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孔:因直言而落难
时间：2021-04-28 12:03:1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2010年5月，徐孔同志去世。
一位83岁的老人走了，好像不应该使人感到意外。可是他虽然83岁，但一直忙碌在重要的岗位上啊!以前我到北京，经常去他家看望，他总是忙于处理稿件。他早就在原来的工作岗位上离休了，不过他没让自己下岗，而是进入了一个更繁重更重要的岗位，协助杜导正同志办起了《炎黄春秋》。虽是几个人白手起家的民间刊物，却赢得了大量读者的热爱，我知道年老的年轻的同志不少人都订了《炎黄春秋》。它的内容经常引起人们的热烈评论。在境外也很有影响。香港凤凰卫视经常介绍《炎黄春秋》的重要文章。一个民间刊物，能得到这么多读者的厚爱，当然是社长的有力领导和刊物同仁的集体努力，但是和创办人之一，一直担任副社长、总经理，又长期负责终审工作的徐孔同志默默无闻的劳动、无私奉献的精神也是分不开的。
我和徐孔同志曾两度长时间相处。一是在华北联大文艺学院文学系学习期间相处3年。还有是两人都打成右派被劳动教养时，在劳改队一起劳改达12年之久。
华北联大在张家口时，我们俩住在一个房间，朝夕相处。解放战争时，长途行军到了河北束鹿(现在的辛集市)，同学们分散住在农民家里。系里除系主任和一位管组织工作的助理员外，就是几位教员，没有行政工作人员。日常事务工作如分发生活津贴、日常用品、衣物、学习资料(没教材书籍)，通知上课、开会，收集讲课以后的讨论情况和同学们有什么要求、意见等，都由学生会负责。系学生会经选举选出马琦、徐孔和我三个人。主席马琦又是院学生会的负责人，后来留院部工作；系里日常事务工作，主要是我们两个承担。我负责学习方面的问题，任务相对轻一些，大量事务性工作，都是徐孔一人承担。因为住得分散，有时他一天就不知要跑遍全村多少趟。但他积极性很高，任劳任怨，从无怨言。虽然很大一部分精力倾注于工作，但是并没有影响他的学习成绩。那时没有考试，每次讲完课小组进行讨论，我每天到各小组收集讨论中的不同意见和提出的问题，整理后交给系主任陈企霞，他或者是讲课教师针对大家意见给予评论和解答。徐孔经常提出很有见地的意见，受到教师们的重视。
他在各方面的优异表现，说明了他对党的赤诚和对革命理想的热烈追求。文学系只发展了有限的几个党员，毕业后只留下了7名研究生，他都在其中，这是对他各方面表现的充分肯定。
1948年，他调到华北野战军新华分社。抗美援朝时到朝鲜做随军记者，虽然有时看到他写的通讯，不过我们却从此音信隔绝了。
令人惊异的是10年以后，我们竟然在劳改系统的劳动教养所相遇了，而且一呆就是12年，直到把这“牢底坐穿”。
当时的劳教比劳改还厉害，劳教是无期的，管理也比劳改队严格，刚见面时都不允许随便交谈。我还奇怪，怎么他也来了?
那时我还糊涂着，相信党的文件上说的话都是真实的，右派都是鸣放中有问题。只是认为自己是个例外，因为鸣放中我没说什么过头话，机关开展反右几个月后，我还一直在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身边写材料。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报纸上却公布我为右派反党集团的头目和策划者，这明显违反规定和应有程序，是机关领导诬陷强加给我的罪名。认为这只是我们单位反右有问题，自己完全被冤枉，别的单位哪里会这样胡整?所以到教养所后，还不知好歹理直气壮地要求找党委书记谈话。
我想不会有那么多右派被冤枉吧!可是徐孔绝不会反党啊!也不会放出什么对党不利的话来。他为什么成了右派?这在我心中一直是个解不开的谜。后来管得松了一些，我们两个谈到了过去，才知道他被打成右派比我更冤枉。我虽冤枉，但领导经过几个月千方百计地逼供，终究还有两个人承认了他们鸣放言论征求过我的意见。徐孔被冤枉则是毫无根据。
他被打成右派，既没有鸣放言论，也没有假口供的牵连，完全是源于为人正直和对党的忠诚。这还得从反右以前的“肃反”运动说起。“肃反”运动本来没有涉及他，他满可以平安无事的。偏偏他爱管“闲事”，打抱不平。
那时他在朝鲜前线二十兵团政治部的宣传部，在第一次让大家揭发问题的小组会上，有人揭发韩部长的亲信背地里讲过政治部丁主任的坏话，揭发的问题仅仅是一般的生活作风问题。不料主持会议的韩部长却气冲冲地说：这都是“反革命分子”徐逸人挑唆的，他成心破坏领导和干部的关系。
徐逸人是谁?宣传部的副部长，不久前已调解放军报社回国了。被揭发的人没事儿，却没来由地给徐逸人扣上一顶反革命的大帽子，大家都怔住了。过了一会儿，人们领会了领导意图，便纷纷揭发“反革命分子”徐逸人的“罪行”。
徐孔很早就和徐逸人在一起工作，对他的为人是了解的。徐逸人在副部长中比较年轻，有文化，对上有时不太尊重，和韩部长关系不太融洽。徐孔觉得这谈不上反革命，大家提的意见又都是工作和生活作风方面的一般问题，怎么能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他认为这明显是在误导下运动走火了。
徐孔知道韩部长对下边干部提的意见是不容易接受的。但他认为这么重要的问题，自己作为一个党员，又是政治部党支部的宣传委员，应该向韩部长把意见提出来。
晚饭后他见韩部长独自在大树下乘凉，便过去小心翼翼地向韩部长说：运动刚开始，如果没什么证据，就说徐逸人是“反革命分子”，恐怕不妥当吧?
韩部长脸色突然变了，责问他：你和徐逸人是什么关系?为什么替他说话?徐孔辩驳了几句，两人不欢而散。
第二天小组会上韩部长便把矛头指向了徐孔，让他交待和徐逸人的关系，揭发徐逸人的反革命言行。并很快将他看管批斗。徐孔不承认和徐逸人有什么问题。看押半年多才宣布他没有问题。二十兵团转去徐逸人许多材料，可是解放军报社置之不理，连一次徐逸人的小组会都没开过，因为谈不上什么反革命言行。
兵团政治部召开营以上党员参加的扩大部务会，总结肃反和部署工作。丁莱夫主任讲完话后，徐孔在大会上提出了意见：用武装看押我七八个月，这是为什么?没任何证据，连一封诬告信都没有，这样做符合“肃反”的哪一条规定?
“肃反”中被错斗的人太多了，敢于在大会上这样质问高级领导是十分罕见的。一般领导也是受不了的，但丁主任高风亮节，他说这事责任由他承担，韩部长在运动中是积极的，就是有些偏激。
徐孔说我不同意这看法，在运动中敌我不分，毫无根据把同志当敌人打，这叫积极吗?如果我和韩部长换个位置，他会作何感想?
在兵团的营以上干部大会上，敢于对领导提出这样尖锐的问题，据理力争，这显示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无限信赖和一片赤诚。这就是徐孔!
他不是个参加工作不久涉世未深的小伙子，而是在不同单位在高层机关工作多年的干部，经历过不少运动，不会不知道这里面的利害得失。尤其是在顶头上司、直接批斗、关押他的韩部长在场的情况下，他不会不知道无论在目前或是以后，都会给自己带来多大的危险。但是他还是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