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务型组织研究：一个显学话题
时间：2021-06-08 04:01:1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在人类的后工业化过程当中，社会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如何应对由此带来的各种紧迫的、重大的和一次性的任务成为公共行政研究中的核心问题。张康之教授在其新著《任务型组织研究》中，从组织变革的角度，提出了任务型组织这一学术话语。这在组织理论界无疑具有范式革命的意义。当前，任务型组织研究已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一个显学话题，具有批判性、开放性、前瞻性与建构性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常规组织；任务型组织；组织范式；学术价值
20世纪70年代始，人类社会逐渐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特征。乌尔里希·贝克尔将其称之为“风险社会”，而且“风险社会”是被看作人类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过渡形态而存在的。常规组织在面对风险社会中穷出不尽的突发性问题时，显得力不从心、步履艰难，那么究竟采取怎样的治理策略才能够克服这一窘境？张康之教授从组织变革的角度，提出了构建适应后工业化要求的新型组织形式——任务型组织，并开启了学界探寻任务型组织的科学构建之路。本文首先剖析了任务型组织研究的缘起和发展背景，根据托马斯·库恩理论解读了任务型组织研究中蕴含的范式革命，并对任务型组织这一显学话题进行价值评述。
一、任务型组织研究的缘起
纵观张康之教授等学者对任务型组织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任务型组织研究的缘起是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展开的。从行政学理论和组织理论演绎发展的角度看，任务型组织研究孕生于理论界对常规组织认识的深化和交叉学科理论研究的深入。众所周知，当人类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的时候，常规组织脱胎于“混沌组织”而问世，这是人类历史上发生的第一次组织革命。常规组织以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为理论依据，适应于工业社会的科学化、机械化、形式化的特点，在早期稳定的工业社会日益发展成熟起来。然而，随着人类后工业化进程的加速，社会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常规组织开始面临大量的突发性的非常规任务，并且在履行这些任务的过程中显得力不从心、步履艰难，于是，一种适应后工业社会要求的新型组织形式逐渐被作为一项组织变革的目标而被提上研究的日程。另外，大约在20世纪中后期，学界掀起了对于交叉学科理论的研究热潮。“生命周期”这样一个纯粹的生物学概念被引入组织研究中，从而产生了组织的生命周期理论，“组织因它所承担的任务、服务的群体以及环境的变化也有一个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公共组织也如此，它也必然有其产生、成长成熟、消退及消亡阶段。当以官僚制组织为典型代表的常规组织无法有效应对后工业社会的发展要求时，人类必将掀起第二次组织革命，并直接导向对一种能够应对突发性任务的组织的研究。当然，“本尼斯倡导适应性组织结构、德鲁克的《未来组织的到来》描绘的扁平化组织结构、莫什·F·鲁宾斯坦的‘大脑型组织’、贝尔滨的‘团队组织结构’和‘超越团队组织结构’、达夫特则的‘网络组织结构’等等”，这些组织变革与建构方案也为任务型组织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从公共行政实践来看，政府改革是近代行政学的永恒话题，各国都在寻找着政府改革良方，旨在迅速、敏捷地做出回应，以提高其治理效率。然而，这一良好的愿望总是事与愿违，政府改革难以逃脱“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厄运。“究其原因是常规组织的固有缺陷无力应对复杂多变的非常规事物，当社会上出现了需要组织解决的新问题即提出了新的功能需要的时候，常规组织是通过自身结构的分化和功能的增加以达到解决问题能力的增强。因此，由‘分工’法则支撑起的传统常规组织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组织规模的不断扩大。”从而，探寻一种功能具有分化与整合、结构扁平化、反应敏捷的适应复杂多变的非常规事物的组织，成为政府改革的组织取向。此外，任务型组织的提出也来源于应对突发事件的案例思索。比如因“非典型肺炎”成立的“非典型肺炎防治领导小组”、为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而成立的“奥组委”、为领导和指导处理第二代身份证办理工作而成立的“二代办”等等，这些新型的组织形式在处理突发性事件（或专门性问题）等方面表现出了高灵活和高效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催生了任务型组织理念的形成。
二、任务型组织研究中的范式革命
“范式”是由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首先提出并广泛使用的概念。在库恩看来，它是一个内涵不断变化的概念，既是明载于教科书、手册、规定、指令中的规则，又是科学之间不言而喻、心照不宣的心契，它是科学共同体所共有的东西。后来，库恩又在“再论范式”一文中把它修改为包括“概念、模型、范例在内的‘专业基质’”。尽管“范式”的概念在学术界引起了诸多歧义和纷争，但库恩在这种千头万绪中却表达了一种非常深刻的见解，即把“范式”看作是介于科学共同体和外部自然界之间的有一定层次、结构和功能的独立系统。作为一个系统，“范式”可以在不同层次上归结为三种类型：观念范式、规则范式和操作范式，其中观念范式是指根据特有的价值观念和标准所形成的关于外部世界的形而上的信念；规则范式是在观念范式基础之上衍生出来的一套概念、定律、定理、规则、学习方法、仪器设备的使用规则和程序等规则系统；操作范式就是一些公认的或具体的学科成就、经典著作、工具仪器、已解决的难题以及未解决但已明确了解决途径的问题。这三种类型的范式间不是平行孤立的，它们相互作用并行成一个特定的、有层次的系统。库恩的“范式”理论模型同样可以用来概括不同历史阶段公共组织的基本走向与特征，因而，适应于后工业社会的“任务型组织”作为一个“范式”系统，可以看作是介于“组织共同体”和“外部组织环境”之间的具有一定层次、结构和功能的独立系统。笔者将试图运用库恩的理论，从“组织共同体”及“范式”的三个层面来解读任务型组织研究中的范式革命。
“科学共同体”是托马斯·库恩引入“范式”理论的一个重要的解释概念。库恩认为“科学共同体”是遵循同一“范式”的科学家组织的集团，“范式”则代表这一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手段等的总称。据此，有学者认为“科学就是与外部世界（社会因素）相关联的主体（人），用“范式”来解释外部自然的一个不断发展的文化、认知的过程”。在组织理论学中，笔者借鉴“科学共同体”这一概念，认为组织理论的发展演变离不开“组织共同体”的推动，他们是组织范式的孕育、形成、发展和新旧更替的始蛹者和探路人。常规组织的典型范式是官僚制组织形态，官僚制组织范式是适应相对稳定的环境及低度不确定的环境，这一范式的组织共同体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他们遵循着以组织内部设计的稳定性（即“以不变应万变”的策略）来应对相对稳定及低度不确定的环境变化。在20世纪早期常规组织范式在解决现实问题上取得了巨大成功，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形式上可以用于一切任务，纯粹从技术上看可以达到最高完善程度”。然而，当人类处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的转型阶段，组织环境呈现出动荡性、非均衡性及复杂性等特征，面对这种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挑战，“组织共同体”必然要不懈地审视、反思常规组织的弊端，寻找适应高度不确定性环境的替代方案。从本尼斯的适应性组织结构、德鲁克的扁平化组织结构、莫什·F·鲁宾斯坦的“大脑型组织”、贝尔滨的“团队组织结构”和“超越团队组织结构”、达夫特则的“网络组织结构”到张康之教授的“任务型组织”的提出，恰恰体现了“组织共同体”在“以任务为本”的信念指导下，试图设计出一种组织与环境之间互动的新型组织范式的实践。事实上，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任务型组织范式正在逐渐成为更多组织共同体成员所共同拥有的信念、价值和技术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