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演变的影响
时间：2021-07-11 00:01:3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这一原创性理论成果形成的最根本的依据是中国的具体国情。但这一理论成果从形成到在实践中被过早地放弃，苏联因素的影响是很值得研究的。具体地说，新中国成立前后，新民主主义社会思想在滑轨与嬗变过程中，毛泽东认识的变化是第一位的，苏联因素（苏共和斯大林）对毛泽东认识的转变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搞清楚这些问题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具有理论意义。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后，苏联经验，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共产国际；斯大林
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始终绕不开苏联因素。中苏关系的广度、深度和复杂程度超过很多大国关系。通过俄国十月革命建立的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被视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革命和建设的的成功典范，苏联经验被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者所学习、借鉴。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围绕着建国等一系列问题，中共积极寻求苏联的指导，在与苏共的互动中，中共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如何看待这一段历史，如何评价苏联影响？认清这些，对于正确理解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有重要的价值。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
新民主主义社会是毛泽东从近代中国基本国情出发对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如何衔接问题作出的创造性回答。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概念，指它是人类历史上有可能出现的一种具体的社会经济形态，这种经济形态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时代之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势力的斗争取得胜利后，可以建立起来、也应该努力使之建立起来的一种社会经形态。毛泽东凭借理论思维与革命根据地的社会实践，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新中国的成立，我们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就其性质来讲，是新资本主义的或者说是新民主主义的。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将要经历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即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学说、观点和理论。于光远1988年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命题，认为“它是过去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所从来没有涉及的”，“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是崭新的东西。”[1]P11这一观点在国内党史学界得到广泛地认同。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作为毛泽东思想中极具创造性的内容，在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报告中发展到最高峰。社会论认为，民主革命胜利之后，应当建立一个相对独立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经过一段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时期，再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在民主革命时期在根据地建设过程中出现过，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自然延伸和逻辑结果，被视为民主中国的典型。建国后我们建立了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国家政权。主张在政治上，“国体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是民主集中制”；在经济上，‘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在文化上，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2]这个社会建立以后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3]“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4]新民主主义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均体现出不同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特点。但在毛泽东看来，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设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5]
二、苏联因素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演变的影响
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以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苏联通过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在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做出“不再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的战略调整给各国共产党松了绑，使中共独立自主探寻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可能。毛泽东在20世纪30-40年代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著作中集中论述并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思想。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做《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使之达到顶峰，上升为建国纲领。中共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在七大以后的历史有向前发展和向后退步两种倾向，从1948年9月政治局会议到1952年9月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这种两重性一直存在，总的趋势是贯彻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一面越来越弱，放弃的一面越来越强。在这个过程中，苏联影响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而这种影响是在中苏两党互动中实现的。应该说，1947年中共在国共两党力量对比中占优势，中国革命胜利在望，中共更加积极主动地与苏共接触，寻求苏共指导。作为苏共的最高掌舵者，斯大林的意见具有主导性，所以，研究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演变中的苏联因素，重点是考证斯大林对中共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态度。
首先，在斯大林看来，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共产主义者，只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毛泽东是“半个铁托”[6]P120。南斯拉夫被开除出情报局及后续一系列做法，表明苏联加强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管控，对于急需苏联支持的中共来说，这种压力是非常巨大的。为了减少苏联的疑虑，中共主动与南斯拉夫划清界限，批评南斯拉夫的做法，坚决站在与苏共一致的立场上。毛泽东在1956年《论十大关系》中曾讲到：“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先是不准革命……。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7]P42作为中共“一边倒”战略的成果，1950年2月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条约》虽然从形式上把中苏关系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可是并未消除斯大林的怀疑。
其次，斯大林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存在某些疑虑和误会。斯大林认为，既然新中国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就应该像苏联一样在民主革命胜利后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是实行所谓的新民主主义制度。苏联认为革命胜利后的中国工人阶级并没有上升为当权的统治阶级，“中共给城市无产阶级自由过多，在农村有指望农民即富农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因而中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资本主义完全复辟的严重危险。”[8]P110-111斯大林明确表示，“在今天的条件下，单凭自己的力量或自己独特的方法建设社会主义，这种想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不共戴天的敌人——民族主义的幻想。”[9]P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