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岁的中共“一大”代表】 一大13名代表名单

　　中共“一大”最年轻的代表、19岁的少年才俊刘仁静是李大钊的得意门生，遗憾的是，刘仁静后来接受了托洛茨基的思想，成为一名托派，继而又倒向国民党，倒向了三青团。 　　上海解放后，刘仁静向中共中央自请处分。后改名刘亦宇，被安排在人民出版社编辑部从事翻译工作。
　　 “文革”中，刘仁静被公安部以“反革命”罪逮捕，关进秦城监狱。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刘仁静被从秦城监狱释放。不过，有关部门不敢把他放回家，怕革命群众仍会将他当成阶级斗争的活靶子成天斗他，便先后将他放在延庆、团河两个劳改农场，允许其妻子去陪伴照料其生活。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之后，刘仁静获得自由。刘仁静回到原单位人民出版社，改任特约编译。
　　
　　一、五四运动中，个子瘦小的刘仁静打碎了曹汝霖府上的窗玻璃，踩在匡互生的肩头上，从窗洞钻进曹宅，打开大门。游行者一拥而入，引发了“火烧赵家楼”的爱国活剧
　　
　　1902年3月，刘仁静出生在湖北省应城县。父亲刘晓山是前清秀才，教私塾，后来开了爿小店谋生。
　　刘仁静是长子，他还有个弟弟，叫刘仁寿。辛亥革命后，科举制度被彻底废除了，父亲刘晓山请亲戚资助，把刘仁静送到武昌的教会学校博文学院上学。
　　博文学院相当于初中，主要学英文。
　　后来，刘仁静转入武昌中华大学附中读高中，结识了年长他七岁的恽代英。
　　恽代英是中华大学文科中国哲学系学生。他喜读《新青年》，钦慕陈独秀，跟陈独秀保持通信联系，并为《新青年》撰稿。从恽代英那里，刘仁静读到了《新青年》，知道了陈独秀的大名。
　　1918年，16岁的刘仁静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拜识了文科学长陈独秀，参加了新文化运动。
　　在五四运动中，刘仁静是活跃分子。当学生游行示威队伍来到赵家楼胡同时，卖国贼曹汝霖家大门紧闭。刘仁静个子瘦小，他打碎了曹府窗玻璃，踩在匡互生的肩头上，从窗洞钻进了曹宅，打开大门，于是游行者一拥而入，引发了一场“火烧赵家楼”的爱国活剧。
　　此后，刘仁静深受李大钊的影响，加入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直到今天，参观中国革命博物馆的观众仍可看到馆藏的李大钊亲笔写的一张字条：“刘仁静同学学费先由我垫。李大钊”
　　因为刘仁静学的是英语专业，李大钊便要他这个得意门生钻研英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刘仁静小小年纪，就在李大钊精心指导下，孜孜不倦地读了许多马克思原版著作，开口闭口总是马克思如何说，有一次还登坛演讲了“马克思学说”。刘仁静还写文章，用“马克思说”去驳斥黄凌霜等无政府主义者。李大钊赞誉他少年有为，同学、朋友则戏谑地称他为“小马克思”。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刘仁静认识了助理管理员毛泽东，他们一谈就是几个小时，给青年毛泽东留下了颇佳的印象。
　　
　　二、19岁的英俊少年语出惊人，主张中国共产党应该从事工人运动，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
　　
　　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和张国焘在北京大学“亢慕义斋”（“亢慕义斋”，亦即共产主义室――笔者注）聚首，宣告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诞生。紧接着，罗章龙和刘仁静也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1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举行会议，正式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一致推选李大钊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罗章龙负责宣传。
　　1921年7月，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北京代表，刘仁静随张国焘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7月23月晚8时许，中国现代史上划时代的一幕――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一○六号李公馆底楼十几平方米的餐厅里揭开，这是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餐厅里，那张长方形大餐桌四周，坐满了15位中共“一大”出席者。刘仁静最年轻，当时只有19岁，还是个英俊的少年呢！
　　毛泽东和周佛海担任记录，紧挨着大餐桌而坐，刘仁静则坐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旁边，这位北京大学英语系的高材生正在发挥他的一技之长――翻译。
　　刘仁静很认真地把会议主席张国焘讲的话一句一句地译成英语，讲给马林听。在5月24日第二次会议上，推选了几个人负责起草中国共产党的党纲和决议。张国焘是会议主席，当然被选入起草小组。李汉俊懂四国外语，博览马克思著作，刘仁静有着“小马克思”的雅号，李、刘都被选入起草小组。
　　在起草纲领和决议的过程中，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最激烈的争论，常常是在两位饱读马克思著作的人物――李汉俊和刘仁静之间进行，争论的焦点在于，中国共产党应当有什么样的党纲。
