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性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下
时间：2021-04-29 00:02:1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右派戴帽过程的种种案例
随着运动不断深入，“胜利”不断扩大，右派的人数也在节节攀升。如前文所说，就全国而言，1957年7月青岛会议前反右斗争取得“伟大胜利”时，揪出的右派分子应该不超过1万人。到10月八届三中全会反右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时，大约已有15万人。中小学在寒假期间的整风反右中，又增加了十几万人。这样，到1958年4月，毛泽东宣布的右派人数已达30万人[参见1958年4月6日毛泽东在东湖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吉林省档案馆藏，编号为1/1-14/59的档案，第8页]。除农村的整风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外，全国的反右整风运动到1958年7月底大体结束，这时共有多少右派分子，目前没有统计数字。1959年开始给部分右派“摘帽”时，中共中央9月19日发出的《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透露，在反右斗争中，“全国揭发出右派分子约45万人”。中央统战部在1980年5月8日的请示报告中指出，反右斗争中划右派分子49万余人，“以后又陆续划了几批，共计55万余人”（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第605页）。这就是说，在1958年4月以后新划的右派分子还有25万人之多。这些人究竟是什么时候又是怎样被划为右派的，现在还说不清楚，只能等待相关档案文献和史料的进一步发现。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在1957年“夏季攻势”中被打成的右派分子，数量极其有限（不到右派总数的2%），绝大多数人都是在后来不断扩大的群众运动高潮中被卷进去的。青岛会议是一个高潮，八届三中全会又是一个高潮，这两次会议以后，右派分子的数量分别增长了十几万。问题是，除了毛泽东钦定的“极少数”大右派外，那几十万人是如何在一场群众运动中走向深渊的？
大多数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在鸣放时有抵触情绪，反击号令一下达，自然是义无反顾，奋勇战斗。据《内部参考》报道，《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上海、天津、重庆、云南、安徽等地的干部和党团员感到“兴奋”、“痛快”、“扬眉吐气”，甚至“鼓掌欢呼”。继而“开始流露有报复情绪”，有些人“想狠狠把对方整一下”。在这种情况下，有不少人“因为对领导提了意见被划为右派分子”。国家广播事业局翻译陈润康归国前长期侨居法国，按照规定华侨归国3年以内者不划右派，但他超过了一个星期，运动中因“攻击党”被打成右派。审查右派材料时，上级领导和单位领导有一段问答。问：“根据是什么？”答：“他攻击我们党的官僚主义。”问：“我们党不是承认有官僚主义才整风的吗？他攻击谁呢？”答：“他用资本主义国家虚伪的民主来攻击我们不民主。”问：“他是怎样具体攻击的呢？”答：“他就是反对我这个组长。”（参见温济泽著《第一个平反的“右派”：温济泽自述》，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280至281页）还有些人并非在鸣放时得罪了领导，但也难逃厄运。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有个青年教师，注释《资本论》出了名，某系领导平时就嫉恨他，这次“借机整人”，非要把他打成右派不可。校党委讨论时，多数人出于“爱才”，认为小青年说几句怪话不能算反党，教育一下就行了。但系里最后硬是找到了他恶毒攻击党的“罪证”，终于给他扣上了右派的帽子（参见李新：《反“右派”亲历记》，载《中共党史资料》总第67辑，第40页）。
