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时代:被遮蔽的新中国|新中国未来记
时间：2020-03-31 07:25:3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我们所说的梁启超时代，起始于维新变法时期，终结于五四时期。梁启超还活着的时候，他的时代就已经结束了 新中国第一人 我把新中国分为四个时代：梁启超时代、蒋介石时代、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毛、邓时代只针对中国大陆而言)，每个时代大致上都是30年。后三个时代的命名，可能争议不大；而将新中国第一个时代命名为梁启超时代，或许会有不同意见。有资格与梁启超类比的人，还有康有为、袁世凯、孙中山。本节只对梁启超和康有为做一个比较，为什么不以袁、孙来命名时代，将在后两节说明理由。
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写道：“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统一，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频竞争最烈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之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按照梁启超的三段论，秦皇汉武以前的中国，是“旧旧中国”――“中国之中国”；乾隆嘉庆以前的中国，是“旧中国”――“亚洲之中国”；建设新中国，就是要建设“世界之中国”，用梁启超在其他地方的话来说，就是要建设“世界的国家”“世界主义的国家”。
从旧中国到新中国，有一个令人心焦的过渡期，日本正是利用这个空档，一举超越了中国。到了维新运动，才是自觉建设新中国的开端。为了下面论述的方便，不妨把1888年定为建设新中国的元年。在这一年，刘铭传启用台湾巡抚关防，台湾省正式成立；中国第一条运营铁路唐山胥各庄铁路，延伸至天津；清廷任命丁汝昌为水师提督，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光绪皇帝，请求变法。边海疆建省、铁路、海军，都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但最关键的因素，还是明确地提出了变法维新。
梁启超虽然是康有为的徒弟，但是他的名气，很快就超越了师傅。比他年长的黄遵宪在1902年说：“此半年中，中国四五十家之报，无一非助公之舌战，拾公之牙慧者。”与他年龄相仿的孙宝逭在同一年也说，梁启超“于我国文字之中，辟无穷新世界”；“凡居亚洲者，人人心目中莫不有一梁启超”。比他小一辈的梁漱溟说：“当梁任公全盛时代，广大社会俱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其势力之普遍，为其前后同时任何人物――如康有为、严几道、章太炎、章行严、陈独秀、胡适之等等――所赶不及。我们简直没有看见过任何一个人可以发生像他那样广泛而有力的影响。康氏原为任公之师，任公原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但是不数年间，任公的声光远出康氏之上，而掩盖了他。”
罗志田说，在上一个世纪之交，中国思想界和整个社会逐渐形成一股尊西崇新的大潮，可以称作“新的崇拜”。“英文的modernism，今日是译作‘现代主义(或近代主义)’的，在那时却译为‘从新主义’，极具象征意义。对‘新’的歌颂在‘笔锋常带感情’的梁启超之《新民说》和《少年中国说》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但更为简单明了的，则是《杭州白话报》1902年6月的一段话：
‘因为是旧学问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新学问；因为是旧知识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新知识。千句话并一句话，因为是旧中国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新中国。从维新运动到五四运动，梁启超一直是“从新主义”的鼓吹者和急先锋，而康有为在进入20世纪之后，就成了保守主义的代言人。康支持清廷复辟，梁则“再造共和”“三造共和”；康发起孔教会，梁则支持新文化运动。师徒二人分道扬镳后，显然，是徒弟更能代表新中国的精神。
思想准绳：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欧文明
本来，袁世凯作为清季新政的主要功臣，作为以逼宫方式推翻清王朝的幕后推手，作为民国的首任正式大总统，是有资格成为新中国第一人的。如果袁世凯甘于做一个华盛顿式的大总统，放手让梁启超、宋教仁等人去推行政党政治，他是很有机会成为“中国华盛顿”的。梁启超在袁死后叹道：“以他从前的地位，清末的地位，假使稍知世界大势，国民真意，要建设强固国家，并不是不可能；但是他在任临时大总统时已经在做当洪宪皇帝的梦，着着预备，都不外想满足他个人的野心，我们觉得这个人可惜，又觉得这个人可恨。”
