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单车反映国民素质 [国民素质：反映与反省]
时间：2020-07-15 07:35:4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要论素质，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确实有有待改善和提高的地方。如同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的国民一样，我们也绝不完美，有着这样那样的缺陷。那么，问题到底在哪里呢？我们可以借助老外的眼睛从身边的不文明现象看中国人的素质。同时，我们也要反省和深思一下，这些问题的出现是由思想教育欠缺造成的，还是由管理制度不完善产生的，或是因我国的传统文化在传承上发生变化影响了国民素质的提高呢？本文只是抛砖引玉，根本因素在哪里还靠每个人去回答。
外国人对出国人员的看法
公民缺乏公德意识。2009年2月，一段记录一名内地女乘客延误航班后在香港机场推脱和耍赖的视频，竟然成了谷歌旗下YouTube网上点击率最高、评论最多的视频。网民和外国人纷纷指责该内地女人的疯狂举止，而其中最为显著和特别提到的一点就是“泱泱大国，国民素质何在？”这件事很快就成为澳大利亚当地的新闻。
以此类推，还有一些丑陋现象。比如，在日本的地铁里，中国游客总是没有排队候车、先下后上的习惯；在欧洲博物馆，中国游客喜欢成群结队地大声谈笑，旅游中走累了席地而坐，旁若无人；在美国图书馆，常看到墙上挂着“请不要把垃圾扔在图书馆！”的中文标示；在越南下龙湾的很多景点，都挂有“请勿攀爬”的中文标示；在曼谷的某些街道上，至今仍然有“请勿乱丢废物”、“请勿随地吐痰”等中文标示！更明显的是，在香港机场的厕所里，各个角落均有中英文标示，唯独蹲便器那里只有中文：“用完请冲水”。真是丢人！凡事都让人教你做，实在不能把中国和几千年的礼仪之邦的形象挂起钩来。
官员在社交活动中少言寡语。“在很多国际会议上，中国代表团人数不少但除了一些指定的官方发言外，几乎听不到中国代表的即席发言，更别说在会场上进行辩论了”，这是各国记者共同的感觉。一位西方记者说，在报道中美贸易纠纷等涉华事件的时候，他们可以很容易地采访到美国大使或代表，至少他们的新闻发言人会针对某一事件发表评论。但要拿到中方意见却不容易。一个法国记者说：“我也愿意报道中国的观点和看法，但电话打到中国的使领馆时，往往没有下文。一般中国官员都不接受采访。”有人评价中国官场文化说，一些中国官员至今习惯把自己“藏”起来，认为“说真话”容易言多必失、祸从口出。诚然，公共人物说话是要考虑各种关系，但这种考虑应该从国家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利益出发。
在宣传管理上缺乏引导能力。一位美国高层人士说：“中国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最大的障碍是，中国在世界上被扭曲的形象”。这与新闻媒体的报道有关，也和中国官员，尤其是新闻官员交流意识和领导能力的欠缺有关。如新闻官员“怒斥”记者的事件。10年前一位中央领导同志访问法国的时候，在一次活动中有个法国的当地组织混了进去，把传单都撒到这位领导同志头上去了。后来一名香港记者问这位领导：你对此有何评论？这位领导淡淡地说了一句：没看。这是个很妙的回答。但我驻法使馆一位管新闻的同志批评这位香港记者说：中国人不帮着中国人，你这个香港记者为什么这个时候问这个问题？结果这名香港记者把中国官员对提问发火的事当消息报道了。这位官员又斥责香港记者说，以后再这样就不安排你们来了。结果这句话又变成了次日报纸上的消息。
官方代表忽视文化差异的交流。很多中国官员不大懂得交流。他们万里迢迢到国外招商引资，不采取直入主题的交谈方式，却把大量时间浪费在充满套话、废话和空话的无效交流上。如某市代表团去法国招商，忽视交流对象的接受程度，在交流中念稿“我市是一块投资的热土（含义），商机无限（怎样看）。我们会采取平等互利（内容）原则，实现双赢（目标）。”国内约定俗成的语境、语言让外国人听得云山雾罩。《道德经》言：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显然，我们的“智”与“明”都未达到应有的高度。看来，很多代表团花了很多钱和时间远赴欧洲，由于不懂交流学，目的大打折扣。
个人举止影响国家形象。2008年5月，一位我曾驻外官员接受记者采访，述说了自己亲历的一件事。国内一位女市长出访荷兰时，欲与某城市结好。为促成此事，他在大使官邸宴请双方。餐后，女市长竟在餐桌上手无遮拦地用牙签剔牙，不仅如此，还将剔出物连“呸”四下吐进盘子。荷兰市长斜睨她的表情，女市长视而不见。如果说这在国内为小事一桩，跨出国门即列入外交无小事。礼仪的欠缺往往会构成交流障碍或成为破坏交流中的因素。我们一些代表就是在麻木不仁或警觉不够中因失礼而失去机会。如法国某大企业总裁直言不讳某中国领导目中无人。他说：“你们的领导与我交流时自始至终眼盯翻译，甚至两次握手也眼盯别处。”没有目光交流的会谈使该总裁受到从未有过的伤害。因此，经济合作就这样失去了。