反右运动中的受难者，绝大多数都是“祸从口出”。一向以“敢言”著称的梁漱溟能逃过反右这一劫，就是因为“一言不发”。对此，很多人颇感诧异。1953年梁当众顶撞毛泽东引发一桩大案，当时虽没有公之于众，但流传甚广。此后李济深、张澜曾给毛写信说情，但一直没有下文，大家都知道梁心里有不少委屈。因此，到1957年春“鸣放”一开始，就有《新建设》杂志、《光明日报》、《文汇报》等先后派出记者采访梁漱溟，要他发表意见，希望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这次梁先生却出奇冷静，一概默然待之。有人说他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对此他也一笑置之（参见汪东林著《梁漱溟问答录》，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243至247页）。梁老先生如此沉得住气，自然有他的考虑，但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沉默，也不是保持沉默的人都能在这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安然无恙。
因为一句话、一项建议或一个批评被打成右派者大有人在。第一机械工业部打字员戴菊英还未到公民年龄，却被打成右派，罪名只有一句话——“美国鞋油真好使”。别人批评这是“崇洋媚外”，她不服，顶了几句，就被说成“态度不好，思想顽固”，于是便给她扣上了右派帽子。人民出版社高级编辑谢和赓在鸣放时贴了一张反对官僚主义的大字报，并要求保护古迹牌楼，将没收的宅第花园向人民开放，或改为少年之家、老年之家和文化馆，还提出中南海也应对人民开放。这便成了全社右派言论的代表作。老记者朱启平1951年给《中国建设》杂志写了一篇文章，报道曾一度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回国的情况，文中说他“向往新中国，宁可放弃美国、法国的高薪聘留”。杂志发表时将之改为翁在国外“走投无路”，是共产党宽宏大量收纳了他。鸣放时，朱以此例批评新闻报道有时不够真实，认为这种修改完全背离了事实，也是对这位爱国老科学家人格的侮辱。结果，就这么一条批评意见，便被说成是“攻击党的领导和攻击党的新闻政策”，随即他也成了右派（参见戴煌著《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中央编译局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98至106页）。
即使不说话，也未必能过关。中国作家协会的杨觉“大鸣大放”时不在北京，去农村探望回乡养病的妻子。这本来与反右毫无关系，但他去的那个村在与邻村合成高级社时，经济上吃了亏，想向上面反映，要求两个村仍然分开核算。正好杨觉回京，他们就写了封信请杨顺路带给河北省委。结果这封信转到了那个高级社社长的手里，社长迁怒于杨，便给作协写信，说他煽动分社。当时作协正在为右派人数没有达到上级要求急得眼红，发现有人“破坏合作化”，正好算上一个。诗人流沙河不曾对时政有一句非议，只因写了一首情诗，竟也成了划右派的一条“罪状”。批判他的文章说，诗中使用“接吻”一词，是“荒淫无耻”，因为“接吻就是资产阶级右派行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词作者公木（即张松如）当时担任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所长，平时为人老实，很少说话，也不写什么文章，不知在背地里跟什么人说了几句什么犯禁的话，也被打成右派（参见韦君宜：《我所目睹的反右风涛》，载《百年潮》1998年第2期）。类似的还有民盟右派分子潘光旦，他没有“鸣放”，罗隆基说他是“揭开了盖子也不说话”的人，但他同样也被划为了右派。
有些人因不想把别人打成右派，结果自己成了右派。某县卫生局黄局长是当地著名中医，幼承家训，笃志好学，很有些知识分子的清高倔强劲。反右开始后，卫生局也分到了一个右派指标。县科教办主任在分配指标的会上说明，这指标是非完成不可的，不能打任何折扣。这位黄局长当场就表示异议，说：“反右派又不是工农业生产，怎么也要规定指标呢？”后来，卫生局真是一个右派也没有揪出。在汇报“战果”时，教育局、文化局的领导都把右派名单报了上去，黄却直截了当地说卫生局没有右派。科教办主任一听，怒气冲冲地说：“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三种人，难道你卫生局就独独没有？我看哪，你身为领导干部，有这种对反右斗争的消极抵触情绪，就说明你是个右派！”一锤定音，黄局长就这样被划成了右派（参见谢日新：《命运偶记四题》，载季羡林主编《没有情节的故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471页）。国家广播事业局副局长温济泽在反右时心有疑虑，反对按照规定的指标划右派。有关部门通知：对外广播部门现在200多人，很多人长期在国外生活，因而要作为重点单位来抓，按照5%的指标规定，起码要划十几个右派。温当场就表示：“你们也经历过抗日战争时期整风运动中的抢救运动，切不可忘记过去的教训。那时新华社、解放日报社70%的同志被打成‘特务’，可是后来甄别，除了个别人需要继续审查外，没有一个是特务。”后来温被划成右派，广播事业局党组在结论中说他在运动一开始就“抗拒反右派斗争”（参见《第一个平反的“右派”：温济泽自述》，第279至28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