梁启超在评论李鸿章时说：“西哲有恒言日：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若李鸿章者，吾不能谓其非英雄也。虽然，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时势所造之英雄，寻常英雄也。天下之大，古今之久，何在而无时势?故读一部二十四史，如李鸿章其人之英雄者，车载斗量焉。若夫造时势之英雄，则阅千载而未一遇也。”“吾以为李鸿章所以不能为非常之英雄者。亦坐此四字而已。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李鸿章晚年之着着失败，皆由于是。”这些话也完全可以用来评价袁世凯。
胡适在1933年指出：“在三十年前。主张‘维新’的人，即是当日主张现代化的人。当日虽然也有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的争论，但在他们的想象中的西洋文明，却没有多大的疑义。试读梁任公先生的《新民说》，他那样热烈提倡的新民的新德性，如独立、自由、自治、自尊、自立、冒险、进步、尚武、爱国、权利思想，……所谓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欧文明；精神是爱自由的个人主义，生产方法是私人资本主义，政治组织是英国遗风的代议政治。当时的知识领袖对于西洋文明的认识本来还没有多大异议，所以当时能有梁先生那样热烈的、专一的信仰崇拜。”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写道：“天生人而赋之以权利，且赋之以扩充此权利之智识，保护此权利之能力。故听民之自由焉、自治焉，则群治必蒸蒸日上；有桎梏之戕贼之者，始焉窒其生机。继焉失其本性，而人道乃几乎息矣。……故夫中国群治不进，由人民不顾公益使然也；人民不顾公益，由自居于奴隶盗贼使然也；其自居于奴隶盗贼，由霸者私天下为一姓之产而奴隶盗贼吾民使然也。”由此，开人权说和自由、自治在中国之先河。
胡适在上述引文的后面写道：“梁启超先生还不曾受到此种反个人主义的熏染，另一位中国领袖孙中山先生却已从亨利・乔治的著作里得着此种社会化的理论了。……个人主义的光芒远不如社会主义的光耀动人了，个人财产神圣的理论远不如共产及计划经济的时髦了”。
虽然梁启超比孙中山更早就向国人介绍了社会主义，但他终其一生，不认为社会主义适用于当下中国。1906年，他在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辩论时说：“私有制度虽谓为现社会一切文明之源泉可也。”“我中国今日欲解决此至危极险之问题，惟有奖励资本家，使举其所贮蓄者，结合焉，而采百余年来西人所发明之新生产方法以从事于生产；国家则珍惜爱护之，使其事业可以发达以与外抗”。他批评“以排斥资本家为务”的社会革命论，是“与国家全体利害相反的”，是“不适于国家生存”的。1920 年，他写了《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长文，支持张东荪与李大钊、李达、蔡和森等马克思主义者论战。在苏联计划经济成形之前很久。梁启超就预言：“即行社会革命，建设社会的国家，则必以国家为一公司，且为独一无二之公司，此公司之性质，则取全国人民之衣食住，乃至所执职业，一切干涉之而负其责任。”从新世纪回眸，在20世纪中国思想家和政治家中，最坚持私人资本主义而反对国家统制经济的，惟有梁启超一人，连胡适在这个问题上也曾一度动摇。
梁启超“兴学会，开议院”的尝试始于维新时期的湖南。戊戌政变后，梁启超逃亡日本。1899年4月，他写出《各国宪法异同论》，对宪政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何为君主立宪政体?何为共和政体?何为三权分立?为什么要分立?国会有什么权利?君主或总统有何权力以及怎么制约?公民有什么权利与义务?通过这些思想与理论的介绍，奠定了梁启超作为中国第一个宪政学家的地位。
在清季新政期间，梁启超一手为出国考察的五大臣起草考察报告，提出“一、两院制，二、司法权独立，三、责任内阁，四、地方自治，五、再颁宪法及确定修改宪法之原则”的宪政实施方案；一手策划成立政闻社、国会期成会等政治组织，从民间推动宪政运动。梁启超在《政闻社宣言书》中说：“立宪政治非他，即国民政治之谓也……故遍翻各国历史，未闻无国民的运动，而国民的政府能成立者：亦不闻有国民的运动，而国民的政府终不能成立者；斯其枢机全不在君主而在国民。”由此可见，梁启超是中国宪政民主运动的元勋。
胡适在留学日记中评论道：“梁任公为吾国革命之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诗：‘文字收工日，全球革命时’，此语惟粱氏可以当之无愧。”
梁启超作为“新的崇拜”的开山祖师，这是胡适、陈独秀等人一致承认的。也正是由于他的鼓吹过于成功，导致他自己在“五四”运动后成为这种崇拜的最新牺牲品。梁启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民间外交代表到巴黎和会上去游说，感受到了欧陆思想界的新动向。1920~9月，他在《改造》发刊词中宣称，“同人确信旧式的代议政治，不宜于中国”。这可以说是梁启超时代的谢幕词。梁启超本人，凭借他在思想界的权威地位，成为梁启超时代的掘墓人之一。我们所说的梁启超时代，起始于维新变法时期，终结于“五四”时期。梁启超还活着的时候，他的时代就已经结束了。尽管在新的时代中，他仍然在政界、思想界、学界扮演着重要角色，但他已经不是主角和明星。
建国方略：“世界的国家”和“强有力之政府”
