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差异成因的内在机制推测
时间：2021-02-23 20:01:1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本文介绍了沿海与内地的经济差异比较，并通过实证分析论证了形成原因。
关键词：经济；机制；区域
第一阶段的区域发展理论，由于受40年代到60年代发展经济学主流派思想的影响，视发展为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增长；产业结构由以农业为主向以非农业为主转变；强调高增长率和发展重工业的重要性；重视资本积累；提倡计划调控。第二阶段的区域发展理论，首先抛弃了把经济增长率和产业结构作为发展目的的传统发展观，认为发展的目的应该是满足人的需要，经济的增长和产业结构的转换只是发展的手段，而不是发展的目的，第三阶段的区域发展理论从80年代后期开始，在汲取东南亚四小龙经济发展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人们提出未来的区域经济发展需要更少的政府干预和更加开放的国内市场。
1沿海与内地的经济差异比较：“东部隆起”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十多年来，我国大陆的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而中西部内陆相对滞后是全国区域经济总体格局的最大特征之一，这是不争的事实，不妨称这一现象或过程为“东部隆起”。
从人（劳）均GDP指标来看，“东部隆起”的趋势一直持续到最近，尽管其中按年末人口计算的人均GDP比值曲线从2005起出现了明显下降，但这与国家统计局从2005年起改变人口统计口径（充分考虑流动人口）有很大关系，按就业人口计算的劳均GDP比值曲线也从2005年起出现下降趋势，但2005年以前的就业人口数据来自《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1952—2004）》而2005和2006年数据来自各省份的统计年鉴，也存在不衔接的问题，由于这两个原因，我们不能断定“东部隆起”一己出现逆转趋势。按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计算的人均GDP比值曲线实际上更准确地反映了沿海与内陆之间经济增长的相对变动趋势，当然，通常认为，按户籍人口计算的人均GDP已经不能反映地区经济的真实状况，放大了地区经济差异，因此现在全部改用按常住人口计算，但笔者以为这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因为常住人口并不意味着就是常住地的永久人口，沿海地區的大量常住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其户籍仍在内陆地区，这些常住人口与其户籍地仍有着紧密的联系，沿海地区的繁荣不完全属于他们，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GDP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人为掩盖或缩小地区经济差异的问题。因此，能更恰切地反映地区经济差异的人均GDP应介于按户籍人口和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两种口径的人均GDP之间，容易判断，即使到2006年，“东部隆起”的趋势仍在继续，也就是说，内陆与沿海的经济差距仍在扩大，尽管扩大的速度在减慢。2006年沿海地区的人均GDP至少是内陆地区的2.4倍以上，很可能接近2.5倍，1993年这一倍数不足2.15。显然，内陆与沿海的经济差距是巨大的，可以用“鸿沟”一词来形容，这种差距的持续扩大是令人担忧的。
2“东部隆起”与“中部塌陷”经济介绍
“东部隆起”是东部沿海的区位优势、政策优势和产业集聚的循环累积因果机制三大类因素（也可以称为经济地理因素、政策因素和新经济地理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体现为一个较长时期的过程，随着“东部隆起”过程中产业集聚的循环累积因果机制增强，东部沿海对中、西部内陆的影响越来越大，中、西部内陆的大量生产要素在循环累积因果机制主导下加速流向东部，东部的产业越来越多地占领中、西部市场，中、西部自身的产业集聚总体上受到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中部由于在地理空间上靠近东部，受到的负面影响更大，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出现经济增长既慢于东部又慢于西部的“塌陷”局面。
“东部隆起”无疑成功地实现了党中央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战略意图。当时，邓小平同志提出了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的战略思想，东部沿海地区优先发展的指导思想得以确立，因而东部获得了政策上的巨大优势。这些都容易理解，但是，中央政府在政策方面的长期意图还包含着以东部沿海地区的先行发展带动内陆地区从而形成由东向西梯次推进的局面。并且，至少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央已经及时制定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战略方针，注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杨秋宝，2000）。启动于1999年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可谓是缩小区际差距的“大手笔”。然而，尽管如此，内陆与沿海之间的差距并没有出现明显的缩小趋势，政策似乎收效甚微，致力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与改革开放初期支持东部沿海地区优先发展的政策在效果上形成了鲜明反差，这出人意料，令人费解。而“中部塌陷”现象就显得更为不合情理，因为从区位因素方面考虑，中部的经济地理条件是明显优于西部的，并且在地理空间上接近东部，似乎应该“近水楼台先得月”。而更奇怪的是，中部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对于西部以1997年为界出现具有明显转折性的趋势改变，这既与经济地理因素相悖，也不符合政策意图。
如果与东部相比较，认为政策和产业结构因素对中部6省构成了较大影响是容易接受的，但与西部相比较则不足为凭。首先，政策和产业结构因素早就存在，但是中部6省的经济增长却较长时间地持续快于西部。其次，如果是西部大开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那么“中部塌陷”应从1999年开始，考虑到政策和经济效果的时滞，还应更晚。再次，如果把政策和产业结构因素推广应用于解释大中部的“塌陷”，则明显牵强，因为大中部中包含了西部的6个省份（即东6省），这些省份享受了西部大开发的政策优惠，并且也不存在中部5省（不包括山西）农业比重过高的产业结构问题。最后，政策和产业结构因素显然更不能解释西部地带（地区）内部的区域分化。
如果考虑其他方面的因素，例如，城市化进程滞后、开放度低、利用外资不足、改革滞后、文化上相对保守、官本位思想重而商业氛围淡、政府问缺乏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合作等等，与东部相比，中部确实存在这些问题，但西部也同样存在，并且，有些方面明显比中部更严重，这些因素更不足以成为“中部塌陷”的根本原因、主要原因。
3实证分析
本文实证研究的中心任务是从分析沿海与内陆、三大地带或四大区域之间的相互影响这个角度理解区域经济差异的成因，为此，实证研究时使用分省数据并划分区域进行比较是显而易见的有效方法，上一节关于区域经济差异的种种描述性统计都已遵循这一方法，下文还将进一步使用。笔者认为实证检验的另一个重要方法是考虑区（省）际问的商品流动（贸易）和要素流动等因素与产业集聚之间的关系。不幸的是，这两个方面的经验数据在统计资料中都是奇缺的，特别是常见的统计资料完全没有关于区（省）际间的贸易流量数据。就要素流动而言，要素至少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三大类。劳动力跨省迁移并不存在完整的年度数据，同时劳动力本身还存在素质的差异，例如传统研究至少常常将劳动力区分为高技能劳动力和普通劳动力，相关数据的收集更为困难。资本的流动更为复杂，包括了很多类型，正如王小鲁和樊纲（2004）所指出的那样，财政体制、银行政策、市场条件、外资优惠政策等因素使区域间资本流动呈现出复杂的格局，相关数据十分缺乏。土地本身不能在空间上流动，但依附于土地的能源、矿产等自然资源经开采或初步加工后有流动性，很多省份的自然资源及其初级产品都很丰富，并且直觉告诉我们自然资源及其初级产品的总体流动格局是由中西部流向东部，但是，不同地区、省份的资源品种差异很大，资源要素的流动又必然获得报酬，因此量或价值的比较都不易说明问题，更何况收集相关数据本身很困难。此外，区际经济关系从而区域经济差异还受到国际环境、区位或经济地理因素、贸易自由度、政策因素、心理预期等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对这些因素的量化考察也殊为不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