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的人道主义干预：
时间：2021-07-03 16:04:2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安全是国际政治的首要关切。随着安全情势的变迁，人道主义干预在以往三个世纪的国际事务中有着从进入到过时并在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中一度消失的经历。冷战后全球安全形势的变化推动了人道主义干预这一该时期国际关系领域最重要的理论思潮与实践的兴起，安全与人权的联结对于理解人道主义干预的复兴至关重要。各种干预理论的提出与同期安全理论的拓展具有高度的关联性，把握安全概念及其理论研究的演化是理解人道主义干预从理论到现实之全面复兴的中心环节。然而，对安全的人本化改造在复兴了人道主义干预的同时也形成了传统的国家间安全困境外国家安全与人的安全之间新的安全两难。就人道主义干预本身的价值两难而言，这一新的安全困境的形成在于国际维度下的哪些陌生人值得拯救和国内维度下能够容忍本国士兵以何种程度的生命代价去拯救不存在共同体义务的陌生人。
关键词：人道主义干预安全研究“安全困境”
引言：安全研究的视角何以必要
所谓人道主义干预，质言之，就是基于人道的理由对一国内政实行强硬干涉的国际行为，其形式涵盖从外交申明、谴责、斡旋、调停、制裁、人道主义救援直到强制性的武力干预乃至其极端形式的政权变更这一连续体的多种形式。本文关注的是其中最具争议也最强有力的强制性武装干预行为，所指涉的系“为保护外国国民免遭人为暴力而进行的跨界军事部署”。由于它对作为现行国际关系基石的主权和不干涉原则构成挑战，不同的学者从哲学、伦理学、历史学、政治学、国际政治学、国际法学等多个学科的角度对之展开了广泛的探讨，但“主导现有研究的是国际法”。尽管国际法方面的研究使我们受益匪浅，但法之理在于法之外，“国际法是国际政治的规范表述”，“是以法律形式表现出来的国际关系”。因此，对于人道主义干预的研究还有必要深入到国际政治的现实和理论中去。
现实世界中的人道主义干预作为安全问题被纳入国际政治而引起国际法上的争论的，主张单边或少边（mini-lateral）干涉的国家往往宣称人道主义灾难对其国家安全构成了挑战，因而可直接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权；争议较小的联合国系统内的干预，亦即安理会授权的干预，也是通过对安全的扩大解释，认定特定的人道主义灾难对地区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才使之得以进入安理会的行动程序。反对者则认为人道主义干预的存在就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可见，人道主义干预与安全以及人们对它的理解密切相关。尊重人权已成为当代对“安全”定义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国际社会缺乏人权保护就没有安全可言。从安全研究的视角思考人道主义干预，把握安全概念的扩大及其理论研究的发展是理解人道主义干预从理论走向现实的中心环节。
然而，安全本身是“一个不发达的”、“一个本质上存在争议”的概念，是一种“模糊的符号”。人们对于安全是什么，如何被界定，以及哪些是与之最为相关的研究问题缺乏共同的理解。尽管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早就指出“安全是一种价值观”，但传统理解只认可保卫国家内部的既有价值不受外部威胁，在对外政策中掺杂价值标准则受到了以凯南（George Kennan）和摩根索（Hans Morgenthau）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的强烈批判，把“拯救陌生人的道德事业”纳入国家安全利益的范畴在冷战结束后的新安全环境中才较少受到质疑。冷战后安全研究在横向上得以拓宽，纵向上得到延伸，甚至出现了以人的安全为最高价值旨归的新学说。可以说，安全研究的发展与人道主义干预及其理论的兴起有着相当高的关联度。伴随着联合国主导下的人道主义多边干预在当前国际实践中地位的上升，从安全研究的角度审视人道主义干预显得十分必要。
一、安全情势的变迁：冷战后人道主义干预兴起的背景及原因
两极对峙的消失与更为深刻的相互依赖关系相伴随，造就了冷战后安全形势的新特点。人道主义干预在冷战后的表征主要有：地区组织主导的多边介入增多、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紧密交织、以及公众之于相关决策的影响增强。究其背后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个别国家的失能形成国际安全黑洞
安全与国家的健康状况密切相关。自“失败国家”（failed states）概念被提出以来，对国家失败的探讨成为新的重要课题。尽管美国对评价指标的选择充斥着意识形态色彩，但国家失败对国际安全的影响却十分实在。
苏联解体及由此导致的美国对不具战略重要性的第三世界兴趣锐减产生了复杂的国际安全影响。一方面，伴随着外在压力的消失，各种遭压制的矛盾如火山喷涌般地爆发；另一方面，原先有赖于大量外援生存的政府因前者的突然断绝而面临对其能力的严峻考验。索马就是典型。一些国内冲突除了本身的频发性，还有着很强的外溢性和跨国性。由于同一地区国家间往往存在着历史、文化、宗教、民族诸方面的联系，此类冲突具有的潜在影响对邻国的野心、担忧和恐惧构成强烈的刺激，从而间接引发传统的国家间冲突，如埃塞俄比亚对索马里伊斯兰法院联盟的先发制人打击。另一方面，国家内部的冲突还以非传统安全的方式威胁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如索马里附近海域的海盗问题。
此外，国内冲突导致的难民问题也对周边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秩序造成沉重的负担。难民的跨国流动不仅引发疾病扩散等次生问题，还常常与跨国激进势力、贸易网络及各种次国家行为体彼此纠缠，助长暴力；按族群聚居的难民会强化各种分离主义，或出于经济目的而支持反政府势力与武装，如2008年索马里国内的难民已达130万，平均每月有5000人抵达肯尼亚的难民营。肯尼亚不堪重负，不得不对索马里进行军事介入，进而又遭致青年党旨在反对外来入侵的恐怖威胁，甚至有720名青年党武装分子辗转投入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的战斗。
国内冲突之所以外溢到国界之外，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乃至全球的和平与安全构成挑战，根本还在于它从内部削弱以致消解了该国政府的治理能力，从而在全球化时代成为威胁国际社会的“安全黑洞”。从工具理性的角度理解，主权是“国际关系的一种功能性原则”，是一种分割型的人类治理模式和组织形式，它通过把世界划分为一个个主权实体实施全球范围的治理。在全球化时代，一旦出现失败国家，原本应由该主权实体进行管制的国内行为体就会因缺乏有效管控而直接蔓延到所在地区乃至整个国际社会，并游离于常态国际法的规制以外。由于主权是无政府社会治理的最后一道屏障，国家的失败使得传统上以台球模式施行的威斯特伐利亚规则难以适用，令其他相关国家面临着一种令传统安全思想和手段措手不及的窘迫局面，全球化的加强使这类利益相关者由周边地区扩展到全球。就此而言，人道主义灾难、非国家恐怖主义与国家失能同根同源，选择以“人道主义干预”、“反恐战争”抑或长期发展援助加以应对，既是对问题不同侧面的强调，也是不同安全观的体现。总之，对“失败国家”负责不是善行，而是一种安全投资。防止国家失能并使已经或行将失能的国家得以振兴，便成为这个时代关键和囊括一切的必须，是战略和道德的必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