梁启超是把nationalism引入中文的第一人，他有时译为民族主义，有时译为国家主义。鉴于nation具有“民族一国家”的双重含义，当初如果把nationalism译为“国族主义”就更好了。上述各词均转译自日文，日本大体上说是单一民族国家，所以不会引起歧义，而在多族群的中国就不同了。梁启超很快就觉察到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他说：“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诸族是也。……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首次提出“中国民族”的概念。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1905年，梁启超又写了《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从历史演变的角度重点分析了中国民族的多元性和混合性，并断然下结论说：“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
1907年，杨度在梁启超首倡“中国民族”“中华民族”的基础之上，进而提出“汉满蒙回藏五族皆是中国之国民”。他在《金铁主义说》一文中写道：“中国自古有一文化较高、人数较多之民族在其国中，自命其国日中国，自命其民族日中华。…一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称中华如故。”
这是对孙中山、章太炎等人排满革命论的回应。
当时，孙中山、章太炎等人是以排满革命论来批判和反对梁启超、杨度等立宪派的。孙中山解释同盟会纲领中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时说：“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他所谓中国人是不包括满人的。他认为民族主义“是从种性发出来的”，说“这就是民族主义的根本”。
据日本学者村田雄二郎研究，“在南北和议上北方代表们提出的五族共和之方针，是以代表清朝政府立场的杨度的想法为根据的”，而“与杨度结成国事共济会并效力于南北妥协的汪精卫的存在…一可能要比杨度作用还重要”。这样，才有了《临时大总统宣言书》所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日民族之统一”。19世纪末，全球共有五个多族群、多宗教混合的军事帝国：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英国人统治下的)印度帝国和大清帝国。到20世纪末，只剩下大清帝国的继承者基本上保持了疆域的完整，而这个底子是在梁启超时代奠定的。梁启超是建设中华国家和中华民族(或统称中华国族)的第一功臣。
中华民国建立后，梁启超撰写了《中国立国大方针》一文，开出了“世界的国家”、“保育政策”、“强有力之政府”、“政党内阁”四个条目，指出：“以上所论，以使中国进为世界的国家为最大目的；而保育政策，则期成世界的国家之一手段也；强有力之政府，则实行保育政策之一手段也，政党内阁，则求得强有力之政府一手段也。而所以能循此种种之手段，以贯彻最高之目的者，其事纯系之于国民。”
1913年9月。梁启超在为熊希龄“第一流人才内阁”起草的《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书》中说：民国“破坏之时告终，建设之时方始”；并本此精神对外交内政做出了全盘的规划。梁启超指出：欲确保中国在世界之地位，其枢机首在外交。自前清之季，往往用小智小术以对外；今政府务反其道，维持国际上之正义。一日开诚布公以敦睦谊，二日审势相机以结悬案。求外交上不复有重大问题发生，乃得集全力以整顿内政。
“内政之根本，厥惟财政。”“为今之计，惟有治标治本两策。”梁启超提出了治本之策三条：“一日改正税制，H整顿金融，三日改良国库。”“实业交通二政，为富国之本。我国产业幼稚，故宜采保护主义。我国资本缺乏，故又宜采开放主义。”他主张政府“不垄断”，不与民“争利”，开放民营资本和外国资本，政府“但尽其指导奖励之责而已”。“外商投资于我境内者，所生之利，彼得其三四，而我衡得其六七，故政府愿与国民共欢迎之。”随着工商之勃兴，则回馈于农业，
“一面设法普及农业银行，一面以国力兴修水利”。
宣言书指出：“今之稍知治体者，咸以养成法治国家为要图”。为达此目的，梁启超提出下列办法：一是实行军政民政分治；二是废省，仿汉宋之制，改定地方行政，以道为第一级，以县为第二级；三是行文官考试之制，官以资升，职缘能授；四是定地方自治团体为两级，县为上级，城镇乡为下级，治安警察与团练保甲相辅；五是司法独立，严定法官考试甄别惩戒诸法；六是发展一般国民教育和高等教育，“一面严行监理诸(法政)私立大学，一面奖励工商诸学，实当务之急也”。
由于政府实权掌握在袁世凯、段祺瑞等军阀手中，梁启超两次入阁都未能一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但他还是做成了一件有功于国家的大事。梁启超在一战结束后说：“去年吾侪力排众议，主张对德宣战，固逆料欧战之结果必有今日，以此为增进我国际地位之极好时机……吾在阁数月中，无日不提此议，谓无论如何必须赶今年春间决战以前，有数万人到西战场，则将来和平会议之发言权，我国必不在人下，吾之人阁几为此一事而已。”正是由于中国参战，才有资格在1919年参加巴黎和会，才能在两年后的华盛顿会议上收回日本从德国手中抢去的山东权益。
梁启超顶住方方面面的压力，一手促成了中国加入协约国方面参战，从而使中国跻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这是在他的精彩人生中，对于国家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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