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商主义真相探解
时间：2021-07-03 16:04:0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国内外主流学界普遍相信，重商主义是一种荒谬的学说、有害的体制。实证历史考察却表明，这种看法十分片面。重商主义诞生于民族国家兴起、国际竞争激化的近代欧洲，主张通过金银积累、贸易保护、工业扶植、就业促进、国家干预、强权打造、殖民征服等手段，实现富强并赶超先进。这套经邦济国的理论与实践曾在西方长期盛行，实际上掀起了一场早慧的经济学革命，促成了西方领先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当然也为后世留下了经济民族主义范式。作为欧洲传统之产物，重商主义与中世纪的贸易中心城政策、城市保供应政策以及手工业行会制度其实一脉相承，深挖这一历史根源有助于探解西方率先崛起的独特性和必然性。从古典到新古典自由经济学尽管受益于重商主义，但又对之大加贬损。重商主义实乃一份兼具思想性与实践性的丰厚遗产，后发国家学界尤其应该勇于拨乱反正并善于取其精华以为今用。
关键词：重商主义；真相探解；经济史反思
中图分类号：F09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7）07-0123-22
重商主义，作为内容宽泛又自成一体的经济理念和政策实践，曾广见于欧美國家，尤其盛行于16-18世纪。自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中对之严加批评后1，重商主义被定格为自由经济体制的对立面，成了混淆货币与财富、实行贸易保护、鼓励垄断寻租、政府过度干预之类不良经济思想和行为的代名词。从古典到新古典自由经济学普遍相信，“重商主义论点来自彻头彻尾的思维混乱”，“不过是胡说八道”2。此种观点也左右了中国学界，有国内知名经济学家即称：“重商主义者都是把财富和货币混为一谈”，“未能渗透到现象的深处”，“不能为经济科学提供理论基础”3。
然而，学界历来不乏异议。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认为，不仅自由经济学派对重商主义的贬损有失公允，而且有关命名本身就有误导性，故而他干脆改称“重商主义”为“工业主义”4。约瑟夫·熊彼特则指出：“斯密不恰当地批评重商主义从而树立了坏榜样”，重商主义的所谓“谬误也主要是想象出来的”5。事实上，从德国历史学派到英国历史学派，再到约翰·凯恩斯、沃尔特·罗斯托等当代大家，以及极少数中国学者，也对重商主义给予了积极评价。面对如此截然不同的观点，甚有必要实证地探解重商主义的真相。本文拟就重商主义的政策主张、历史作用、渊源流变、当今启示等问题作一综合考察。
一、重商主义的基本主张
世人对重商主义的解读之所以大相径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该学说内容庞杂。重商主义的历史跨度很长，不限于16-18世纪，而不同时期的理念阐发与政策实践有着不同的侧重。从地理范围看，该学说曾流行于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瑞典、美国等，国情的差别难免带来各异的关注。重商主义的著述更是林林总总，其作者之间的利益诉求、学术立场多有分歧，同一作者的前后观点也未尽一致。但是，这些庞杂性并不妨碍重商主义呈现某种一以贯之的思想框架和政策指向。
总体而言，固然无法把重商主义视为“畅行几个世纪的某种固定的思想流派或严密的理论教义”，但该派别还是存在“足够的一致性和连贯性”1。经济思想史家在追踪数世纪的学说脉络后感叹，在有代表性的重商主义著作之间，“关于商业政策的观念居然变化得如此之少”2。这种经久一贯性体现于重商主义的简明思路：为了打造强大政权并开展国际竞争，需要积累金银财富并增强综合国力，为此又需要争取贸易顺差并加強货币管制，进而则需要实行贸易保护以扶植本国工业。以“集大成”的英国为例，我们可具体了解重商主义的基本主张。
1、关于国家财富的增长与国家实力的增强
重商主义的主张体现为：
确立了以财富增长为优先目标的新价值观。随着王权的加强和民族国家的兴起，欧洲各国竞争加剧、冲突不断。值此历史变局，各种经邦济国的策论应运而生，旨在“让经济政策效力于国家实力”3。重商主义者明确提出财富增长乃优先要务，他们视“财富为国家和战争之命脉”（托马斯·史密斯语，此人曾被误作“约翰·海尔斯”），而且相信，“一国之富有仅在于比邻国更富有”（威廉·配第）。经济民族主义的基石就此奠定并影响深远4。
将国家财富增长与国家实力增强合二为一。重商主义者“倡导利用国家实力系统地增殖国家财富，或利用国家财富培植国家实力，富与强往往就是同一件事”5，并相信“这些目标长远而言协调共进”6。他们认为，“对外贸易能带来财富，财富能带来实力，而实力又能维持我们的贸易和宗教”（乔赛亚·蔡尔德）7。既然“财富即实力，实力即财富”（托马斯·霍布斯），那就“绝对有必要将利润与实力统筹谋划”（乔赛亚·蔡尔德）8。
相信对外贸易是实现财富增长的关键手段。国内贸易和国内消费据称“完全不能使国家更富有”（查尔斯·达维南特）9，只有外贸才是“王国致富的唯一手段”（罗杰·科克），堪称“王国繁荣的真正试金石”（托马斯·孟）、“借以判别王国健康状况的脉搏”（威廉·配第）。“贸易兴盛时，国王的岁入增加，土地和租金提升，航运获得发展，穷人得到就业。而假如贸易衰败，所有这些部门都会跟着衰落”（爱德华·米塞尔登）1。
清醒地认识到现实世界的“无政府”本质。“普遍的开放贸易”固然令人向往，但需要某个“以相同法律来治理、按协调计划来行政”的“世界政府”，现实中却“国家各异且利益分歧”。有鉴于此，“各国的利益都应单独加以考虑”，包括必要时应追求自给自足，减少对外依赖。在贸易领域，“任何一国若将本国港口向种种外来货物开放，却同时不能保证得到所有邻国的互惠许可，它会很快遭遇毁灭”（詹姆斯·斯图尔特）2。
冷峻地以零和博弈眼光看待国际经济关系。典型的表述是：“财产的增加理当着眼于外国人，一方有所得必致另一方有所失”（弗朗西斯·培根）3。据信，“财富不在于拥有更多金银，而在于比世界他地或比邻国拥有得相对更多”，通常削弱他人便等于增强自身4。故此，应借国家干预保证贸易利益流向己方，保证“与我们同业竞争的其他国家无法从我手中夺走贸易，而我方却能排挤他人，让自身贸易持续并增长”（乔赛亚·蔡尔德）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