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的七次胜利会师
时间：2021-05-24 20:03:1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1936年10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相继在甘肃会宁、宁夏将台堡会师，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事实上，在80年前各路红军战略大转移的征途中，先后有过七次会师。在一定意义上讲，与另一路红军会师就意味着某路红军战略转移任务的完成，意味着红军抵达新的革命根据地，意味着红军冲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意味着红军夺得长征的局部胜利或彻底胜利。对于长期在国民党军分割包围下孤军奋战的各路红军来说，兵力和装备上的绝对劣势，使他们非常期盼来自另一根据地的战友们的支持；因失去根据地被迫长征的痛楚和对寻找新落脚点的急切，更使得他们对和其他红军武装会合产生热切的憧憬。因此，长征路上的每一次会师，对于身处绝境的红军将士而言，都是精神上的相互声援，也是战术上的学习和交流，更是阶级兄弟的情谊交融；每一次会师，都壮大了红军的力量，创造了有利的战机，取得了一次次的辉煌战绩，鼓舞了红军的斗志，从而将必胜的信念化作挡不住的铁流。毋庸讳言，长期在国民党军分隔包围下独立作战的各路红军，也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和不尽相同的战斗作风与独特的战术素养。乍一会合，也难免有分歧，甚至在少数人的头脑中不排除还有山头主义的影响作祟，以致在长征路上出现了因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造成的严重情况。但是，共同的阶级基础和革命理想，普遍具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素质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组织原则，特别是在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操纵下致使红四方面军的南下作战遭受惨重的牺牲，从正反两方面教育了全军。红军上下普遍认识到团结的弥足珍贵，维护团结成为红军全体将士的共识。从此之后，各路红军更加自觉地接受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统一指挥，更加注重协同作战。长征中的七次会师，正是各路红军团结奋战夺取长征胜利的具体写照。透过这七次会师，可以窥见长征历程之斑斓。
红七军团和红十军在重溪会师
1934年4月底，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失陷，国民党军开始向中央苏区中心区域展开全面进攻。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为了摆脱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困境，减轻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压力，决定以红七军团组成抗日先遣队，北上闽浙皖赣边地区，发展游击战争，以“吸引蒋敌将其兵力从中央苏区调回一部到其后方去”，配合中央红军主力，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同时规定红七军团的行动计划为：第一步由瑞金出发，到福建闽江地域；第二步到浙江省兰溪地域；第三步在浙江、皖南创建根据地。所以选择红七军团执行这一任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原本就是由在闽浙赣苏区成长起来的红十军组建的，这次是回老家。7月6日晚，红七军团6000余人，在军团长寻淮洲、政治委员乐少华的率领下，从瑞金出发东进，经过长汀、连城、永安，进入闽中地区。抗日先遣队先后转战于闽、浙、皖、赣省的几十个县，一度震动了福州、杭州、徽州等地，行程3200多里，深入敌人腹心，击退了敌人无数次的截击和追击。10月中旬，遵照中革军委命令，北上抗日先遣队经浮梁、德兴间的山地，通过敌人两道封锁线，进入闽浙赣苏区，并于10月底在江西葛源以北的重溪同方志敏领导的新红十军会合。根据中革军委11月4日命令，北上抗日先遣队同闽浙赣苏区的新红十军及一些地方武装合编成红军第十军团，以刘畴西为军团长，乐少华为政治委员，稍后又组成了以方志敏为主席的军政委员会，人数10000余人，继续担负抗日先遣队的任务。但是，在强敌的重重“围剿”下，红十军团未能完全达到预期的战略目标，先是由原红七军团主力改编的十九师师长寻淮洲在作战中负伤牺牲，最后部队损失殆尽，方志敏和刘畴西被捕后英勇就义。少量余部在粟裕、刘英率领下辗转坚持游击战争。
红六军团与红三军（红二军团）在木黄会师
1934年8月7日，以任弼时为军政委员会主席、萧克为军团长、王震为政委率红六军团9700余人由湘赣根据地的遂川出发西征。红六军团此行是奉中革军委7月23日的训令“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确立与二军团（即红三军）的可靠的联系。”在进军途中，中革军委进一步指示红六军团在湘桂边界地区活动，吸引和调动大批敌军，在实现这一作战任务后，便转移到湘西北地区，与红三军取得联系，共同发展湘西和湘西北的苏维埃运动。红六军团西征的区域和路线与中央红军稍后实行战略转移向西突围的路线大体上是一致的，因此在实际上起到了战略先遣队的作用。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征战，10月23日，红六军团主力到达黔东印江县木黄。24日，贺龙、关向应率领红三军主力从芙蓉坝、锅厂到达木黄，两军胜利会师。25日，红三军、红六军团致电中革军委，提出“两个军团应集中行动”。26日，两支红军部队在四川省酉阳县南腰界举行隆重的会师大会。会师后，红三军奉命恢复红二军团番号。此时，两个军团共有7700余人。在随后的一年间，红二、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等的领导下，吸引和牵制了10多万敌军，歼灭敌军两个师又一个旅，开辟了湘鄂川黔根据地，部队人数扩大到21000人，在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之外，形成第三大主力红军，并在长江以南地区坚持斗争达一年时间，对支持全国红军夺取长征的最终胜利产生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后，经四渡赤水之战所取得的辉煌战果，与中央红军遵义会议后取得战场主动、与红四方面军取得陕南战役和强渡嘉陵江战役的胜利、与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开辟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一起，共同挽救红军危亡于倒悬，使中国革命闯过了长征开始阶段最危险的关隘。
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各野战部队离开瑞金，向集结地于都开进。从10月16日起，中央红军各部共86000余人分别从于都等地踏上万里长征的征途。当时的既定目标是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湖南西部建立新的根据地。作为全党全军的共识，能否找到新的根据地做立脚点是红军长征成败的标志。但如何达到这一目标的方针则是大不相同的。在“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机械指挥下，中央红军虽然连续冲破国民党军的四道封锁线，但却遭受重大的牺牲，陷于非常危急的境地。把持中央领导权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幻想先放下包袱，再回过头来粉碎敌人的“围剿”，仍将摆脱危机的希望寄托于既定的到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上；毛泽东则更清醒地注意到红军当务之急是如何尽快摆脱强敌的围追堵截，掌握战场的主动权。他坚决反对“左”倾领导者不顾蒋介石已经在通往湘西的途中布置了十几万大军的口袋阵，还要硬往里钻的做法。在老山界，他明确提出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这一意见在湖南通道得到实施，并在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上以党的决议的形式得到确认。接着，遵义会议彻底纠正了“左”倾错误的军事路线，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中央红军从而得以掌握战场的主动权，经过四渡赤水之战，渡过金沙江，翻越夹金山，向四川西部进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