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七年”中国乡村文学中的气候政治学
时间：2021-07-12 04:00:4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作为一种纯粹的自然现象，气候从一开始就直接影响着人类的历史①，在塑造着人类生活环境的同时，它也在塑造着人类的生产方式乃至其身体和心智。尽管有人说“气候是造成有机的大自然极度不稳定的主导性原因”②，但人类的至今幸存仍旧需要归功于已然相对稳定与适宜的气候史。设若缺少这一客观前提的话，那便根本无法想象人类文明的传承以及进步。事实上，正是“稳定的气候使人们有可能获得固定农业所需的播种和牲畜饲养的技能”③，而随着这种农业技艺的不断发展成熟，物产财富方才得以积累，从而为进一步的社会分工创造了可能。当然，稳定的气候并不意味着永远的风调雨顺，以耕作为生的人们同自然力量之间的关系始终伴随着紧张的时刻。人们也恰恰是在这一时刻愈发感觉到了自然的非自然性，即其中所隐含的道德化神力，如在《圣经》中，所有那些灾变性气候几乎都是“对人类盲目崇拜和道德败坏作出的反应”④。即便对于没有同等宗教信仰的华夏民众来说，气候的人格化威严亦是一样存在，它随时会对人类的不正当行径发出警告或者给予报复。所以，“在整个汉朝时期，宰相经常被指责，认为他们要对旱灾、流星、日食、洪水、瘟疫等等负责。皇帝则会遭到有勇气的官员的指责，他们会上表提醒朝廷，一些不寻常的自然现象发生了，而皇帝的错误行为要为此负责。甚至当改朝换代的时候，就会找这样的借口来弹劾旧的势力”⑤。于是，责任者唯有诚心修正自己的过错，顺应天意，方有可能恢复正常的家国秩序。气候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极早参与起社会的时代变革进程，进而被赋予了多重政治化的表征。只是，在人类逐渐了解和掌握了气象规律之后，大自然神秘的面纱被层层揭去，气候作为人为借助的一种绝对力量亦便随即丧失其曾经的有效性。虽然天灾从未间断，并且还可能继续干预着人类社会的既定时局，但其针对历代变革的中介作用却似乎着实难以再现昔日的辉煌。
不过，此种情势却并不足以证明气候政治地位的彻底失却，尤其是对于依然倚重农业文明的集团而言。至少，在“十七年”中国乡村文学那里我们不难发现，气候仿佛从来就不是作为某种单纯的自然现象而存在的，它自始至终都在肩负着构建那一时代意识形态的政治重任。我们知道，在工业实力极为薄弱、城市化水平严重低下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生产仍不得不继续充当着国民经济的主脉，而且农民阶级在全国人口比重上也一直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如1952年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竟然高达875%”⑥。因此可以说，乡村这一空间无疑是注定要担当起国家意识形态的宣传重地。可以看到，“三反五反”以及“整风反右”这种解构性运动主要是针对城市空间的，而“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种具有正面导向的社会主义教育却主要放在了乡村。厚此薄彼的政治战略选择，使得我们可以在“十七年”乡村文学当中获取更多且更为直接的见证意识形态建构的过程。毫无疑问的是，“三面红旗”的牢固树立首先需要确保全体农民在集体主义价值观念上必须达成高度一致。故此，历史遗留的私有制情结和个人主义思想必须得到全面清算。于是，诸多“十七年”乡村文学作品便责无旁贷地从这一理念动机刻意设计起了当时的各种气候事件。
