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一个纯洁的党] 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时间：2020-07-23 08:14:3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完善对不合格党员的“退出机制”,有助于保证中共的纯洁度和先进性 “中国共产党是否面临一场信仰危机?有多少人因纯粹的信仰而入党?” 6月30日,在“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的新闻发布厅里,面带微笑的中央组织部新闻发言人邓声明遇到了美国记者“尖锐”的提问。
中国共产党建党89周年纪念日的前一天,邓声明和其余10位来自中纪委、中宣部、中央统战部、中联部、中央台办、中央外宣办、中央党校等部门的新闻发言人首次集体亮相,11位新闻发言人身着正装,面带微笑坐成两排,以座谈方式接受中外媒体采访。
来自美国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驻北京首席记者吉米的提问“毫不客气”:“现在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数量近8000万,到底有多少人是因为纯粹的信仰而入党的?有多少人是因为一些实际的目的,比如说事业发展而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邓声明站了起来,没有因“敏感”而回避。“少数极个别的人入党以后违背了党的宗旨,或者说不再体现先进性,有的甚至成为了腐败分子,对这种情况我们也有退出机制,我们叫清理、处置不合格党员。”
回答中,邓声明坦承现实中的确有极个别人“入党动机不端正”。他表示下一步,一方面要对提出入党申请的人进行“相当长时间的考验”,一方面也要在其入党后“加强教育”,同时还要完善“清理、处置不合格党员的退出机制”。
信仰危机?
到底有多少人“入党动机不端正”?在记者见面会上,邓声明没有回答,但对吉米提到的信仰危机,邓声明持否定态度。
“我们党现在有7799.5万人,将近8000万,是世界上最大的党。我们的党员99%以上都在生产、工作、经营管理一线,都是普通劳动者,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主要是拥护党的主张,信仰党的理论,认同党的宗旨,追求党的先进性。”
吉米称,会前他做好了被对方回避的心理准备,但“结果还算满意”。
与官方的回应不同,中央党校党建资深专家叶笃初表示,“改革开放后,受市场经济本身逐利的影响,有些党员走进了利益误区,产生了先己后人的思想,对党的信仰产生了动摇。”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原副院长、中央党校党建专业博士生导师甄小英认为,对党的信仰深刻程度并不完全一样。一些青年学生为了就业而入党,也有一些为了捞取好处而入党,还有一些人受“左”的思潮影响,把现实问题归咎于所走的道路错了,因而丧失信仰。
中央编译局政党研究中心秘书长朱昔群把信仰危机看作“信仰感”的缺失,他认为,信仰感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比较抽象,如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把党和共产主义这样一个人类社会美好未来的理想联系在一起;另一个是“现实的”,即党员的身份和角色认同。
朱昔群认为,培养“信仰感”需要有效的组织生活,通过“组织生活”让党员在组织里找到归属感,让党员相互关心相互爱护,获得一种感情上的依赖和寄托。“这也要求把党内民主落到实处,让党员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自己是受到尊重的一分子。”
90年“扩容”史
孙应帅是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是国内长期跟踪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员数量与结构变化及发展
趋势”为数不多的专家之一。他说,“建党近90年来,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数量由小到大,已从一个50多人的小党发展到近8000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
在孙应帅看来,中共近90年的党员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其发展轨迹受到各个历史时期具体的政治形势和社会环境的影响。
孙应帅举例说,建国前,国共第一次合作后,党员得到迅速发展,到1927年党员已发展到近6万名。但是,随着大革命的失败,党员的发展出现了一次负增长,“白区”的党员损失殆尽,党的六大也不得不在异国他乡召开。
中共党员的第一个恢复性增长是在1928年以后至解放战争时期,由1928年的4万余人发展到建国初的449万人,人数增长100余倍。
建国后,党员数量迅速扩大,很快产生了第二次增长高峰,至1956年八大召开时,中共党员已突破1000万人,是1945年七大时的8.8倍。此后,党员数量一直呈现快速增长态势。
“党员整体数量的第三次大幅增加是‘文革’时期,”孙应帅说,毛泽东在整党建党中提出“吐故纳新”、清除废料、吸收新鲜血液的思路和要求。“党员人数由1969年的2200万迅速增加到1977年的3500万。”
改革开放以来,党员扩容再次经历两轮大发展,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制度建党”与干部“四化”,约90万名老干部退到二、三线,8万多名中青年干部被选拔到县以上各级干部队伍中来。从1982年到1992年,全体党员的数量也由 3965.7 万增加到5100万,十年增加1200万。
党的十七大以来,在新时期 “全面建党”的大思路指引下,党员数量和构成再次呈现显著变化,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全国党员总数为7593.1万名,与十六大、十五大相比,分别增长了l3%和25%。而2009年,这一数字已接近8000万。
