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改革开放的助推器|改革开放的助推器
时间：2020-08-06 07:52:1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改革开放已走了30年历程，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有一种力量不可轻视，那就是媒体的推动力。媒体既是话语平台的提供者，社会环境的监测者和守望者，是时代脉动的把握者，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助力者和忠实的记录者。本文选取改革开30年间的几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以媒体的视角来展现30年来的社会之变、生活之变、时代之变。
“真理标准”大讨论
■谷岳飞 张磊
那一年，一篇发表于《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宛若一场思想解放的风暴。直到30年后的今天，我们仍能强烈地感受到它对于中国人思想方式、对于我们每个人生活历程、对于中国改革的影响。
“两个凡是”逼出来的思考
写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下简称《实》)一文前，胡福明是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名老师，讲课都是照本宣科，基本“不费什么脑子”。
当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性情温和的胡福明一反常态，积极投入到批判“四人帮”的斗争中。在南大揭批“四人帮”的第一次大会上，胡福明率先激情演讲；在江苏省揭批“四人帮”的第一次万人大会上，胡又是第一个站出发言。从1977年12月起，胡更是在《南京大学学报》连续发表多篇文章，对“四人帮”穷追猛打。
但是这波热潮很快降温。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的出台，中国前景再蒙阴影。
医院中构思疗救中国的长文
“‘两个凡是’的本质是什么？就是要维护‘文革’路线”，胡福明回忆。他认为，当时的党、国家和民族，已处在一个十分危急的路口，“(未来中国)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坚持‘文革’路线，还是搞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么人民将陷入苦难深渊；要么否定‘文革’，平反冤假错案，全面拨乱反正，开拓一条新的道路。”
胡福明理所当然地选择争取第二条路，“批判是我的职责所在，‘两个凡是’是唯心主义，是没有道理的，即使为此坐几天牢也不要紧，历史会为我平反的。”
方法上，胡福明也选择了打“语录战”――文章主要论点，都引用马列著作的原文。胡引用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和《实践论》的一段话,来阐明“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主要论点；并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话来说明，他们都是自觉运用实践标准来检验自己理论的――导师都如此，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更不能例外。
到1977年7月上旬，文章的主题、观点、布局已基本形成。正要动手收集研究材料、拟定提纲时，胡福明妻子因病住院手术。那段时间刚好是南京最热的时候。晚上，胡福明在医院，高温酷暑，难以入睡，脑子里又记挂着写文章。于是，他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和《毛泽东选集》等书拿到医院，蹲着身子在椅子上草拟文章提纲，写出每一部分的论点、语录、论证材料，记下引文的出处等。
就这样，胡福明写得很细，改了又改。经过了五六天，提纲写成了，妻子也出院了。几经修改，当年8月，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8000字长文写成。胡福明想起此前光明日报哲学组编辑王强华的约稿，于是9月初将文章寄到了北京。
不署“胡福明”更有分量
整整4个月，胡福明没有收到关于文章的一点消息。
直至1978年1月19日，胡福明突然收到一封北京的来信，寄信者正是王强华。王在信中说：《实》一文，“已粗粗编一下，文章提的问题比较尖锐，分寸上请仔细掌握，不要使人有马列主义‘过时’论之感。”
胡福明感觉还有戏，便将文章再次修改后寄出。其后，在当年2月、3月，胡福明都按编辑意思多次修改。奇怪的是，这篇文章虽经反复修改，但迟迟未予发表。
当年4月，事情起了变化。光明日报新任总编辑杨西光看见这篇文章后，要放到第一版去，作为重要文章发表。“但是，文章还要修改，要加强联系实际，以更有战斗性。”
胡介绍，为了《实》一文，他和杨西光有一次深谈。杨西光说：不久前他在中央党校学习，学习结束时，胡耀邦同志找到了他，要其到光明日报工作（此前杨是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复旦大学党委书记）。
胡耀邦对杨西光说，北京四大报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是积极揭批“四人帮”、推动拨乱反正的；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是执行“两个凡是”的，“现在要你去光明日报工作,就是要去改变光明日报的面貌，把二比二变成三比一”。
