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正义：空间剩余价值与房地产市场理论重构
时间：2021-03-21 12:02:3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当前学术界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属性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还缺乏理性的、科学的探究。从城市社会变迁的视角，我们必须认识到房地产市场的结构性问题对社会阶层分化所起的重要作用；从“空间正义与公平”的角度，我们也可以发现，房地产市场有着特殊的社会属性，有着其他一般商品所不具有的社会公平属性、空间唯一性和资本增值性。消费者在购买房地产商品的时候不仅满足了其居住需求，更是将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嵌入”其中，房地产市场不仅提供了居住空间，更提供了市民社会空间。在房地产市场和土地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如何“站位”，防止市场经济“无形的手”在没有合理政策的引导下变成“无情的手”尤为重要。我们必须终结急功近利的传统房地产理论与政策，推进空间公平与正义的发展。
关键词：空间正义；房地产；社会属性；土地革命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7）01-0053-11
作者简介：张鸿雁，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 南京 210046）
当下的房地产问题长期困扰着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比如，2015年12月5日，全国各类媒体均在报导同一个主题——“政治局研究2016年经济工作，化解房地产库存稳楼市”。而现实中中国房地产市场状况是：既没有完全按照政府要求的政策路线走，也没有像百姓期盼的那样发展，更没有出现某些专家“预言”的结果。无论是“限购”还是“去库存”等政策，均引发了房地产市场的特殊波动，并以“住宅阶层”分化的形式而使社会阶层的“区隔”进一步深化。究其原因，主要是对房地产市场及其引发的相关社会问题还缺乏科学的、有学理性的探究，特别是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特有的社会属性研究严重不足，对中国特殊国情导致形成的“超经济房地产市场”1和房地产市场畸形化认识不清，对业已形成的“住宅分层”缺乏深刻的反思性探讨。
一、城市社会变迁视角：文化空间到社会空间的转向
1.“住宅阶级”与“空间转向”
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市民社会”的契约化和理性社会关系。如果说“城市首先是一个可以宜居的地方”的话，“居住空间”的公平性就必然成为现代性建构的首要问题。“住房是一种特殊商品”1，不仅具有一般商品没有的复杂性，而且，围绕房地产与消费者需求的“社会内容和服务流量”更具有特殊性、复杂性。居住水平的提高是一个国家与社会福祉进步的标志之一，所有的国家都有独特的房地产“社会场域”、空间占有关系及“文化消费惯习”。房地产作为特殊的市场要素，不仅与国家的政治属性、文化传统、城市制度等具有某种“社会互适性”，而且还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土地资源存量等有深刻关联。进一步推论，房地产开发过程不单纯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城市的“空间再生产形式”，也是一个国家或城市及个体经济资本在社会资源再分配前提下的“空间再生产过程”。对中国来说，房地产开发受国有土地制度、集体土地制度和私有土地制度三者之间的博弈关系所制约。黑格尔说：“助长民族精神产生的那种自然联系，就是地理的基础。我们要把那些特殊地区间的地理差别，看作是思想本质的差别，而与各种偶然性的差别截然分开。”2房地产市场既是一种地理空间表达，又是作为一种社会结构、社会空间而存在的要素市场。在空间上已经是社会结构化了的空间形态商品，既属于一定地域和一定社会关系，也属于一定的社会体系和文化范畴，这种“区域社会性”的特质也决定了房地产市场具有“区域社会时空集约”的特点。贝克认为：“在发达的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相应地，与短缺社会的分配相关的问题和冲突，同科技发展所产生的风险的生产、界定和分配所引起的问题和冲突相重叠”3，这一描述与当代中国很相似。现代社会除了科技与生活高度结合带来的某种高风险外，还包括财富向一定阶层快速集聚所造成的“非平等化”、“被剥夺感”带来的阶层冲突风险，而业已形成的“住宅阶级”正在“生产、界定和分配”社会风险，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的主要表征。我们不得不思考，在高新技术获得全新发展、网络智慧獲得普遍应用、社会财富总量高速增长的当代，为什么我们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却越来越多，而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却越来越少？甚至是束手无策！何以如此？其关键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对某些社会问题本质的认识还存有严重偏差，对某些利益主体和利益关系的调整还受制于政治观念、制度体系及文化价值取向的滞后性制约，一些理论分析和研究也受制于本土化理论体系不完善的局宥，而不能形成有效指导。
“住宅阶级”概念是英国新城市社会学派提出的，虽然对这一术语学者们有诸多分歧，但就其强调住宅可以作为阶层区分标志、象征这一点来讲是获得总体认同的。4当然，这里的“住宅阶级”在本质上是一种“阶层化”的描述，与以往阶级对立的认知方式是有区别的。雷克斯认为：因为土地级差等因素影响，对不同区位住宅的拥有就产生了不同的“住宅阶级”。5人们通过不同区位住宅的购买和制度性分配，形成了通过住宅作为外在形式的社会差异化符号：富人区与穷人区。不同地段的住宅已然成为社会地位与身份的象征。虽然房屋多数是以购买的形式完成的——似乎市场是公平的，但社会空间在具有社会公共性的同时，还具有区位空间价值的差异性，使得“购买住宅的各阶级”在不同价值空间形成了空间正义非平衡性的结果。雷·帕尔在城市与住房供给的论文中提到：“城市研究的核心应该是空间制约与社会制约的相互影响，正是这些制约决定了住房和其他城市资源的分配。”6在中国，这种制约又具有特殊性，可谓要素错综复杂：一是土地级差价值和土地权属的复杂性，使得房地产市场缺乏典型的“空间制约”；二是土地市场转换方式与层级的复杂性，使得房地产市场无法形成法制型“社会制约”，只有单纯的“行政权力制约”； 三是因人口众多，优质稀缺的空间成为少数人的要素资本，区位空间成为典型的增值性价值符号，如学区房、景观房等；四是土地流转过程制度设置缺陷，使土地成为“权力寻租”的资源。这些因素强化了“住宅阶级”的分化。很显然，在这样的文化场域内，“空间消费”和“空间再生产”很难形成“空间正义”意义上的社会分配机制，相关法律平衡和控制机制形同虚设，必然出现“超经济房地产市场”，由此而产生的忽左忽右、忽上忽下的房地产政策也是必然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