人们在公共场合的仪表体态、言谈举止，常常反映出一个人的内在素质和修养。特别是当你作为国家、政府、政党、团体、企业的代表进行对外活动的时候，在这方面给人的印象，往往成为相互间进一步了解和交往的重要依据。作为个人，可以有各自的风格，但是在国际礼仪活动和社交场合，就应当讲究必要的礼节，规范自己的行为。
来华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感受
不懂得礼貌谦让。2008年初，第一次来中国的日本青年冈田在上海地铁车门前对毫无秩序的乱挤现象手足无措。随后，她疑惑地向记者发问：中国的小学里有没有德育课？会教孩子排队吗？冈田的疑惑是正常的反应，因为日本是个有序的社会，几乎没有见过这种“混战”。插别人队的人的态度和表情是那么的自然，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所做的事情是不对的。作为刚刚抵达中国的游客，她非常惊诧中国人连遵守秩序排队这种最基本的常识都不懂。
俄通―塔斯社驻京记者邱尔金2006年在一次座谈会中说，北京造成堵车的一个很大原因是，开车的人没有互相尊重，不考虑别人是否方便，喇叭按得很响、与行人抢道都很常见。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驻京记者艾瑞克说，我在美国的时候过马路没有闯过红灯，到了中国就经常闯红灯，因为闯红灯比等绿灯更安全。
不讲究清洁卫生。5年前，我国曾经报道过《一口痰“吐掉”一项合作》的事，说的就是某医疗器械厂与美国客商达成了引进“大输液管”生产线的协议，在签字的前一天，这个厂的厂长陪同外商参观车间时，向墙角吐了一口痰，然后用鞋底去擦。这一幕让外商彻夜难眠。第二天他让翻译给那位厂长送去一封信：“恕我直言，一个厂长的卫生习惯可以反映出一个工厂的管理素质，况且，我们今后要生产的是用来治病的输液皮管。贵国有句谚语：人命关天！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一项已谈成的项目，就这样“吹”了。但是，时至今日，我们仍没有吸取这样的教训，依然我行我素。德国《中国之窗》主编狄沛说：“比起堵车来，我更不习惯中国人随地吐痰。现在好像随地吐痰的人越来越多。”
专业人员办事效率低。美国《新闻周刊》驻京记者安思乔表示，中国的硬件建设现在很多都到位了，可很多软件都没有到位。北京有很多五星级饭店以及高档次的各种餐厅，人不少服务态度也不错，但服务员不够灵活，无论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只能听上面的，这导致很多误会，给客人带来很多不方便。
德国《中国之窗》狄沛主编的体会是，在中国办手续不方便。“我要去采访人，必须通过外办，他们要问很多问题，需要采访提纲，手续非常复杂。如果我要采访政府部门的人，就更麻烦了。其实，我的这本杂志是宣传中国的，所以我有时候不能理解，为什么必须这么复杂。”
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驻京记者艾瑞克说：“我的感觉是中国的好多事情都是没办法。我们单位要派一个新的记者到北京，需要改一下签证。我去找北京市公安局，人家说不行。后来，一位外交部的官员帮我打了一个电话，事情就解决了。现在我的感觉是，在中国，如果你不认识人，太多的事情都是没办法。”
旁若无人的大声喧哗。2005年11月9日晚上，人大常委会一位副委员长在人民大会堂宴请日本一家银行的行长和企业总裁。就在吃饭的过程中，一位记者的手机突然响起来了。不久，又响起来了。响几次就已经让人受不了。更让人受不了的是，此君说话声音特别大，旁若无人似的。整个宴会大厅都能听见他们在说话。日本人看到这个场景都有些傻了。其实，说话大声未必就是问题，但是，在如此庄重的宴会场合，也未免太过分了。
花钱穷大方穷讲究。在老外中做调查，发现大家都把中国列为最喜爱的出差之地，因为中国的盛情款待举世无双：从机场落地起就有人接，办事开会门到门迎送，一日三餐都招待⋯⋯除了旅馆之外可谓一分钱不用花，省下出差费全归自己，不要说老外，国人也爱出差中国。而国际机构和发达国家政府部门一概不管出差者的食住行，因为人家预算里没招待费，也没公车，来访者自带出差费。
老外注意到，内地越是穷的地方，宴请的气派越豪华，圆桌也越大。贫困地区政府还很敢给自己建楼堂馆所，与老百姓的住房反差之大，令人触目惊心。印度官员感慨地摇头：“在印度各个地方，政府的楼往往属于当地差的一类，既没钱也不敢给自己盖好的。” 老外到市县乡镇去走访，运送的车队越来越长，可谓浩浩荡荡。甚至有警车开道，一路上鸣笛并用喇叭反复喊：“前面的车让开！”弄得这些习惯平等、倡导扶弱的国际机构人士很不自在。
年轻记者不注意外交礼仪。衣着不仅是个人的第一张名片，甚至也是企业的、民族的，乃至国家的第一张名片。一些外国外交官对中国年轻记者的第一印象很不好。如我们的记者要采访发达国家的人士时，他们先要问一句“你们派谁来采访？”或附加一个条件：“最好是派有经验的记者来采访”。有的外国人见了年轻记者，干脆就不接受采访，或者见了也爱答不理的。理由是，在这方面，很多中国年轻记者往往缺乏起码的涉外交际礼仪和外交常识，言谈举止、着装服饰等方面都透露出对对方的不尊重。
