往往侧重于对《大同书》的研究和解读，而忽视了对这一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尤其是康有为早期著作中相关思想内容的发掘，因此造成的不良后果至少有两个方面：一、让人感觉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只是伴随《大同书》的诞生而出现的，它很可能是一种孤立或偶然的现象；二、对《大同书》的基本思想及其社会作用的评价众说纷纭，乃至出现一些很不客观甚至歪曲的见解。本文拟从康有为早期的几部代表作入手，深入挖掘其中的核心信息，以此来揭示其大同思想的产生根源和发展轨迹。期盼此举能有助于学界同仁对这一思想在认识上进一步升华，从而对其作出相对理性和准确客观的评价。
关键词：康有为 大同思想 形成发展过程
作为一种理想的社会观，社会乌托邦思想的历史源远流长。康有为（1858―1927）作为中国近代社会乌托邦理论的典型代表人物，精心构建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模式：和谐的新世界和极乐的大同社会。然而这一伟大思想的形成绝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的产生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晚清变局。康有为生活的时代是晚清王朝的没落时代。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依仗船坚炮利大步踏上中国本土。国家面临着一个空前变动，万花缭乱的时代，一切都在顺速地崩溃着，形成着，变异着，……从未有的新局面令人炫惑，原来坚固的旧事物开始令人怀疑，时代将一个复杂严重的根本问题―中国向何处去―摆在了所有中国人的面前。于是先进的中国人不得不开始摆脱长期蒙蔽其头脑而现在已失去灵效的“治国平天下”的“圣经贤传”，重新用自己的头脑来独立地深入地思考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问题。而康有为就是这些先进的中国人当中非常杰出的一位。早年的康有为就立志要“经营天下”、“救众生”，故而如饥如渴地学习，吸收各种所能接触到的知识和思想。广泛的学习改变了康有为的知识结构，使他能以新的视角重新审视自然、社会、人类，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并开始自觉地探索人类理想社会这一重大课题。其大同思想经历了“萌芽―产生―发展―完善―成熟”这么一个漫长、曲折的发展过程。前后历时四十多年，可以说与他奋斗一生探索真理寻求救国之道的历程同步进行。而这其中，他早期的思想萌芽对其后来伟大思想的形成发展起着开路先锋的作用。
康有为曾自谓其学30岁时已成，不求再变。我们姑且不论此说与事实是否相符，但按中国人“三十而立”的说法，我们将其年轻时代定在30岁以前（即1887年以前）是不无道理的。
就康有为早期的思想发展而言我们须重点考察1876年至1887年间的情况，而这一时段又可分两个阶段：（一）1876―1883年；（二）1884―1887年。
在此（1876年）之前康有为虽窥书甚多，但“于时懵不知学”。①有成圣人之志，但苦于无人向导。1876年，康有为于“应乡试不售，愤学业之无成”时，投奔了朱九江。“于时捧手受教，及如旅人之得宿，盲者之观明。”②终于找到了为学成志的门径。朱氏对康有为早期思想的影响可见于康在光绪十六年（1890年）的讲学中，他也可能帮助康氏决定思想发展的一般趋向。朱氏对儒家不同学派的兼容态度，为康氏后来折中各种哲学和社会思想作好了准备。而且从朱氏那里，康有为获得了高度的自信，并学到了一种批判的精神。这些于他后来思想与学术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在1876―1883年间，康有为埋头于书斋，精心研读儒家经典、佛典、中国制度和西书。通过刻苦的学习，开始形成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从而奠定了其社会思想的初步基础。这一阶段应属康有为“内圣外王”修养过程中“内圣”的初级阶段。
1884―1887年可以看作是康有为“内圣”的终结阶段。此时的康有为通过自身的不断学习，对社会、人类、道德、人际关系乃至整个世界有了自己的看法，并开始归纳总结，付诸文字。根据《康南海自编年谱》记载，康有为开始思考人类未来问题是在中法战争那一年，即1884年。因为他在这一年开始“以三世推将来，而务以仁为主，故奉天合地，以合国合种合教一统地球。又推一统以后，人类语言文字、饮食、衣服、宫室之变制，男女平等之法，人民通同公之法，务臻诸生于极乐世界。”③1885年，康有为“从事算学，以几何著《人类公理》”④1886年“作《康子内外篇》，内篇言天地人物之理，外篇言政教艺乐之事。又作《公理书》，依几何为之者。”⑤1887年“编《人类公理》，游思诸天之故，则书之而无穷也。作内外篇。”⑥因此，对于康有为早期的大同思想我们可以从其《人类公理》、《康子内外篇》和《公理书》等一批早期著作中窥见一斑。
《人类公理》和《公理书》的原稿至今未见。但在康有为现存的全部著作中只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提及曾依据几何学写过一部《人类公理》，而我们现在发现只有大概成书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实理公法全书》是依据“几何公理”写作的，并且探讨了理想社会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因此我们有理由判断《人类公理》、《公理书》和《实理公法全书》很可能有稿本上的渊源关系，并且后者很可能是前两者合璧的产物。《实理公法全书》致力于探索最有益于人道的实理公法，其中的某些思想符合大同社会的基本原则，因此我们能够从中窥见康有为大同思想酝酿阶段的全貌。
《实理公法全书》是康有为仿照殴几里得《几何原本》的形式写成的。每一章都按照“实理”、“公法”、“比例”三段式的结构，并加按语。“实理”相当于几何学中的“公理”和“定义”，它是康有为认为已被科学家证明或已被人类社会生活实践证明的真理；“公法”相当于几何学的“公式”，是根据“实理”和“公理”推导出来的法则，或根据人道的原则设计的人类社会生活的根本原则；“比例”也是借用了几何学的术语，是列举古代和现行的社会制度与习俗；“按语”相当于几何学的“证明”，是对“公法”和“比例”所作的简要的说明和评论。