“光明日报要改变面貌，就从这篇文章开始。”杨西光告诉胡福明，“这篇文章，要请胡耀邦同志审定，他站得高。”杨还告知了文章的发表计划：“先由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内部发表，第二天光明日报公开发表。随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新华社向全国发通稿。”
“这时我才知道，围绕真理标准这篇文章，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计划，它已远远超出在光明日报发表一篇文章的范围。”胡福明回忆说。
杨西光还给胡福明提了个要求。杨说：“福明同志，我要跟你商量一个问题。这篇文章放在第一版，不以你的名义发表，而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这样可以加重文章的分量。你看行不行？”
胡福明爽快地表示：“行”。
坐牢的担忧 小平同志解围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这被视为当年度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宣言。
“凡是派”强势反弹，在不少思想较为保守的省市，讨伐之声也是隆隆四起。得知上述反馈,胡福明回到家中告诉妻子：“我有思想准备了，要准备坐牢。”
重要关头，邓小平“发声”了。在1978年6月2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以《实》为题，严厉批评了教条主义，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
得到这个消息时，胡福明正和妻子在厨房做饭，家里阴霾的气氛一扫而空。一直为丈夫担忧的胡妻说：“这下我们又一次解放了。”“对于我个人,这是第三次解放：建国一次，‘文革’中一次，这是第三次”，胡福明笑着说。
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就此在全社会展开。这场大讨论，影响了中国改革的全过程。以至于邓小平在197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如此表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据《�望》）
我是怎样为
农村改革开第一腔的？
■汪言海
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我在安徽日报社驻六安记者站工作。1979年7月中旬，我从六安地区农业局的简报上看到了一份调查材料，这份调查对山南区的包产到户列数了“十大罪状”。我想，包产到户既然如此不好，中央文件（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又规定不许搞，为什么还有人要搞呢？我决心沉下去，查个水落石出。
县委书记坐镇纠正下的采访
1979年7月20日我来到山南区，发现肥西县委书记正坐镇那里，举办党员干部学习班，搞思想转弯子，纠正包产到户。在区委会里，我看到中共肥西县委7月16日正式下发的46号文件，文件强调：“不许划小核算单位，不许包产到户。”“要把包产到户的（地方）重新组织起来，把各种形式责任制中出现的偏向纠正过来。”这天下午，山南区几百名党员和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在区委会礼堂听纠正包产到户的动员报告，我旁听了会议。散会时，我发现多数人情绪很差，有的气呼呼地说：“我不信增产还犯法！”
在县委的高压下，采访很难听到真话。
我首先听了区委书记汤茂林的情况介绍，他给我讲了八个字，叫：又想，又怕，决心，担心。他说，又想，是因为包产到户确实能增产。报产量可能有虚数，但午季粮食交售入库是真家伙。他告诉我：正常年景，全区午季麦子交售量为110万斤左右，去年最高为170万斤。今年到目前为止，已入库1149万斤，是正常年景的10倍，是最高年景的6.7倍。又怕，是因为“三自一包”（包，指包产到户），已被批臭了，中央文件又明确规定不准搞（包产到户），怕犯方向性错误，怕“运动来了吃不消”。汤茂林说：“省里只叫试验，至今没有一个领导人白纸黑字表态叫干。”而所谓决心，是指坚决贯彻中央和县委文件，纠正包产到户。他说：“叫我们带头搞倒退我们不能干。”最后，汤茂林忧心忡忡地说：“一纠正，我担心明年粮食要大减产，向上，向下，都不好交代。”从他的担心，我发现他对包产到户还是很留恋的。
再找区社干部了解情况。白天，我在办公室找他们座谈，几乎异口同声说包产到户方向不对，问题多，矛盾大，等等。晚上，我钻到干部的宿舍个别谈，同样一个人又不一样了。我发现，不少干部讲两样话：公开的是一样，关起门来又是一样。
为了弄清事实真相，我住到馆北大队唐大郢生产队调查，不少农民主动跑到唐大郢向我反映他们的要求。有一个农民叫解广毕，他一笔一笔地给我算了增产增收账，说今年不仅不超支，至少比上年多得粮1450斤，钱280元，还有劳有逸。他告诉我，听到县委书记说不让干，他像丢了魂，想不通。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他，还给华国锋主席和万里书记写信，反映包产到户的好处。社员们知道后，都要求在上面盖章按手印。他说：“我一人做事一人当，犯法坐班房我去，我不连累你们！”他对我说：“继续干，不仅今年大增产，明年还要大增产。要是‘归大堆’，明年是乌龟过田埂――大跌跤子。”
