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锦标赛”体制】锦标赛

时间：2020-07-09 07:23:34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上世纪50年代，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曾对中国经济、社会，乃至政治造成过致命的打击。中外很多学者都曾试图找到这一几近疯狂的全民运动的诱因，并先后给出了多种答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周飞舟教授认为，单纯的个人或人事因素是不足以解释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的，而应该挖掘更深的制度原因。他在《锦标赛体制》一文中，借用经济学中“锦标赛理论”，对“大跃进”进行了分析。
　　“锦标赛理论”是公司管理中委托――代理关系的激励机制，对因为存在高昂的信息和监督成本，公司的委托人对于其代理人――公司的高层经理人实行了一种拉开薪酬差距、通过考察其业绩排名而非实绩的办法来选择谁能够获得晋升。虽然政治体制较公司而负责许多，但地方与中央的关系与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关系有可比性，而各地方政府之间也存在着某种竞争关系。
　　整个“大跃进”运动就如同一场锦标赛。中央是竞赛的发起人和目标、规则的制定者，地方则是参赛的运动员。跑在前面的、胜出的运动员不但会享受到更多的经济政策方面的偏向，地方政府的领导人也会由此得到政治荣誉以及晋升。落后的运动员会被批评为执行中央路线不积极甚至执行“右倾”路线，中央与省级政府间的这种关系在省以下各级政府间被进行层层复制和夸大，致使锦标赛在各级政府间全面展开。
　　周飞舟认为，“大跃进”不仅仅是毛泽东的个人思想导致的自上而下的动员过程。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实际上会内生出大规模放权和开展地区间竞争的要求，作为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的手段。在1957年毛泽东发表反对“反冒进”发言之前，由于一五期间社会主义改造形成的高度中央集权，已经从某种程度上制约了地方经济的发展，过度剥夺了地方的财政权利。当“反反冒进”讲话出台，马上得到了地方政府和各企业，从下而上的积极推进。
　　“大跃进”这场锦标赛有三大特点：第一，地方政府的“公司化”决定了这场锦标赛的基本走向。地方政府变成了追求指标和效率的巨大公司或厂商，动员其所有能够控制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实现高指标。评价地方政府表现的标准变得简单清晰，效率成为最高的、惟一的指标。　第二，　“层层加码”是推动这场锦标赛的基本作用机制。每级政府都制定“两本账”，第二本账的指标高出第一本账，上级的第二本账作为下级的第一本账。在从上到下制定计划时按照第一本账，但是在执行计划和对下级政府进行考核和评价时用第二本账作为标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行为的信息流通不畅。为大跃进及后来的饥荒中的虚夸和瞒报现象提供了制度基础。
　　第三，　“软预算约束”决定了这场锦标赛的失败命运。地方政府投入往往没有真正的预算，而是盲目扩大投入，不顾及产出效率。
　　大跃进的深层机制在于，看似高度分权的锦标赛实际上是在高度集权和国家对社会资源全面控制的基础上展开的。这种控制表现政治控制、思想和媒体控制以及资源控制三个方面。首先是通过政党一国家政治体系实现的政治控制。其次是通过党内外的政治运动和以媒体为中心实现的对信息系统和社会氛围的控制。再次是资源控制。政府对社会经济资源的全面控制是锦标赛发动的另一个重要基础。
　　通过这三个方面的控制，中央政府在经济上的分权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恰恰也是这些控制手段导致了这场锦标赛的失败。在高度的政治控制之下，地方政府为了表现政治上的忠诚，必然以“层层加码”为手段。高度的资源控制，使得地方政府并不关心长期经济效益，只以扩大投资规模为目标。同时，地区间的竞争关系，造成重复建设和地区保护主义。高度的思想和媒体控制则同时导致浮夸、隐瞒的信息混乱，使得中央政府在全面严密的控制之下部分失去了真实的地方信息来源。
　　也由于这种高度控制，中央可以于“大跃进”后期迅速收权，重建中央集权。“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指的就是这种由集权一放权逻辑导致的经济波动和周期。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会周期性地产生出锦标赛的内在需求，只要条件成熟，它就会卷土重来。这在中国漫长的中央集权历史上，屡见不鲜。(郎朗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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