这样的三段式结构生硬模仿几何学，虽显不妥，但我们从中不难看出康有为积极吸收西方自然科学成果和尽力摆脱中国传统儒学桎梏的可贵精神。
人道观念是康有为早期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了解他的人道观念对于把握其整个思想，尤其是大同思想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实理公法全书》和《康子内外篇》中，康有为依据客观物质之理，经裁制取舍而确立之法，直接关系人道者，大致有以下三层的内容：
首先，康有为以“人各合天地原质以为人”来说明人的平等地位。康有为以人人平等观对尊尊卑卑的封建纲常进行了否定，认为平等是最有益于人道的公法；“人类平等”是公理，要“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⑦他认为“学不外二端，为我兼爱而已”，“兼爱”是“”仁之极，“为我”则是“义之极”，而中国过去的尊君、卑臣、重男轻女、崇良抑贱是最不平等的。为了论述人有独立自主之权，康有为在天地原质立论的基础上，强调各人本源上的相异性，独立性。他在“人各合天地原质以为人”的前提下，补充加入了“人各具一魂”，说“灵魂之性，各各不同。”这样使“人有自主之权”，在逻辑上就成立了。康有为基于“天地生人，本来平等”这一定理，站在近代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大胆地否定了宋明以来的封建“三纲五常”，批判了封建地主阶级的道德观念，并且十分坚定地预言：“吾谓百年之后必变三者：君不专、臣不卑，男女轻重同，良贱齐一。”⑧
其次，以人所秉自然之“气质”，如“阴阳”之气，“湿热”之气等，人性、人欲之合理性。人性与人欲是康有为早期思想中涉及较多，内容最丰富的问题之一。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客观的和物质的，尊重人的客观本性，合理满足人的欲望，才是符合人道的，否则就有背于人道。康有为认为，人是享有物质的阴阳二气所生，其爱恶是质为之也。“其爱恶存者名为性，其爱恶发者名为情。”⑨因此性情同爱恶一样，都是“质为之也”。他认为人的这种爱恶的情欲是因为人的脑髓发育的结果。由于有了人脑，“合万亿人之脑而智日生，合亿万世人之脑而智日益生，于是理出焉。”⑩是理在物之中。其智越多，而爱恶的情欲愈多。他用进化论的观点说明人脑这种物质产生的智与爱恶情欲的关系，智与理的关系，彻底批判了封建理学“兴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思想，并提出与其背道而驰的“灭天理而穷人欲也”的激进观点，阐发了近代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
第三，综合以上两点，说明“权归于众”、“合众人之见定之”的合法性。如果说前两者突出的是“实”的原则的话，那么这里要突出的就是“公”的原则。因为光靠实理还不能解决人道的全部问题，没有“公”的原则，人道无法达到理想的境地。康有为说：“实理明，则公法定，间有不能定者，则以有益于人道者为断。”但无论是依据实理，还是符合人道，都必须“合众人之见定之”。{11}这些观点具体表现为康有为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而他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又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君主立宪的政治思想。康有为反对“君为臣纲”的封建专制制度，试图以“人人平等”的几何公理来建立理想的政治制度，但他同时又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改革无须废除君主。他的设想是，只要将“人立之法”的“法权归于众”而“圣不秉权”，就可以革除专制弊端，保证人民的平等权，这样做“最有益于人道”。（二）权力制衡思想。康有为认为行政、立法、司法权高度集中于皇帝手中，显然不符合“平等”之公法。他宣称“人各具一魂，……然灵魂之性各各不同”{12}且“凡地球古今之人，无一人不在互相逆制之内”，{13}因而，应“以互相逆制立法”，如果不实行权力制衡，“则必有擅权势而作福者，居于其下，为其所逆制之人必苦矣”。{14}按照权力制衡的原则，康有为将立法权与行政权分离。立法权归于民众，因为只有代表公意的“人立之法”才能尽可能地接近“平等之意”，达到“实理”和“公法”的要求。同时康有为将行政权归于议院，“立一议院以行政，并民主亦不立”，{15}在平等的原则下，“权归于众”，实现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制度。（三）官吏公选思想。康有为提出“当合大众公选贤能以任其职，不得世传其子孙兄弟也，此君臣之公理也”，{16}用资产阶级民主选举制来反对封建社会“用人以为君者一己之私见，选拔其人而用之”{17}的专制官制，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各级官吏能体现民意，切实地为民服务。
总之，在《实理公法全书》、《康子内外篇》等一批早期著作中康有为提出了他的思想纲要，开始关注道德价值与社会关系，虽还未能建立乌托邦之说，但其乌托邦理论的最早基石却于此奠立。在哲理方面形成了气质论、自然人性论、阴阳人性论、未济论，在社会政治和论理学说上，则提出了“人有自主之权”、“人类平等”和“兴爱去恶”等基本原则，制订了贯穿这些理论、原则的若干制度、行为准则和初步设想，所有这些都构成了他设计未来社会的理论出发点。
注释：
①康有为《与沈刑部子培书》
②③④⑤⑥《康南海自编年谱》
⑦《实理公法全书・师弟门》
⑧《康子内外篇》“人我篇”，第三段。
⑨《康有为全集》第一卷第174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⑩同上，第196页
{11}《实理公法全书・凡例》
{12}{13}{14}《实理公法全书・总论人类门》
{15}《实理公法全书・君臣门》
{16}{17}《实理公法全书・官制》
（作者系赣南师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06专门史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