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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面红旗

    时间:2021-07-12 12:01:2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红色象征着活力、激情。象征着坚强的意志、进取和力量。红旗则象征着中国革命。象征着成功、胜利、忠诚和生命力,代表着中国革命的方向。在上个世纪的50至60年代。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征途上,曾高高飘扬着几路指引亿万中国人民奋勇前进的旗帜。虽然被后来的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但也为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这几面旗帜,用一个历史的名词概括就是——“三面红旗”。
      “三面红旗”是我国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提出的一个施政口号。也是推行“第二个五年计划”中的核心工作,即“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其目的是希望在短期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总路线”是纲领,“大跃进”是速度。“人民公社”是组织形式。1960年5月前,“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曾被称作“三个法宝”。5月后改称“三面红旗”。为什么改称“三面红旗”呢?从下面一段话中或许可窥见一斑。1958年5月8日、20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就“破除迷信”问题两次发表讲话。他讲到:要学习列宁,敢于插旗手。敢于标新立异。插旗子不要有空白,要把资产阶级插的拔掉。换上无产阶级的旗子。关于擂红旗、辨风向,他说:“凡是有人的地方总要插旗子。不是红的,就是白的,或是灰的,不是无产阶级的红旗。就是资产阶级的白旗。……现在还有一部分落后的合作社、机关、部门、车间、连队、学校、企业。那里边插的还不是红旗,是白旗或者灰旗。我们要在这些地方做工作,发动群众,大鸣大放,贴大字报。把白旗拔掉,插上红旗。任何地方都要插红旗,让人家插了白旗的地方,要把他的白旗拔掉。”
      第一面红旗:总路线。总路线的形成是从批判经济工作中的反冒进开始的。反冒进是1955年中央领导为纠正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出现的一股层层抬高数量指标和忽视综合平衡的冒进势头,避免给国民经济造成紧张和混乱的局面而采取的一系列正确措施。1955年夏,国务院开始着手编制国民经济发展的十五年远景规划及“二五计划”轮廓。十月,毛泽东看了国家计委的报告,对设想中的发展速度不满意。十二月,写《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把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从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转到经济建设领域,提出各行各业都要反对建设中的右倾保守思想。从1956年初起,毛泽东就不断地在讲:做事情,至少有两种方法。一种,达到目的比较慢一点,比较差一点;一种,达到目的比较快一点,比较好一点。一个是速度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不要只考虑一种方法,经常要考虑两种方法。在1956年1月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他概括出两种领导方法:一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一为又少、又慢、又差、又费。多快好省作为一个方针,成为毛泽东当时批评右倾保守、批评反冒进的主要武器。同年,《人民日报》题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元旦社论中,也正式明确地提出“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自己的事业”的要求,从而把“多快好省”的口号向全国公开发表了。此后,就出现了各地区、各部门不顾实际条件,纷纷提高计划指标、追加基建项目的浪潮。1957年9至10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召开。此时,全国的经济形势发展的比较好,群众的建设热情高涨起来。在毛泽东看来,1956年夏~1957年春的反冒进恰恰是对群众的积极性泼了冷水,于是把反冒进作为一个严重问题公开提出了批评。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主持起草的题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社论。社论指出:“在去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订的冒进了,行不通……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等等。于是,本来应该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毛泽东认为“多、快、好、省。这是代表中央的,是党的一个路线,是我们搞建设的一个路线”。
      1958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乘风破浪》的社论中,再次强调了“多、快、好、省”的方针,并第一次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1月11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开南宁会议,在会议的多次讲话中,毛泽东又集中批评了反冒进和分散主义。会议期间,《人民日报》还连续发表了《我们的行动口号——反对浪费,勤俭建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发动群众打破陈规》等社论,继续批评右倾保守思想。3月9日至26日,中共中央又在成都召开会议,即成都会议。此时,全国上下,热气腾腾,正在掀起一个生产高潮。在党内,随着批评反冒进的范围越来越大,地方上的一些领导人竟相攀比,提出的生产指标亦愈来愈高。会议上。毛泽东重点讲了反冒进、反对经济工作中的教条主义问题,并把对反冒进的批评,提到了是马克思主义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更高层次的问题。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的形成,再有五年就差不多了,苦战三年,也可能形成。过去的八年,顾不上也抽不出手抓建设。现在才有可能抽出时间来研究建设,开始摸工业。现在建设路线还没有完全形成。科学、文教、商业还没有摸。我们一定苦战三年,切实去摸,形成一条完整的、我们中国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会议提出,苦战三年。基本改变本省面貌,七年内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农业机械化争取五年实现。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将“多快好省”与“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联系在一起,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观点。成都会议是继南宁会议后,中共中央召开的又一次重要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最主要的是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并且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表述,尽管还没有明确地把它突出出来。作出一个正式的决定。对于为什么要“鼓鼓劲”?毛泽东认为:一个人也好,一群人也好,我们一个党也好,全国人民也好,没有一点劲,或者劲不足,那不好办事。所以要鼓足干劲。又说,什么叫“力争上游”?比如《农业发展纲要》提出的任务,原定十二年完成,现在不要十二年了,有些基本的项目,个别的省说三年可以。有些项目今年就可以完成。还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两旬是非要不可的。这个劲有个量的问题,现在用“鼓足”这两个字,恐怕比“鼓起”好。鼓起,早已鼓起来,你还要起?问题是足不足?他认为,“多快好省”是从哪里来的?就是因为群众里头出现了多快好省。工厂、农村、商店、机关、学校、军队里都出现了多快好省。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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