　　在李汉俊看来，世界上的革命，既有俄国的十月革命，也有德国社会党的革命。他以为，目前中国共产党最实际的做法是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待这一革命成功之后，中国共产党可以加入议会开展竞选。
　　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刘仁静则反对知名学者李汉俊的改良主义折中观点，他认为欧洲的议会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中国共产党也不应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他拿出《共产党宣言》，说中国共产党应该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去做，即从事工人运动，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
　　刘仁静语惊四座，受到大多数代表的支持，人们对此饱学少年刮目相看。
　　
　　三、苏共党内爆发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尖锐斗争，在苏联学习的刘仁静对共产国际指导失误，导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和俄共领导人斯大林、布哈林等人还文过饰非，将失败诿卸在中共领导层身上感到失望
　　
　　中共“一大”之后，刘仁静回到北京，筹备创办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刊物《先驱》。
　　《先驱》由刘仁静、邓中夏两人负责，创刊号于1922年1月15日问世。后迁往上海，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刘仁静以严肃的立场观点，为《先驱》撰文，抨击社会改良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非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潮和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1922年11月，刘仁静和陈独秀同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四大”。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刘仁静代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刘仁静在大会上作了发言。
　　在这次会上，刘仁静结识了托洛茨基。
　　会议结束后，陈独秀先行回国，刘仁静在苏联逗留了几个月。回国后，刘仁静在广州出席了中国共产党“三大”。中共“三大”的代表，比起中共“一大”、“二大”要多得多。出席会议的代表多达30多人。不过，有表决权的只有19人，而刘仁静在这19人当中。
　　1923年，刘仁静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他在《中国青年》、《向导》、《民国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近百篇文章。后来，由于与施存统在理论上的分歧，刘仁静离开了团中央。
　　1926年9月，受中共中央派遣，刘仁静赴莫斯科，进列宁学院学习。列宁学院是专门培养各国共产党高级干部的国际党校。
　　刘仁静入学时，发现蔡和森也在这里学习。不久，蔡和森奉调回国，列宁学院就只剩刘仁静一个中国学生了。
　　恰恰在这时候，由于中国革命失败，共产国际领导阶层围绕这一问题在争辩着。中共领导人也出现了“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等等行动。
　　刘仁静从书本理论对照现实，认为中国革命之所以失败，主要应归咎于共产国际指导的错误，其次是幼年的中共缺乏经验和个别领导干部的差错。
　　刘仁静从“一大”开始就反对中共加入国民党，当时他不同意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硬性指令。
　　在他看来，是共产国际指导的失误才导致了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在总结教训时，共产国际和俄共领导人斯大林、布哈林等人还文过饰非，强词夺理地将失败诿卸在中共领导层身上，这使刘仁静感到失望。特别是已经失败了，共产国际还不承认失败，胡说什么正在高涨或高潮，中共领导也盲从地要搞一省或数省暴动夺取政权，无谓地牺牲了千千万万的同志和无辜。
　　在共产国际六大的纷争中，刘仁静觉得托洛茨基的意见是正确的，认为托氏指责斯大林的错误也颇公允。刘仁静开始崇敬托洛茨基，特别赞赏托氏论证、肯定中国革命已失败，认为当时应该转为公开的议会斗争，不能再妄自冒险流血，要储备力量作不断革命。
　　这时，刘仁静又看见了“列宁遗嘱”的秘本，更感觉斯大林粗暴和托洛茨基才华横溢，于是信仰了托氏主张。
　　回顾当时中共领导人，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往往是唯唯诺诺，没有自己的主见。而且，个别人还刚愎自用，凭匹夫之勇，不顾国内实情，蛮横任性，致使革命陷入绝境。想到这些，刘仁静从心底鄙薄这些人。
　　正当刘仁静在列宁学院潜心攻读时，苏共党内爆发了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尖锐斗争。1927年，托洛茨基被苏共中央开除出党。受客观环境和自己主观思想根源的影响，刘仁静同情并倾向于托洛茨基，于是，刘仁静彻底成为托派。
　　
　　四、与托洛茨基十几天的谈话，使刘仁静成为托洛茨基忠实的门徒
　　