7月25日，馆北大队大队长赵其安的话给我以强烈的震撼。赵其安说：“我们大队年年吃回销粮，我们当干部的脸上无光。听说我们国家还吃进口粮，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感到不光彩。这个办法（指包产到户）难道不比吃进口粮好？！”赵其安问：“中央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条在农村还兴不兴？”
调查报告死里逃生
整整10天的调查，我深深被包产到户的威力所折服，深深为农民的思想、情绪、要求所感染。回到六安后我鼓起勇气，提笔写了一篇4300多字的《安徽省肥西县山南区包产到户的调查》。我在调查中断言：“半年的实践证明，这个办法深受绝大多数农民的欢迎，是现阶段高速度发展农业生产的一个好办法。”
在那个乍暖还寒的“季节”，我的这篇调查报告，不用说公开报道了，连“内参”也未能发出。在我万般无奈的情况之下，记者部的黎建图同志，挺身而出，冒险将调查寄至人民日报社的朋友卢祖品。经人民日报社三位老总审定，我的这份调查刊登在1979年9月6日第1493期《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机密件）上，呈送中央领导同志参阅。并来信转告要我再进一步调查：“写一份支持和反对两种意见的比较详细的材料来。”
大约在九、十月间，省农委政策研究室的同志又把我的这篇调查推荐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写作组，于同年11月8日在社科院内部刊物《未定稿》增刊上刊用。至此，山南区包产到户的真实情况终于通过两个不同的渠道反映到中央领导同志面前。
艰苦的120户调查
中秋节过后，一年的收成就成定局了。于是，我于中秋节后第二次来到肥西，在全县范围内又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调查。
在第二次调查期间，我用了10天时间，逐户调查了5个生产队的120农户，用120户农民增产增收的数据回答了一些人对包产到户的责难和疑虑。
当时，肥西县乃至全省，对包产到户的争论极其激烈。支持者和反对者各执一词，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莫衷一是。怎么办？对于包产到户的好坏之争，必须拿出过得硬的整体材料才有说服力。最好是全县增产增收的统计数字，或者是全县向国家交纳征购粮的数字。然而，当时是大秋作物刚刚登场的季节，不可能有全县的统计数字。怎么办？我和陪同我调查的区委秘书权巡友商定，调查一个先进队，一个落后队，三个中间队，共5个生产队。根据当时肥西县集体分配的总体情况，我们确定先进队的标准是上一年人均年集体分配收入为100元左右，落后的为60元以下，中间的为70至80元。然后，我们去公社拿出上一年的分配大表，在表上用随意点的方式抽选出具体调查的生产队。
我设计了一个分户调查统计表，按产量和收入两大项调查。我至今保留了当时5个队的调查统计表，以防虎公社赵店生产队为例，每户要调查35个数据，其中粮食方面要调查的数据又分三个项目：“当年粮食产量”、“当年粮食开支”、“与上年相比”，共15个数据，“当年粮食产量”中又分大小麦、早稻、中稻、单双晚、豆类、玉米、山芋等7项。增收方面更复杂些，还要剔除当年国家提价因素。一户，35个调查数字，120户口，就是4200多个数字，最后还要对这些数字进行统计分析。
其中，工作量最大最困难的是这4200个数据的采集。要调查到真实的数据很不容易。比如，有的农民怕露富，他就会往少里说。我记得在一户农民家调查，堂屋里的男人在向我们报数字，在房门口站着的女人就向他瞪眼，示意他不要说真话，最后憋不过了，冲着男人说：“看你能的，能收那么多吗？到时交不了粮，看你卖老婆吧！”还有一次，有一户报的产量特高，队长后来对我说：“他吹，他家三个儿子一个都没有娶媳妇。”遇到少数这样的情况，我们就采取自报公议的办法，即由队干部进行平衡，以求数据的相对准确。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我的第二篇7000多字的调查报告《关于肥西县包产到户的一些调查资料》完成了，并于当年11月3日被《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第1624期刊用。1987年人民日报社调研组肯定了我的两篇调查“是本报反映包产到户问题的最早的两篇情况”。■
（据《新闻的背后》）
因记者不敢写 邓小平
南巡有两句话未见报
■唐健
1992年春天，邓小平再一次到南方视察并发表谈话。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发表了该报副总编辑陈锡添采写的长篇报道《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10多年过去了。现在再看，陈锡添坦言这篇文章有一个“最遗憾”的地方，就是没有把邓小平的一段很重要的谈话写上去:“不要搞政治运动，不要搞形式主义，领导头脑要清醒，不要影响工作。”这几句话临上版之前，陈锡添却把它删掉了，因为当时正在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另外，小平同志还说‘年纪大了，要自觉下来，否则容易犯错误。像我这样年纪老了，记忆力差，讲话又口吃，所以我们这些老人应该下来，全心全意扶持年轻人上去’等，这些我都没敢写。”
对于如此重要的两段话，陈锡添为什么“不敢写”呢？陈锡添解释说:“当时我的思想不够解放。”■
（据《党史信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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