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知行合一”说对道德教育的启示意义
时间：2021-06-20 08:01:5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是针对明朝中期社会风气败坏，道德水准低下，特别是官员阶层贪污腐败，虚伪欺诈的情形而提出的，对当时不知而妄行与空想而不行两种不良倾向对症下药。其宗旨是针对道德实践中先知后行、知而不行的弊病而发的，其用意是在于强调道德的实践性。王阳明“知行合一”在道德教育的意义有两点：首先是人人心存善念，其内涵为澄清道德意念与纯化道德动机；其次是人人践行善行，其内涵为以“道德认知”引导“道德实践”和以“道德实践”扩充“道德认知”。
关键词：王阳明；知行合一；良知；道德认知；道德实践
中图分类号：B2482；G4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615（2017）01-0011-06
DOI：10.15958/j.cnki.jywhlt.2017.01.003
一、绪论
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面向二十一世纪研讨会”，特别指出，道德、伦理、价值观的挑战会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首要挑战。为迎接这个挑战，世界各国纷纷研拟对策，从改革教育寻找出路。在美国，超过三十个州正大力推动品格教育（character education），品格教育主要包括道德教育、公民教育、人格成长三大领域。英国从2002年开始，把公民教育（citizenship education）放到中学实施，目的是要促进学生心灵、道德以及社会及文化的发展。先进国家无不强烈意识到“教育是无法逃避的道德事业”“品格教育是良好教育的最基本要素”。因此，必须在教育中重新注入品格的陶冶与道德的启发，更重要的是为全世界失落的青少年建立坚实的人格基础，突围日益艰辛的人生困局。
在这个道德频受污染的世界中，要维持学生的伦理观，道德的力量是他们所最需要的。所幸，道德议题并未遭到全然的忽视。我们处在混乱的时代，若想成功地帮助子女不但在思考上遵守道德，而且在行动时践履道德，为人父母者需要的远比这些还多得多；再者，除非孩子知道如何正确行事，否则他们的道德发展便是有瑕疵的。我们都明白，品格真正的基准在于行动，而非仅及于思想[1]19-20。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伯·柯尔斯（Robert Coles）专门研究儿童及青少年道德发展指出，青少年很多的行为问题，导因于他们内在缺乏道德感的指引，产生虚无的焦慮。他们需要可以相信的价值观，藉着这些价值观克制行动、怨恨、绝望。今天的中国社会，很容易让学生变得虚无，因为价值观变得怎么样都可以，他们失去是非、善恶、对错的中心标准。因此，学生在面临价值观认同与思辨时，容易变得虚无。以初中和高中的青少年学生为例，他们接受教育的重点应该放在生命观和价值观的理清和重建，但是中国的中学教育却只有成绩和升学率，其他的学习内涵被漠视了。
我们各级学校的道德教育，一向偏重他律训练及德目训诲说教；而较忽视自律行为陶冶与道德判断力之启发。如此的道德教育方式，使得我们的学生在面对社会急遽变迁、价值混淆的时刻，是无法调适与应变的。只有切实自律的道德教育，才有完整的道德人格。实施道德教育主要目标也在贯彻知行一致的自律道德[2]1-2。今天我们审视道德教育，必须强调课程的多元整合，从体验着手，落实在生活上，并培养道德实践能力。道德教育要超越认知的领域，不是只告诉学生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而是要培养学生批判思考和决策的能力，让学生对对错做出评断，并参与道德的实践。
中国传统哲学具有两个很鲜明的特色，一个是注重辩证思维的优良传统，另一个是注重实践的优良传统。在中国古代哲学家看来，认识世界和认识人自己的目的，都在于指导人生实践。因此，对于认识和实践，或知与行的关系，就成为他们所关注的重要哲学问题[3]110。
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提出是针对明朝中期社会风气败坏，特别是腐败官员口是心非，言行二分，满口天理，实际上是把自己的人欲当作天理；满口大公，实际上是把个人的一己之私当成了公，要其他的“私”都来满足自己贪得无厌的私欲[4]129。因此，提出“知行合一”的本意，在于纠正士人知识分子风气中最坏的一面：虚伪欺诈。而提出“知行合一”的宗旨是针对道德实践中先知后行、知而不行的弊病而发的，其用意在于强调道德的实践性。
关于道德教育的重要问题，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是否能相互配合？苏格拉底（Socrates）基本上主张“知德合一说”，他认为有道德上的认知，必然就有道德的实践。凡是能分辨善恶的智者，必定能行善而避恶[5]146-147。要把生活的善与世界的善，把知与行统一起来，树立理性的奠基。真正的道德是理性的，真正的知识也是理性的，而理性是普遍的，统一的，因此，美德与知识就是合一的[6]42。王阳明提倡“知行合一”的学说，认为“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知与行不是两件事，而是一件事。”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与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知德合一”说颇多类似之处。德国哲学家康德（I. Kant）主张自律性的道德，亦即在认知道德原理后，自己担任自己的道德立法者、实践者和裁判者。如此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在我们身上才能没有冲突、没有矛盾[7]104-105。
二、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理论内涵
为了安定国家社会秩序，挽救明朝的危机，王阳明抓住了“人心”对于贯彻于“天理”的重要性。而出于对实践道德论证的需要而去探讨本体问题，他之所以迫切要求把主观与客观合一，旨在说明：仁义礼智不只是客观的道德规范和统治阶级对人们的制约，更是每个人发自内心的要求，是人心固有的天然本性[8]221。
王阳明所谓“知”，指价值判断而言，即“知善知恶”之“良知”；而所谓“行”，指意念由发动至展开而成为行为之整个历程言。所谓“合一”，乃就发动处讲，取“根源义”；不是就效验处讲，因之不是取“完成意义”。[9]433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的宗旨是针对道德实践中先知后行、知而不行的弊病而发的，其用意是在于强调道德的实践性。王阳明试图用知行本体的合一担保和促使人们切实践履，实现知行工夫的合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