党员数量的快速增长,使不少人担心党员数量和比例增加过快将影响党员整体质量;另有人担心,过多数量的党员有使党发展成为“全民党”的危险。
孙应帅称,党员在数量上增速偏快,但绝对数与比例的增加过快同党员质量之间并无必然联系。
他举例说,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党员数量从6万降到4万,出现负增长,但党员总体质量和在全国的影响力并没有因为数量的减少而提高。“文革”时期,“突击入党”虽然使党员的数量增加了,但党员的总体质量也并没有因为数量的增加而提高。
近些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共产党开始注意吸收新出现的社会各阶层中的先进分子、各类“两新”组织(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的先进分子。
“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热情很高,但这种亦官亦商、官商一体的现象到底好还是不好,还有待观察。”孙应帅语气中略带怀疑。
动机“多元”
何谓入党“动机不端正”和“动机不纯”?朱昔群在接受采访时说,动机不纯一般指“入党做官”的思想。从政党存在的本义上来说,“入党做官”很难说是不好的东西,因为做官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为人民服务,一种是利用公权谋私利。不能简单地说“入党做官”就是不良动机,只有入党做官,做官谋私两者联系在一起时,才能被视为不良动机。
甄小英同样承认入党动机多元化的存在。“这个问题很久以前就曾讨论过。为了保持党员先进性,入党时有严格限定,发展党员也有一定的标准。即使入党后,有些党员动机不端正的,可以通过教育使其端正。
甄小英说,有些人明显对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同意,行动上也不贯彻党的宗旨为人民服务,有些官员腐败、脱离群众,这些都是入党动机不纯的表现。
叶笃初表示,入党动机不纯的外延很大,比如目前有些大学生为了就业、考公务员而申请入党,这些与“入党做官”“为己私利”应该区别看待。入党动机不纯的现象自从有了党那一天就存在,以功利的目标入党,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少见,这些可以在入党后进行教育、引导。
在记者见面会上,邓声明表示,共产党始终坚持质量重于数量,把思想建党放在首位,发展党员的时候有“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 四个原则。
2009年,大概有2000万左右的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实际批准加入的有297万人。也就是说,大概每7个申请人当中只有1位被批准入党。
“退出”制度化
2009年,山东省兖州市委组织部出台《关于建立健全党员退出机制的意见》,试图以强化党员主动退党和推行处置不合格党员票决制为突破口,使党员队伍保持纯洁性和先进性,增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力”。
这份旨在完善党员退出机制的文件中,将党员的退出分为主动退党和被动退党两种情况,明确党员退出程序,细化退出具体步骤。
主动退党只需要经过支委会审核、党员大会讨论、上报备案即可退出。
该文件称,按《党章》规定:“党员有退党的自由”。如果一名党员不再信仰共产主义,不愿履行自己的入党誓词和党员义务,或不愿接受党的纪律约束,不愿参加党组织的活动,可以提出主动退党。本人提出要求后,经党支部大会讨论同意后宣布除名,并报上级党(工)委备案。另外,在民主评议党员中被评定为不合格党员,经教育不愿改正缺点和错误的,也可以主动退党。
对于被动退党的则需要经过调查核实、初步会审、谈话、讨论表决、上报审批以及材料归档。
被动退党对象主要有以下几类:1.“三不党员”,即无正当理由,连续6个月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或不缴纳党费,或不做党所分配的工作的党员,按自行脱党处理;2.在民主评议党员中被评定为不合格党员,经核实确实不符合党员条件,且帮助教育后仍无转变或不愿转变又不愿退党的党员。对这类党员应当劝其退党,对坚持不退的提交党支部大会讨论决定除名;3.上年民主评议党员中被做限期改正处置,限改期满后仍被评为不合格党员的,党支部应及时劝其退党;4.影响较大,严重不符合党员条件的党员,党支部应及时劝其退党。
同样,该文件中要求:要分清党员主动退党与被动退党的区别,在党内和社会上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使退党者能心情平和,没有思想包袱。“对平时表现较好,能发挥党员作用的党员,要开展有针对性的思想工作,进行必要的帮助教育,使他们端正思想,提高认识。如果经过帮助教育后还坚持要求退党,则不做硬性挽留。”
山东省兖州市委组织部组织科提供材料时主动介绍,“自文件出台后,那些长期不与党组织联系的党员,都及时与党支部联系,积极参加组织生活。”因此他们至今未启动过党员退出程序,也未处置过一名党员。
显然,兖州的试点更像是一次警告,其规范意义大于惩戒。
朱昔群补充说,虽然目前没有为主动退党者设立专门的退党程序,但存在类似机制,只是现实中一直没有严格执行而已。
叶笃初则认为,现实中并不存在大量退党的事情,只是某些人对有些问题不高兴或不满,发牢骚喊退党。“党历来重视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有硬性劝退、开除党籍的规定,也有柔性的一面,对于一般的不是原则性的错误,一般还是批评教育,进行挽留。”
甄小英建议,有些人不一定非得犯罪才清退,对于那些不能发挥作用,而且影响不好的,要坚决清退,“这部分人混在党内,不利于提高党员的先进性和战斗力,影响党的执政形象”。
上述专家均认为,如何完善退出机制,使得入口严格,出口通畅,形成组织内的良性循环,正是下一步中共党建工作亟须解决的重要课题。
专家观点 中共向现代政党的制度转型
