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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权势转移析论

    时间:2021-06-02 20:02:5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摘要:2008年金融危机对美国发展史来讲,是一历史性的事件和标志性的节点。通过对关于美国是否走向衰落的相关论文进行分析,总结出美国政界、经济界和学界精英对这一命题的基本结论:美国硬实力和软实力并未走弱,而是类似于中国等其他实体权力资源不断增强。尽管面临国内外诸多问题与挑战,但依其强大的复兴能力、战略调整能力和基础优势,在国际秩序和体系中仍占据中心位置,其参与和领导全球事务的能力依旧卓越。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时,中国应基于这一基本判断,制定和调整自身对外战略与政策。
      关键词:美国;金融危机;衰落;中国;非国家行为体
      中图分类号:D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3)05-0042-07
      当今美国社会的时代思潮是美国处于“相对衰落”和“缓慢衰落”状态。据福克斯新闻(Fox News)2010年调查显示,62%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正在走向衰落,仅26%的美国人认为美国仍处于上升状态。相对于大众思潮,美国政界、学界、经济界的精英则多数认为,无论是与其他国家的横向比较,还是与美国自身历史的纵向比较,美国并未走向衰落,美国仍然是全球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在可预见的时期内仍可保持这一状态。正如奥巴马在2013年1月26日的《国情咨文》演讲中所言:“若是有任何人告诉你说,美国正处在衰落之中或我们的影响力已经衰退,他们并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1]
      一、国内事务:危机中的批判与调整
      外交关系委员会名誉主席莱斯利·盖尔布(Leslie Gelb)认为,与美国发挥国际威力方面显得无效相比,国内问题显得更为关键,因为“美国国际实力的基础是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和政治凝聚力”[2]。笔者总结认为,金融危机后,美国国内面临三大问题:一是经济复苏缓慢,失业率高企,社会福利开支不断攀升。二是党派争斗陷入僵化,政党极化色彩浓厚。亨廷顿的学生法瑞·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认为,“美国如今着实存在经济问题,但整体来讲,并非由经济低效和文化衰败所致,这些问题是由政府具体政策所致。”[3]三是面临自动减支机制和提高债务上限等财政问题上的硬战。扎卡里亚在《美国能否被修复:新民主危机》一文中指出,“重新平衡预算以获得在该国的未来投资空间是当今美国面临的最大挑战。”[4]此外,还有诸如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所长弗雷德·伯格斯坦(C.Fred Bergsten)在《美元与赤字:华盛顿如何防止下一次危机》一文中提出,“美国政客必须意识到大额外部赤字、美元主导以及伴随赤字和货币主导而来的大量资本流入已经不再是美国国家利益的构成成分。”[5]然而,基于美国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和自身所保有的基础性优势,美国并未因国内事务危机而导致实力的衰落。基本理由如下。
      任何体系均无法与危机绝缘,危机便会引起改革和创新。正如奥尔特曼撰文所称,“金融危机在给经济社会带来阵痛的同时,也时常推进结构调整,为下一步腾飞奠定基础。”[6] 在解决本国国内问题方面,首先,美国经政策调整后经济基本面运转良好。就业状况稳定改善,消费支出依旧支撑美国经济产出;私有部门投资稳步增长,房地产市场触底回暖;财政紧缩相对温和,政府公共投资转移(刺激性支出)受减支举措影响较小;能源领域出现“页岩气革命”,通胀预期保持稳定;金改法“多德—弗兰克法案”使得银行体系更具弹性;制造业逐步回流美国,出口温和增长,经常账户赤字基本上呈下降趋势。其次,财赤和债务问题,相比其他国家,美国拥有两大优势,一是拥有世界储备货币,二是拥有最具流动性的资产市场,这些优势使得美国相对从容地应对自身债务现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研究员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指出:“美元的作用在未来将不可避免地逐渐消亡,但是,在一定时期内,美元仍然将是多国储备货币体系中位列第一的货币。”[7]第三,奥巴马从2010年中期选举后陷入的“跛脚鸭”状态并没有因连任而改观,党派斗争会继续束缚奥巴马的决策力和执行力。扎卡里亚认为,“对现行制度安排作出些微的调整便可解决诸如削减浪费型开支和补贴等问题,但因政治上的缘故,这些改变似乎不可能。”[3]但从短期来讲,依照美国政治传统和实践规律来看,两党最终会为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而作出妥协。
      这里需要指出两个问题。一是美国政府加强宏观经济调控和金融监管是否意味着自由资本主义的衰落和国家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布雷默认为,美国等国近年来出现新的干预主义浪潮是为了减轻目前全球衰退带来的痛苦,使疲软的经济恢复健康。然而,“大西洋两岸的各国政府知道,要保持民众的支持,他们必须信守承诺:一旦银行部门和大企业恢复健康,它们将被交还给私人”[8]。此外,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教授丹尼尔·多德尼(Daniel Deudney)和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教授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认为,“那种认为威权国家已经重新焕发活力并且日益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体制内部一种具有可行性的替代路径的观点,是错误的”,但同时指出:“在自由主义的民主的首选模式上存在变种,美国模式不一定是自由主义的民主最佳及最充分的实现形式;适当的、人为的国家干预对其成功是必不可少的;随着世界自由和民主程度的日益提升,即便对美国这样最为成功的自由国家来说,也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向其同伴们学习”[9]。第二个问题是美国是否会因国内问题的挑战而减少国际参与“掉头回家”?希拉里就此问题作了明确的释疑,“从为美国企业打开新市场到遏制核扩散,再到保持商务和航运的自由通行,我们在国外的工作正是我们国内繁荣和安全的关键所在。多年来,美国顶住了此类“回家”论调的牵引力和这些论点所隐含的零和逻辑”[10]。
      另一个理由需要着重强调使得美国保持活力和竞争力的根本优势。一个基本的事实是,目前美国拥有世界5%的人口,占世界经济产出的1/4左右,承担了接近一半的全球军费开支,而且拥有最广泛的文化和教育软实力资源[11]。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基于美国的页岩气革命,德国情报局(German Intelligence Agency) 的一份最新机密研究认为,到2020年美国可能成为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国,美国仍将控制着不断上升的全球能源储备比重。这还有可能通过能源地缘政治效应进一步提升美国的对外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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