逼迫外国人说假话。很多到中国的外国人常被国人问到他们怎样看中国、中国人和中国事，等等。如果答案是单纯的“好”，就很好办。如果在“好”后面还有“但是”，就有些棘手。聪明人很快能看出提问者眼睛里的期待，于是拣好听的说；不聪明的人胆敢说出不中听的话，常会被冠以“敌视中国”或“不了解中国”的帽子。在山东青岛办英文学校的美国人凯尔・考德威尔说，他已学会了回答这些问题的“正确答案”，但不肯告诉别人，只是说：“我必须非常小心，因为我要在中国做生意。”国人常常很在意外国人怎么看我们，外国媒体怎么写我们，总怕丢了面子，却没看到自己做得如何，只要报道中国不好就说人家有偏见，变得怒气冲天，而不仔细分析原因。
执法者变相捞钱。近年来，中国制订出台了上百部法律法规，每个法律法规都有指定的部门执行，在执行过程中，每一道法律法规都可以变成一些执法部门的“资源”进行收费、罚款管理，法律法规在执法者手里是“摇钱树”，是可弯可直、可长可短的“魔术棒”。在管辖的范围内，服务只是幌子，收钱罚款才是目的，遭殃的只是商人、工人和农民。
性保健品遍地横流。《华尔街电讯》记者报道，他先后到过中国的一些大、中城市，发现在一些繁华的街道两旁，或豪华的星级饭店及上档次宾馆的两侧，常常排着鳞次栉比的“性保健品”商店，每当华灯初上，闪烁着霓虹灯的“性保健品”广告牌特别引人注目。在中国，黄色刊物属于非法，但性用品商店到处都是。
干部热衷迷信。意大利亚洲新闻社2007年年底报道，不少中国官员们热衷传统信仰，以谋求鸿运、仕途或者知晓未来。无论是南方的大寺还是北方的古刹，从普陀山到五台山，政府部门的车辆和商人的豪华座驾早已是寻常风景。报道说，一名官员将祖先的墓地从原地迁移至数千公里之外的新疆天山脚下，“以便能升官”。这简直难以说清他是过于有学问还是荒诞。
平心而论，欧美国家也并非一个整体，即使是同一个欧美国家对待中国乃至中国人的态度也是多种多样的。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既有我们先进的东西也有还不够完善的地方，所以关于中国的评论以及对待中国的态度必然会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但综上所列，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以“礼仪之邦”自居的“中国人”为何成为不文明的代名词？为什么这样一个牵涉国家形象和民族精神的大问题被长期忽视？我们的公民养成教育是否存在重大缺漏？中国向来自诩为礼仪之邦，所作所为却屡屡遭世人的考问。
200多年前，中国一直是欧洲的榜样。在欧洲精英的人眼中，中国是真正的礼仪之帮，是高山仰止的对象。宗教桎梏和封建专制笼罩的欧洲，能走到今天，除了自身物极必反的因素外，中国文化起了不小的催化作用。法国启蒙运动最重要的思想家伏尔泰极力赞美中国文化。他以中国文化来抨击欧洲宗教黑暗和专制，大声发出这样的感叹：“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那真是大不幸！”
今天的中国，同当年一样，又开始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只是当年的西方，景仰的是我们的幽雅深厚的文化，景仰的是一个从外在到内在都让人赞叹，从物质到精神都让人钦佩的文化中国。现在呢？在不少场合、不少时候，从现在的中国人身上，看不到文化的光辉，看不到国民身上表现出的文明国度的气象。
在西方国家也有各种不文明行为的人，但是至少其比例没有我们中国人那么高和普遍，尤其是政府官员，他们比较注重自己在公众场合的礼仪和行为举止的得体。相比较之下，我们的素质确实不如别人，主动意识远远不够，自我觉醒意识更差。
近年来，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出国旅游已经成为一种时尚。由于少数人的不拘小节，也影响到一些外国人对整体中国人的评价。有些人长期积淀下来的不文明行为，习惯成自然。而旁人熟视无睹、安于所习，又助长了种种陋习在社会上的滋生和蔓延。所以，一些中国人在国外表现不文明，遭人诟病，这不是他们个人的问题，而是我们社会的问题，文化的问题。所以，要提高中国人的素质，就不能抛开体制、制度、管理这些社会管理的根本因素而专注于一些表面现象，否则会对我们的制度完善和制度创新产生新的障碍。欧美国家的人也不见得天生素质就有多高，关键是他们有一套成熟的制度环境在约束个人行为。诚如上世纪90年代初，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对邓小平说，中国不是一个信教的国家，进入转型期以后，一定不要忘记进行价值观体系的建设，否则，人人为自己，一切向钱看，就会产生严重的社会危机。施密特的忠言很有道理。
（作者来自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
责编：王 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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