中共建党89周年纪念日前夕高调推进的几个举措,无不显示出中共正有意对外打造党务公开透明的现代政党形象,因而引起海内外的高度关注。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党来引领人民实现。就当下情形而言,这个政党只能是中共,因此,中共所担当的历史使命,令其自身建设一直被民众寄予厚望。
中共经由革命获得执政权。革命可以砸烂一个旧世界,执政则必须建设一个新世界。因此,如果仍然沿用革命的逻辑和思维去引领人民从事建设、治理和执政,必碰壁无疑。也就是说,取得政权后的革命党,对于其在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系列关于党自身建设的思想、思路等一套东西,必须改变,以适应执政后的新形势。这个革命向执政的转变过程,其实就是传统政党向现代政党的转型。
长期以来,中共的这个转型比较缓慢,不用说改革开放前的30年,即使是目前,中共的一些思想、体制、架构、手段还停留在革命党建设时期。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认识方面的问题,长期执政形成的部分党员干部的利益刚化,以及监督弱化而导致的腐败等。对此,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有关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议作了清楚的表述。
中共向现代政党转型,走向民主和开放,更基于以下两点:其一,社会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利益的分化和整合导致执政基础发生改变,唯有民主才能保持社会的有序运转。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转型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利益、市场主体和组织结构,要保持社会和谐发展和运转,就必须对市场中的不同主体的产权和民主权利进行最大限度的尊重和保障,建立起配置合理的权力架构和治理结构。唯有民主才能做到这一点,并在公开参与的过程中形成能够指导人们集体行为的决议。换言之,民主为容纳、协调各种社会差异和以正义的方式调解价值冲突提供了基础和制度途径。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社会、超大国家、超大民族中,中共如要始终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只有发扬民主,善于集中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才能保证决策的正确及其有效执行。
其二,现代信息技术和通讯手段的发展,特别是被称为“第四种权力”的大众媒体如电视、网络等的兴起和广泛应用,使得政党运作模式发生变化,由过去的相对封闭走向开放和透明。而且在民众和政党的互动中,民众不再是政党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而是也成了一个信息的传播者。这无疑让民众能够更直接了解党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和执政行为,从而更好地行使对执政党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初步实现了经济管理的民主化,即分权式的市场化经济改革。但客观而言,包括党内民主在内的政治民主化和社会民主化则发展比较缓慢。
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实行党务公开是使中共成为现代政党的必要一环。中共十七大明确提出,“推进党务公开”是党内民主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十七届四中全会又首次提出要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今后需要加强的,一是将新闻发言人制度在全体党务部门推开,尤其是中南海应该设立发言人,这不但能体现和展示中共推进公开透明之决心,而且对全面、准确地传递中央的政策、立场,加强“新闻执政”能力建设,具有重要作用;二是改变党务部门新闻发布中普遍存在的 “形式上公开多,实质上公开少;结果公开多,过程公开少;原则方面公开多,具体内容公开少”的现象。发言人制度必须做到货真价实,否则,有名无实,反而有损中共的形象。
在党务公开的基础上,建立中共不合格党员的退出机制,对加强中共的执政能力建设也刻不容缓。中共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但在经济成分多元化尤其私人经济快速发展的形势下,中共有必要拓展自己的阶级基础,将更多的经济精英纳入自己的麾下。不过,党的“扩容”也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很多人并不因为真诚地信仰党的主义,而是怀着其他目的混入党的队伍,要防止这种“入党动机不端正”的情况,以及党员队伍中的“腐败分子”对党的侵蚀,就必须建立和完善 “清理、处置不合格党员的退出机制”。
目前,中共对党员的入党要求有考察期、教育期,入了党还有预备期,应该说,“进口”还是很严格的。“出口”除了自己退党外,还有两条途径:一是组织处置;二是纪检监察部门查处。无论“进口”还是“出口”,都有待进一步完善。应制定一个符合实际的不合格党员的处置程序,包括建立党员资格审查制度,定期对党员资格进行审查;坚持党员民主评议制度,严格教育处罚机制;加强对严重违法违纪案件的查处力度,及时把腐败分子清除出党等。
总之,对一个有着89年历史,执政也逾60年的全球第一大党来说,中共从幕后走向前台,用制度化的手段加强和民众的沟通、了解,让自己在聚光灯下受到党内外的更多监督,这份用心值得肯定。如此下去,中共必定会完成向现代政党的制度转型,从而引领人民更好地实行民主。(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编辑邓聿文)
(本组文章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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