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性劳动力流动影响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理论机制综述
时间：2021-02-23 04:00:2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中图分类号：F061 文献标识码：A
劳动力流动理论与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理论的进化
（一）劳动力流动理论的进化
发展经济学的劳动力流动理论。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William AAhur Lewis）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1954）中首先提出发展中国家普遍呈现二元经济结构，并且在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劳动力不断从传统农业部门流向城市工业及服务业部门，直到城乡边际生产率相等。美国经济学家拉尼斯（G Ranis）和费景汉（John C.H.Fei）对刘易斯模式进行了弥补和拓展，形成“刘易斯一拉一费”模式。劳动力“乡一城”转移过程被两个“刘易斯转折点”划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供给城市现代部门，没有影响农业产出、农业工资和现代部门的工资水平，直到边际产出为零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城市，到达“第一刘易斯转折点”L1，即“短缺点”。第二阶段，农村劳动力数量减少使劳动生产率上升和农产品产量下降。随着边际产出大于零但低于平均产出的农村劳动力继续向城市流动，农村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变成有限供给，于是农业部门工资从长期不变的城市最低生活水平（不变制工资）开始上升，直到与城市现代部门工资相等，劳动力转移彻底完成。此时到达“第二刘易斯转折点”L2，即“商业化点”。第三阶段，农村劳动力工资由供求关系和劳动边际报酬决定，二元经济消失，城乡经济一体化出现，如图1所示。
新古典劳动力流动理论。20世纪60年代，农村人口“乡一城”迁移引发城市大规模失业动摇了传统劳动力流动理论的地位。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MichaclP.Todro）摒弃了城市充分就业的假设，在《欠发达国家劳动力迁移与城市失业模型》（1969）中提出农村部门不存在剩余劳动力而城市部门存在一定失业率等前提，指出劳动力流动的主要机制是对区域预期收入差距的估计，并且建立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M是城乡预期收入差距净贴现值V（O）的增函数模型，如式（1）、式（2）所示。尽管托达罗建立的劳动力流动决策机制能够解释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流动和城市失业并存的现象，但是流动劳动力被城市正规部门完全吸收的假设是不切实际的，并且根据预期城乡收入差距来决定是否迁移也过于单一。
人力资本迁移理论。在区域收入差距和其它外部条件相同时，一些人会选择迁移，而另一些人会选择留守，人力资本理论对此给出了上述理论不能给予的合理解释。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Schultz Theodore W.，1960）把人力资本定义为“通过投资形成并由劳动者的知识、技能和体力所构成的资本”，包括“学习能力、完成有意义工作的能力、进行各类文艺体育的能力、创造力和应付非均衡的能力”，并指出人力资本投资是“卫生保健设施和服务、在职培训、正规的教育、成人教育以及个人和家庭为适应于就业机会的变化而进行的迁移活动”。可见，舒尔茨首次将劳动力迁移作为人力资本投资活动。虽然迁移本身并不改变人力资本存量，却能通过提高人力资本配置效率来增加劳动者生产能力。Sjaastad（1962）在舒尔茨观点基础上引进“成本一收益法”，认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劳动者通常比较现住地与所有可能目的地的净收益，再决定是否迁移，如式（3）所示。对比而言，托达罗模型（式（1）和式（2））是根据区域间预期收入差距来决定是否迁移，而人力资本迁移决策模型（式（3））是根据区域问迁移收益与迁移成本的权衡来决定是否迁移，前者强调区域收入，后者强调人力资本效率。但是人力资本迁移理论没有考虑人的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完备等方面，更没有考虑到厂商等外部市场因素。
新经济地理学的劳动力流动理论。20世纪末，新经济地理学派将厂商的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运输成本等纳入一般均衡框架，从产业空间集聚角度对劳动力流动做出崭新诠释。保罗·克鲁格曼和藤田昌久认为，产业集聚是“向心力”与“离心力”相互作用达到区域均衡的结果。向心力是“需求关联效应”和“成本关联效应”的循环累积因果；而离心力是“要素市场拥挤效应”和“产品市场拥挤效应”的共同效应。当贸易成本下降时，集聚的向心力与离心力都会下降，但是由于离心力是以贸易成本平方的速度变化，所以离心力下降得更快，如图2所示。在贸易成本较大的OΦB阶段，区域间贸易几乎不存在，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拥挤效应占优势，离心力大于向心力，经济系统的负反馈机制使区域对称分布模式达到稳定。随着两个区域的贸易成本不断下降，当贸易自由度大于临界值ΦB，向心力开始大于离心力，一个偶然性因素就会引致区域对称均衡格局打破，劳动力开始向其中一个区域流动，直到工业生产活动全部集中到这个区域，于是形成“中心-外围”（Core-Periphery pattern）均衡格局。
（二）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理论的进化
佩鲁和布代维尔的增长极理论。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Francois Perroux）在《略论“发展极”的概念》（1955）中首次提出“增长极”概念，它是指具有熊彼特式创新能力、规模经济、支配地位、产业关联度高的推进型主导产业。这种产业组织能够将企业家、科技、金融等要素集聚一体，形成不同等级的经济中心，犹如磁场极的磁力场一般发挥“支配效应”和“扩散效应”，通过创新的外部经济、关联乘数等效应推动其它产业增长，从而带动周边区域发展。法国经济学家布代维尔（J.R.Boudville）在《区域经济规划问题》（1957）和《国土整治和发展极》（1972）中认为增长极是“在城市配置不断扩大的工业综合体，并在其影响范围内引导经济活动的进一步发展”，强调“增长极”的空间集聚效应。但是过分强调增长极的正面作用使欠发达国家经济运行效果不佳。
缪尔达尔的累积循环因果理论。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试图弥补增长极理论的不足，他在《经济理论和不发达地区》（1957）和《亚洲戏剧：各国贫困问题考察》（1968）中运用“循环积累因果关系”解释地理二元经济的产生。在“扩散效应”和“回流效应”的共同作用下，规模经济总会使“回流效应”大于“扩散效应”，使得有初始优势的区域率先增长和连续累积而获得竞争优势，最后形成经济发达和欠发达区域并存的“地理二元经济”。可见，市场力量倾向于扩大而非缩小区域差距，即“贫穷的缘由就是贫穷本身”。缪尔达尔的研究表明，发达国家主要体现“扩散效应”，而欠发达国家主要体现“回流效应”。比较而言，增长极理论强调增长极“扩散效应”对周边区域的带动，累积循环因果理论更强调“回流效应”带来区域经济差距。那么在经济发展初期，欠发达国家应将有限资源集中于优势区域，积极培育增长极，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要控制累积循环因果效应造成的区域差距过大，采用市场和政府手段使增长极积极发挥扩散效应，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