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立法的几点构想
时间：2021-04-29 00:04:3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作为劳动教养制度废止后的替代性法律，其在立法过程中必然要解决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各种弊端，同时阐明其立法的必要性、立法中应遵循的原则以及如何采取教育矫治手段等问题，以全新的法律形式对违法行为进行教育矫治。
[关键词]违法行为教育矫治；劳动教养；立法
2013年12月28日，在中国法律制度中存续了50余年的劳动教养制度正式划上句号。随着劳动教养制度的依法废止，从2005年至今一再搁置的《违法行为矫治法》又一次被提上了立法日程。对于一些在日常公安执法工作中遇到的“大事不犯、小事不断”的各类违法犯罪人员，尤其是盗窃、诈骗、伪造票证之类的违法犯罪人员，在缺少了劳动教养制度的威慑后，公安机关只能对其处以行政拘留十五日处罚，或者由法院对其判处几个月的管制、拘役。法律的威慑力和预防违法犯罪的能力因为劳动教养制度的停止使用而出现了缺口，因此《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的出台已经迫在眉睫。
一、《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立法的必要性
劳动教养制度在我国历经了五十多年的风风雨雨，是我国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项法律制度，其既具备了实体法特征，也具备了对尚不够刑事处罚的违法犯罪人员决定劳动教养的程序设置。从其性质来看，195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中将其规定为行政处罚，但是其处罚的严厉程度有时候又超越了刑事处罚中的拘役、管制以及部分短期的有期徒刑，它既可以适用于违法行为，也可以适用于轻微的犯罪行为，实际上同时具备了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我国法治进程的不断完善，劳动教养制度也逐渐暴露出其方式简单、自由裁量空间极大、手段严厉等固有缺陷，劳动教养制度的废止已经成为必然。
但是，在劳动教养制度废止后的今天，已经出现了其原有的处罚对象无法可依，无法可罚，尤其是各类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惯犯等，只能够与其他普通违法行为人一样，实施最高15日的行政拘留处罚。但是对于多次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或者其实施的违法行为已经接近刑罚的行为人而言，这样的处罚已经不能够实现对其过罚相当的原则。大多数多次实施违法行为的行为人在接受了行政拘留15日的处罚后，依旧会继续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废除了劳动教养之后的行政处罚，已经远远不能够实现对这类人的惩罚和教育作用，《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作为替代劳动教养制度的较优选择，将必然进入立法进程，弥补这一法律空白。
二、《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的立法原则
《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作为一项替代劳动教养制度的法律，其必然要矫正劳动教养制度的种种缺陷，遵循下列法律原则。
（一）遵循宪法原则
劳动教养制度最大的缺陷就是实施了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但却仅仅只是一个由国务院颁布的文件，而非经全国人大讨论通过的法律。
《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在立法时应当明确其法律属性，更正劳动教养制度长久以来性质不明的漏洞。《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的性质，根据该法面对的对象和处罚的期限、手段等，应当明确为行政处罚。因为《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一方面的对象是给予一般行政处罚偏轻，但又不够刑事处罚的这类群体，一旦行为人触犯了刑律，将按照刑法给予刑事处罚，不属于《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的处罚范畴；另一方面该法应当发挥教育、矫治、惩罚三重功效，并侧重教育、矫治功能，不像刑罚是侧重惩治犯罪的手段，更不是一种具有临时性的行政措施或行政强制措施，因此将该法定位于行政处罚是较为合适的选择。
（二）遵循适度性原则
从实践操作中看来，现有的劳动教养制度在过与罚之间的裁量过于简单划一。劳动教养制度几乎包括了所有违法犯罪行为的种类，凡是故意实施了一定违法行为，但是尚不够刑事处罚的行为，均可以纳入劳动教养的范围内。但是如此多种类的违法行为却只有一个量罚标准——“劳动教养期限，根据需要劳动教养的人的违法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动机和危害程度，确定为一至三年。”这样笼统的量罚标准很难体现出过与罚之间应有的适度性原则，也使得量罚既不均衡，又不合理。同时这样笼统的裁量标准也给司法实践带来了难以定夺的问题，甚至出现乱决定劳动教养期限的现象。
《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在立法过程中应当遵循适度性原则。其对象应当限制于两年内实施三次以上（含三次）同一种类违法行为的行为人，并针对违法行为性质、违法次数的多少、违法程度的轻重以及造成社会危害的大小等等，在均衡合理的范围内，综合考虑其教育矫治的年限，建议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期限最长不能超过一年，如有经教育矫治后仍不能够实现远离违法犯罪的目标的，最多可以再延长半年。这里并不是说在立法中要彻底消灭自由裁量权，而是要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况，细化裁量标准，限制自由裁量权，杜绝原有劳动教养制度“一锅端”的现象出现。因此，《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的立法，既应当尽可能地细化裁量标准，但同时也应当赋予决定机关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在具体司法实践中予以区别对待各种不同程度的违法行为，以便更好地实现该法的适度性原则。
（三）遵循程序正当原则
劳动教养制度在实践操作中一直以来都缺乏外部监督。劳动教养名义上是“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人民政府组成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领导和管理劳动教养工作”，实际上现如今的劳动教养案件，从调查取证到审批决定全部由公安机关独立负责完成，检察机关虽然也负有监督公安机关工作、检查劳动教养案卷的职责，但是从实践中看来，检察机关也怠于行使其对劳动教养案件的监督职能，一般公安机关向其送交劳动教养决定书后，就没有后续的监督检查工作。由此导致了劳动教养案件办理不透明、不公开，任何公安机关无法移送起诉，而采取治安管理处罚又嫌过轻的案件，均采取劳动教养的形式。
《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应当纳入决定教育矫治的办理机关、决定机关、监督机关，改变原有劳动教养由公安机关一家独揽的情况。建议由公安机关作为办理机关，由法院作为决定机关，由检察院作为监督机关。公安机关承办各类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案件，负责证据的收集、违法事实认定、前科材料收集等，在符合违法行为教育矫治的情况下，应将案卷直接移送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可以采取简易程序开庭审理，人民检察院应对案件全程履行监督职责，公安机关在必要时也应当出庭作证，最后由人民法院决定教育矫治的期限和方式。这样加入外部监督，可以保证案件办理、决定的公平、公正，摒弃了一个机关从办案到决定全权独揽的弊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