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双方父母赠与夫妻的不动产之归属
时间：2021-03-20 20:12:0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征求意见稿”第8条第2款的规定，“双方父母赠与夫妻的不动产”被认定为按份共有。这既不符合我国现行《婚姻法》规定的“婚后所得共同制”之精神，也不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宪法》的基本精神，且不符合私法的价值取向。因此，它是不科学、不合理的，应当对其进行适当修改。
关键词：婚姻法；司法解释；父母赠与；不动产；所有权之归属
文章编号：1008-4355（2011）02-0094-05
收稿日期：2010-12-15
作者简介：陈苇（1954-），女，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政法大学外国家庭法及妇女理论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中图分类号：DF5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1.02.14
为适应新时期婚姻家庭新情况新问题的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正在网上公布，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在下文中，本人对征求意见稿第8条第2款有关“双方父母赠与夫妻的不动产之归属”的规定予以评析，对其提出本人的一点修改建议。
征求意见稿第8条第2款规定：“由双方父母出资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一方名下的，可以认定该不动产为按照双方父母的出资份额按份共有，但有证据证明赠与一方的除外。”此即对“双方父母赠与夫妻的不动产”认定为按份共有的规定。本人认为，此规定既不符合我国现行《婚姻法》规定的“婚后所得共同制”之精神，也不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宪法》的基本精神，且不符合私法的价值取向。因此，它是不科学、不合理的，应当对其进行适当修改。
著名的法国社会法学创始人狄骥教授指出：“所有权是用以适配一种经济需要而成立的法律制度。它与其他法律制度一样必须随着经济需要的本身而演进”；任何学识方面之惟一的科学方法，“应该观察事实，先将它分析，然后再将它归纳起来。……要研究法律，则必须首先为社会的检讨。”［1］在下文中本人将从《婚姻法》依据、社会国情基础、《宪法》的基本精神以及私法的价值取向这四个层面，阐述对征求意见稿第8条第2款进行适当修改的主要理由。
一、确定双方父母赠与夫妻的不动产之归属的《婚姻法》依据
从法律依据的层面看，确定双方父母赠与夫妻的不动产之归属，应当首先以现行《婚姻法》的规定作为法律依据。
我国现行《婚姻法》第17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二）生产、经营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据此规定，我国的法定财产制是婚后所得共同制。此婚后所得共同制，我国习惯上称之为夫妻共同财产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或一方所得的财产，除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均归夫妻共同所有，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平等地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2］。此夫妻共同财产制的共有，是共同共有，而不是按份共有。依我国现行《婚姻法》第18条第3项的规定，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为夫或妻一方的财产。依据我国《婚姻法》第17条第4项和第18条第3项的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应当归夫妻共同所有，但“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除外。也就是说，除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属于夫或妻一方的财产外，夫妻在婚后因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都属于夫妻共同共有。正因为如此，2003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2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一方的除外。”此司法解释彰显了现行《婚姻法》规定的婚后所得共同制的精神。
综上所述，本人认为，确定双方父母赠与夫妻的不动产之归属，除有证据证明赠与一方的以
外，依据《婚姻法》规定的婚后所得共同制的精神，应当认定该不动产为夫妻双方共同共有，而不能按照双方父母的出资份额认定为夫妻双方按份共有，这才符合现行《婚姻法》规定的婚后所得共同制的精神。因此，征求意见稿第8条第2款将“双方父母赠与夫妻的不动产”认定为按份共有的规定，显然不符合现行《婚姻法》之婚后所得共同制的精神。
二、确定双方父母赠与夫妻的不动产之归属的社会国情基础
我国现行《婚姻法》以婚后所得共同制作为法定夫妻财产制，有其现实的社会国情基础。
在现代社会，人们的婚姻家庭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夫妻感情在维系婚姻关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家庭仍然负担着生育和经济生活等职能，正如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一个完整的抚育团体必须包括两性的合作”［3］。因此，婚姻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生活单位，仍然是社会的基础，保护婚姻家庭仍然是当代婚姻家庭法的重要任务。目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且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够完善，养老育幼仍然是家庭的基本职能。夫妻财产是实现家庭养老育幼职能的物质基础，夫妻财产制是实现家庭养老育幼职能的法律保障。
我国在修改1980年《婚姻法》时，关于应当采取何种财产制类型，当时学界主要有三种主张：一是采取一般共同制；二是仍采取婚后所得共同制，但设立个人财产，适当缩小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三是采取劳动所得共同制。
参见：吴洪,赵翼韬.现行夫妻财产制应当重构［G］//李银河,马忆南.婚姻法修改论争［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 353;马忆南.略论我国夫妻财产制的完善［J］.中外法学,1998,（6）: 43,44;王歌雅.关于完善我国夫妻财产制的建议［J］.中国法学,1997,（2）:100.当时本人就明确表示赞同第二种主张。一般共同制的夫妻共同财产范围过宽，不利于保护夫妻个人财产所有权；劳动所得共同制的夫妻共同财产范围过窄，不利于保护夫妻中经济能力较弱的一方（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妻方，尤其是专事家务劳动的妻方）的合法权益。婚后所得共同制则规定，夫妻双方或一方在婚姻期间所得的财产，除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均归夫妻共同所有（此属共同共有）。这反映了婚姻生活共同体的本质要求，有利于实现男女平等原则和养老育幼的家庭职能，也符合我国传统习惯和现实国情。它保障婚姻家庭共同生活，尤其注重保障夫妻中经济能力较弱一方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实现夫妻家庭地位事实上的平等，体现了加强社会主义婚姻家庭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同时也保护夫妻个人财产所有权，反映了兼顾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并注重对夫妻中经济能力较弱一方的保护的立法宗旨［4］。因此，我国2001年修正后的《婚姻法》第17条仍然采取婚后所得共同制，这是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然而，征求意见稿第8条第2款将“双方父母赠与夫妻的不动产”认定为按份共有，有可能造成夫妻之间对财产问题斤斤计较、离心离德，不利于实现婚姻家庭的养老育幼职能，这显然不符合我国现实社会基本国情，不利于推进21世纪我国和谐婚姻家庭关系的构建［5］。
三、确定双方父母赠与夫妻的不动产之归属必须符合《宪法》的基本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