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晚清驻外使官张德彝与华侨华人
时间：2021-06-07 00:01:1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晚清驻外使官张德彝是同文馆招收的首批学员，也是清政府首批派赴欧洲、走向世界的翻译官。在1866—1906年间，他曾八次出使，留下七部以《述奇》为名的日记，其中即有大量关于海外华人的记录，为我们考察清末海外华侨华人历史提供了可靠而直接的材料。本文通过梳理张德彝关于海外华人的诸多记录，就其与海外华人的交往、对华人海外生存状况的思考，以及维护海外华工权益的斗争等历史进行探讨，同时剖析张德彝对晚清侨务政策的推动作用，望能填补以往学界对张德彝研究之空白。
[关键词]张德彝；华侨华人；驻外使官；述奇
张德彝（1847-1918），又名德明，字在初，祖籍盛京铁岭。籍隶汉军镶黄旗，是1862年同文馆招收的首批学员之一。18岁时（即1865年）经“总署大考，奏保为八品官，又奏派赴欧洲各国游历”[1]234。从1866年起，他依次随志刚、崇厚、郭嵩焘、洪钧等出洋当差，游历欧洲；1890年回国后，44岁的张德彝任总署英文正翻译官，翌年“侍德宗读英文，赐免拜跪”[1]237。在这二三十年间，社会风气发生了变化，张德彝的地位随着外文在社会生活中日益重要而提高。1896年张到伦敦使馆当参赞，1901至1906年间任出使英、义、比国大臣，登上了职业外交官晋升的顶点。
第一次出国时，只有18岁的张德彝在同文馆尚未毕业，对国外新鲜事物倍感新奇，观察和记录生动、具体，情感丰沛。同时，他对海外华人着墨甚多，一方面是因为在异域常感生涩，遇到华人时往往倍觉亲切，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张最初对异国事物的认知，更多来自于华人之口。但总体来讲，此一阶段的特点是“记”多于“思”，多半较为浅显。
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华民族危机不断加重，华人的世界地位更加一落千丈。从1871年张德彝随崇厚使法（为“天津教案”向法国政府道歉），和1878年随崇厚赴俄议界修约，直到1902年作为英、意、比大使使英，张德彝的民族自尊心也在与西方屈辱外交的过程中愈加凸显，华侨华人在国外如何求发展、谋生存，以及海外华工如何受到更好的保护等问题，引起他更多思考和担忧。与此同时，随着出使阅历的丰富和主权意识的觉醒，对海外华人的观察也随着时代的推移和自身阅历的积淀而愈加独到、理性。
一、张德彝笔下的海外华人
从历部《述奇》来看，张德彝每到一处都十分注重了解当地华侨华人的生存境况。在其日记中，不仅记录形形色色的商人形象，也记录了声名显赫的华人巨富、周游四方的艺人等，还与几位华商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一）以贸易为生的海外华商
第一次到越南时，张就新奇地记录下了越南华人贸易之盛：“再东一带街市铺户，多是粤人开设……再西北距四十余里，有‘中国城’，因有数千华人在彼贸易……”[2]463通过仔细询问，得知越南米业、内河航运业亦多由华人支配，“按年往粤省贩卖越南米粮，又自粤省运货在此售卖，如此往来，获利甚重。”[2]462
除一般的商贩，东南亚地区还不乏名声显赫的巨富。张德彝曾在新加坡游历过两位华商的园林，一个是胡璇泽之南生园，另一个是李清渊的振裕园。张德彝游览胡家花园时，看到园中珍禽怪兽颇多，且中外书籍、画轴、匾额、对联无数[3]286，新加坡华侨富商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给他极大震动。
张德彝在商业气息浓厚的西方，逐渐转变了传统士人的抑商思想。从张的文字中，不难看出对海外华人的经商能力和经济地位的肯定。但通过观察，张敏锐地意识到海外华人贸易的潜在危机。如张德彝在法国时，发现华人所贩货物多来自日本：“因日本出口税轻，货价亦廉，运此出售较易。”对此，他深感忧虑：“华人若不设法谋生，仅坐用他国之物，是将来出口无货，惟有金银而已。”[4]187经过多年的出国考察经验累积，张德彝渐渐意识到世界联系日益紧密，欲使国力富强，不但要有充足的物产和货币金属，还需有强大的制造和发达的贸易做后盾，才能真正实现强国。
（二）在异国卖艺的华人
从张德彝等清末官员的日记中还可以发现，19世纪下半叶在欧洲社会上比较活跃的另一个小群体是周游四方的艺人。“普通平民则喜欢观赏各类可随处献演的杂技、马戏、杂耍。来自远方中国的各色艺人，因其所表现的异国风情而受到当地人的欢迎。”[5]77-78如法国华人田阿喜，“幼来泰西卖艺”，“曾经周历各国，获利甚巨，且得有宝星赏号”[3]793。1866年在英国游水晶宫时，张又碰到五位华人，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来西方竟然是“令人观看，以图渔利”[2]535。同时，他发现这些艺人还通过贩卖华货获利，从而可以在本地安家立业，社会、经济地位高于单纯出苦力的华工，易得到当地人的认可。
（三）与华侨友人的交游
张德彝不仅善于观察，还在与华侨交往的过程中，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如安南华商张霈林（字沃生）是张最早结实的华侨友人之一，是张路过安南西贡时所结识[2]462。每次路过安南，张沃生的热情款待都会给张德彝留下深刻印象。第二次出国，张德彝曾在巴黎堕马而伤，归国路过西贡时，张沃生特意为其准备中医药粥[6]814，这种诚挚的友谊和入微的关怀，不仅扫除了张德彝惆怅的思乡之情，也让张对华侨有了更多认识和理解。
王承荣是另一位张德彝时常与之来往的法国商人，曾在张德彝、斌椿、郭嵩焘、曾纪泽等人的日记中频频出现。其中，尤以张德彝与之关系最为密切。从1866年张德彝第一次出国游历初识王承荣，两人交往长达12年之久，王承荣在张德彝的日记中就先后出现过37次，交往甚为频繁，互为常客[5]74。在久寓巴黎的王承荣的带领下，张德彝到处游历、参观，增长了不少见识。不仅如此，危难时刻王承荣还挺身救援，帮助张德彝度过难关。1871年张随使法国时，正赶上巴黎公社起义爆发，一时无法出城，“幸有王子显送至河干，恰遇一火轮舟，急行抢渡”[7]206，这让张甚为感动，彼此更添信任。
在诸位华商友人的交游中，张德彝凭借自身的语言优势，交际圈慢慢扩大。一次，他与在法国结识的四川华侨郭怀仁、宁波华侨王承荣一同散步，偶遇俄人郭福满和俄语教习桂冬卿，四人同坐茶肆攀谈。其中，郭怀仁懂拉丁语，王承荣懂法语，桂冬卿解俄语，郭福满解英语。张德彝在日记中欣然写到：“华洋五国言语，互为翻译交谈，甚趣。”[6]738这次，中西文明的交汇没有让张德彝感到不安或受辱，反而打破了那层顽固的隔膜，通过广泛的交往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正如钟淑河所说，比起许多仍将外语看做番鬼啾啾之言的国人和驻外使官，他同外国社会的接触和交往远远超过其他早期出国的官员[8]424。当然，张德彝在逐步走向世界的同时，诸位华侨友人的帮助是不容忽视的，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担当了张德彝与西方社会更快交融的媒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