长篇小说《汾水长流》（胡正）自一开篇就让杏园堡村如临大敌般地面对着一场即将到来的夜间霜冻，这场霜冻从上级通知到农业社具体的预防措施，其实关乎的都是一次彻头彻尾的集体主义行动大演练。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落后与进步的分歧首先就体现在是否相信气象预报上。作为前者的代表周有富只肯相信自己多年来丰富的实践经验，而郭春海、杜红莲这些属于后者的年轻力量却义无反顾地听从着组织上的指示。在此，组织象征着集体的权威，集体的权威象征着科学的真谛，而科学的真谛理当不容怀疑。所以，就继父周有富对气象预报不以为然的举动，身为组织成员的杜红莲的自然想法是：“自己是一个青年团员，他不相信气象预报，自己还能不相信？他不响应政府的号召，自己也跟上他睡懒觉？”可耐人寻味的是，杜红莲此时此刻的这种想法也许还并不是那么坚定，因而才会出现后来针对郭春海的那句发问：“今晚上真的会降霜？”至于后者“你还是青年团员，怎么也不相信科学？气象预告，十有九准”的回应，则不单是一句简简单单的答话，它道出的更是对集体主义力量的理论上的一种绝对自信。而一贫如洗的王连生对于农业社所表现出的不容置疑的信心，则倒是来自个人如此经验上的认知：“他觉得参加农业社比土改还要靠实。土改后，靠土地、靠牲口，都没有靠上，小农经济真是经不住风吹雨打，眼看着又分开穷富，还能再来一次土地改革吗？入了农业社，就可以靠着农业社稳步等高了。”果然，随之而来的霜冻事实圆满地验证了郭春海和王连生分别在理论上及经验上的坚定信念；它与此同时也挫败了周有富那种经验主义的傲慢。显然，在作者看来，周有富对于气候的常识性经验已经沦为墨守成规的一种反动方式，是完全有悖于新时代本身所代表的科学精神的。
霜冻之后，紧接着又是一场大旱，大旱随即开始动摇村民们入社的决心。郭春海在这紧急关头召开的群众大会上的一番慷慨陈词，继续以集体主义的信仰有理有据地论证着农业社的光明前景：“……天旱单是旱农业社的庄稼吗？退了社天就不旱了？有人说天旱是因为农业社得罪了老天爷，要农业社腾出大庙来，叫大家耽误上生产祈雨，大家想想，这是什么人造的谣言！互助组和单干户的地里不是一样旱吗？祈雨就能有雨了吗？还是大伙儿齐心协力抗旱吧！人定胜天。互助组愿意入股和我们一块儿抗旱的也可以讨论，咱农业社不保守。人多力大，多打下粮食对农业社也没有坏处。农业社的优越性我们说过不少了，远的不说，单说前几天防霜，农业社受冻的庄稼不到十分之一，要是社员们都齐心出力，我看就连十分之一的灾害也能免了。可是互助组、单干户呢，少说也有一半遭了霜冻！对于眼下这旱灾呢，单干户和互助组力量小，很难抗住它，可是组织起来的农业社的力量就大得多了，要是农业社社员们齐心出力，不但能战胜旱灾，保险还要增产……”人多力大是集体主义的法宝，人定胜天的信念也恰恰是来自这一法宝的强劲支持。所以，“这几天，虽然还是连日无雨，而农业社的社员们却像那干渴的麦苗喝饱河水，一个个精神抖擞，欢天喜地”。最终，人们看到：“经过半个多月的抗旱斗争，经过半年多的精心作务，农业社的庄稼真比往年风调雨顺时还长得好。”而周有富即便拥有一口水井，却仍也不足以拥有战胜旱灾的力量。结果，农业社收获的是“一片籽饱穗满的麦子”“重甸甸摇头晃脑的麦子”，他周有富“那麦子就显得有些干瘦，显得轻飘飘的不够分量了”。事实再次证明，个人不论有着多么丰富的农艺经验，也不论他把持着多么得天独厚的资源，在遭罹自然力量的侵袭时，照旧并且必然是不堪一击的。《汾水长流》以一种反常识的集体/个人胜败方式，呈示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奇性。有必要指出的是，至此，集体与个人的较量均是通过各自同自然灾害的斗争过程在暗中展现出来的，二者之间实际上尚没有真正面对面的冲突发生。直到刘元禄企图借助两捆麦子利用转瞬即至的暴雨影响社里抢收的阴谋被识破时，集体与个人的紧张关系才忽然出现了阶级斗争的火药味。气候在文学中的中介地位亦因此获得了进一步提升，它不仅在挑战着人们的经济生活，同时也在挑战着人们的政治生活。小说于结尾处，以汾河的季候性变化又一度阐明了集体主义真理的象征性谕示和晓悟：“汾河，当她还只是一股小泉，或者只是一点一滴的流水时，她是那样软弱和胆怯，春天的太阳都会使她害怕地躲入干涸的河床，而当夏秋之际，当她饱饮了天雨，又汇集了无数的河流时，她就显得这样勇猛雄壮。当她碰到河底或河畔有什么东西阻拦时，她就鼓起勇气，嗷嗷地大喊几声，冲垮那些障碍，击碎河底的礁石，即使遇到深坑和陷阱，也不过使她转一个漩涡，然后就扬起她那白色的翅膀，发出了战斗后的胜利的欢笑，哗哗地向前奔流而去了。……”集体不断形构着生命的宽度与深度，但个中所蕴含的与其说是智慧，还毋如说主要就是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一种摧枯拉朽、所向披靡的大无畏力量。值得注意的是，也正是由于此种俨然可以突越一切禁忌的力量，才激发出了“大跃进”时期那史无前例的想象和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