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玉:80年代那场轰轰烈烈的高教改革
时间：2021-04-29 20:00:1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高校改革一直是近年的热门话题，从南科大的大胆尝试，到人们对高校去行政化去官僚化的议论，都使高校改革成为社会焦点。其实，著名教育家刘道玉上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在武汉大学大胆推行高教改革，一批优秀人才也在改革中脱颖而出，喻杉、“潘晓”讨论中的赵林、易中天、窦文涛等等。本文以大量翔实的调查采访，生动地展现了上世纪80年代武汉大学的那场改革，揭示出一位改革者经历的艰难与辉煌、痛苦与欢乐。
“我认为一个中国大学的校长，不仅是属于学校的，也应该是属于社会的，他最大的贡献是除了向社会输送大批的优秀人才外，还应该是一个思想家，始终站在历史的潮头，以他的新思想来影响社会，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刘道玉在1982年英国上院一位议员访问武大时的回答
刘道玉进行改革的八年，一直想着龚自珍在《己亥杂诗》中的两句诗：“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第一章 逆耳的忠言
1911年4月26日，由美国退回的部分庚子赔款建立了留美预备学校，即后来的清华大学。2011年4月24日清华大学举办声势显赫的百年校庆。在如雪片般的祝辞与贺信中，清华大学收到了23年前被免职的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一篇5000余言的信体长文，题为《清华，您好》。长文自称是“逆耳的忠言”，献给清华，劝其反思。
“忠言”有五，大意摘录如下：
其一，陶行知先生85年前曾说：“做一个学校的校长，谈何容易！说得小些，他关系到千百人的学业前途；说得大些，他关系到国家与学术之兴衰。这种事业之责任，不值得一个整个的人去担负吗?”而我国现在的大学校长则多是“鱼和熊掌二者得兼”的双肩挑式，清华应当带头选拔真正的教育家当校长，以使其心无旁骛地领导和管理好学校。即便有符合校长条件的院士和官员，也必须放弃学术研究和政界事务，以学校的利益为最高的原则。
其二，清华百岁校庆，引80年前清华20岁时陈寅恪名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骄傲。上世纪中初，此精神思想确曾孕育出了海量大师翘楚，然而后来者有几？现实中的百例之一却是，清华教授陈丹青为了追求“独立”与“自由”的理想，只能付出辞去教职离开清华的代价。
其三，一校拥重点学科49个，号称全国第一的就有38个之多，贪多求全，好大喜功，哪一个是世界一流？当代教育称最的美国大学则个性鲜明，诸如麻省理工学院以理工科，普林斯顿大学以数学和理论物理，哈佛大学以行政管理，耶鲁大学以法律，芝加哥大学以经济学派，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以高能物理劳伦斯学派，如上等等，它们恰是以此名世，引领世界之潮流。过去国人尚知清华的建筑和水利，而今筑不见其高，水不见其泓，欲求一百，反而一个都没有特色了。
其四，20世纪初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位大师，他们治学严谨，境界高远。如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所谓，独上高楼，憔悴不悔，自甘寂寞于灯火阑珊处，“树立以学术为终身志业”（韦伯）。然而今天……
其五，与经济挂钩，与企业联营，实用主义的办学方向已渐显端倪。倘如此说，百年清华本是期颐寿翁，现在却将走上自杀的末路，不亦悲乎？
长文的最后写道：
在清华大学校园里，竖立着一方石碑，上面镌刻着“行胜于言”的警句，这被认为是该校的校风。这句话当然是正确的，反映了实践第一的认识论，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本叫陶知行，为了表达他的教育理念，索性把名字改成了陶行知。我个人切身感受到清华大学毕业生的务实精神，兴许这正是该校出现了70位亿万富翁的主要原因。
但是，从创造学的原理来看，任何一项重大的科学发明创造，最初都源于一个新思想或稀奇古怪主意的诞生。可以肯定地说，没有怪异的想法或求异的思想躁动，就不可能从事发明创造。因此，我认为仅仅强调“行胜于言”是不够的，它可能导致师生“形而上”的思维贫乏，从而窒息了青年人的想象力。在未来的30年(一代人)，能否产生一批思想和学术大师，这将是决定清华大学能否成为真正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
我顺便强调一下，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一定要摒弃我国只注意硬件(各种硬性指标的统计)的观念，必须重视一流水平大学的质量标准。如果没有世界一流大学的实质内涵，如众多的诺贝尔奖和世界各学科大奖的获得者，没有一批学术大师，没有几个科学学派，培养不出大批的杰出人才，尽管各项硬件指标上去了，但仍然不能称为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在遥远的南方，春天比北京来得更早一些的珞珈山上，一位身患21种疾病的78岁老人，用他左脑丘梗死后写字颤抖的手，将这份异样的祝辞和贺信从电脑网络发给了他曾寄予很高期望的清华大学。
然后他回想起了自己，想起清晰如昨日的30年前，他更热爱的另一所被称为中国最美丽的大学的校园。
第二章 引进学分制
1977年8月初的北戴河会议上，当时的教育部党组成员、高教司司长刘道玉第一次听说西方国家有学分制这一新鲜名词，就向教育部党委提出建议，要把这项制度引入刚刚结束“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以便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减少十年浩劫为国家带来的损失。这条建议受到教育部党委的重视，被写进1878年5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纪要》之中。
他想能否在他的母校，他曾就学和任教的武汉大学率先搞一个学分制呢？
其实，全国恢复高考以后，当时尚在世的武汉大学党委书记纪辉和副校长高尚荫一起到北京开会。刘道玉以近水楼台的优越，向来自母校的二位同仁透露了消息，说是教育部已同意在某些大学试行学分制，建议武大不妨也试一试。可是武大并没有试。
学分制（The Credit System）诞生于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当时美国一些大学率先试行选科制，1914年由哈佛大学正式开始，是一种以学时(Credit Hour)作为计算学生学习的量化单位，并以修满规定的学分才能结业的教学管理制度。具体的做法为两个凡是：凡是需要课外自习的课程，每周上课1学时，修满一学期并经过考试合格者，可以获得一个学分；凡是不需要课外自习的课程，如实验、实习、专题讲座等，每周上课2～3个学时，修满一学期者，可以获得一个学分。四年制的本科生，总共修满120个学分者，就能获得大学毕业文凭和学士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