　　1929年4月，刘仁静从列宁学院毕业，准备回国。
　　一般从莫斯科回中国内地，都是从莫斯科乘坐火车，经西伯利亚进入中国东北地区。而刘仁静则别有打算，他要绕道欧洲回中国。
　　刘仁静绕道欧洲的目的，是听说托洛茨基在土耳其，希望一晤托洛茨基。于是，他编造了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向共产国际的负责同志提出从欧洲回国。共产国际的负责同志最后同意了刘仁静的请求，给了他一本护照和800元美金，以及一张到德国柏林的火车票。
　　当时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是瞿秋白、王若飞。刘仁静怕钱不够，就向王若飞提出，王若飞又给了他200美金。另外一个同志也送给他100美金。
　　刘仁静从莫斯科乘火车，途经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等地，进入德国。到德国柏林后，会见德国党的领袖，向他们打听到托洛茨基的准确地址，又经波兰至罗马尼亚的康斯坦萨，再乘船直达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
　　到了伊斯坦布尔，刘仁静急于要见到心目中的伟人托洛茨基，就立即搭上小火轮，直奔托洛茨基寄居的普灵西波岛。
　　由于刘仁静有德国党的领袖乌尔邦斯的介绍信，托洛茨基的夫人就直接把刘仁静带到托洛茨基住宅的工作室。
　　据刘仁静讲，托洛茨基仪表堂堂，戴一副眼镜，脸尖尖的，留着小胡子，显得很精神。
　　托洛茨基见到刘仁静后，说：“见到你我很高兴，你是我认识的唯一的中国人，你的俄文讲得很好。”
　　“中国是一张很重要的王牌！”托洛茨基用俄语跟刘仁静交谈，“我很高兴有了来自中国的支持者。”
　　刘仁静见托洛茨基案头堆积着许多文稿信件，就问他最近忙些什么？托洛茨基告诉刘仁静，他正在写自传《我的生活》，准备两个月写完。他们就这样随便谈话，越谈越投机。托洛茨基把与刘仁静的谈话当成他工作的一部分，建议刘仁静每天上午来谈。后来，为了不至于拖延时间太长，影响刘仁静回国的时间，又改为整天谈。他们每次谈话都很严肃认真，托洛茨基还叫他的儿子在旁边用速记记录他的谈话内容。
　　托洛茨基和刘仁静首先谈到的是不断革命论，也谈到世界革命正面临低潮的形势，还谈到斯大林一手造成的联共清党。不过，他们谈话的主要内容当然是中国革命问题。
　　对于中国革命运动，托洛茨基有自己的一整套见解，他认为，中国革命斗争，实际上是共产国际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国革命失败不是陈独秀败于蒋介石，而是共产国际领导失败了。
　　托洛茨基指出共产国际在中国的第一个错误，是强调国共合作。
　　刘仁静在小岛上度过了十几天，他们谈话的时间累计有数十小时。从此，刘仁静就成了托洛茨基忠实的门徒。
　　刘仁静回国时，托洛茨基口述，由他儿子帮助打字，打出了《中国目前政治形势和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任务》的文章。刘仁静把它带回国，作为指导中国托派的行动指南。
　　
　　五、中国共产党不理他，托派也不理他。他倒向国民党，倒向了三青团
　　
　　1929年8月，刘仁静坐海轮回到了上海，住在上海法租界的一个公寓里。刘仁静告诉中国国内托派骨干分子郑超麟，说他此次经过君士坦丁堡，见过“老托”。
　　刘仁静去见托洛茨基之事，开始中共中央不知道，后来知道了，就在《红旗》上发表了《给刘仁静的一封公开信》，限刘仁静三日内把会见托洛茨基的情况向中央报告。结果，刘仁静没有向中央报告，也没有作出任何回答。
　　1929年，中共中央作出了开除刘仁静党籍的决定。
　　后来，联共中央听到刘仁静在由莫斯科回国途中，特意绕道土耳其会晤托洛茨基之事，曾派监察委员会主席雅罗斯拉夫斯基到列宁学院去追查，是谁给刘仁静赴欧洲路费的。
　　刘仁静回到上海时，当时中国托派已有两个小集团，一曰“我们的话”社，一曰“无产者”社。前者是1928年从莫斯科回国的十几个学生组合的。他们是史唐、张特、梁干乔、陆一远等人，开办了一家“新宇宙书店”，出版了几本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讲义。这些人有点狂妄，以中国托派鼻祖自居，轻蔑陈独秀等人。后者即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尹宽、马玉夫等等，号称81人，发表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与“我们的话”抗衡。
　　刘仁静虽然一回国便与陈独秀以及中国托派组织站在一起，但是，他又以见过托洛茨基而自傲，自诩为托洛茨基的嫡传弟子，处处以“托洛茨基代表”、“正统托派”、“钦差大臣”自居，以至在托派之中弄得相当孤立。不久，刘仁静与王文元、宋逢春三人合组第三个托派小团体，命名为“十月社”。但好景不长，“十月社”闹分裂，王、宋联手开革了刘仁静，刘仁静又单枪匹马独自创立“明天社”。
　　1930年，刘仁静与陆慎之女士结婚，结束了孤灯孑影的寂寥生活。安居后，他开始从事译著工作，先后为神州国光社翻译出《法国大革命史》、《德法之战》，为新生命书局译出《俄国革命史》、《托洛茨基自传》等。后来，举家北上，在北京为一外籍进步文化人当译员。
　　不久，刘仁静被国民党特务跟踪。在国民党看来，托派是共产党组织内部的一个派别，都是他们的敌人。于是，刘仁静被国民党军警逮捕，囚禁在苏州反省院。
　　后来，刘仁静的舅舅出钱把他保出来。这时，托派组织把他开除了，他找陈独秀，陈独秀不见他。中国共产党不理他，连托派也不理他。
　　他倒了向国民党，倒向三青团。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西迁，刘仁静携妻子儿女跟随逃难，从南京、武汉、重庆最后逃到西安，才找到一份较为安定的职业。
　　
　　六、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刘仁静审时度势，自知今后的日子不好过，便给上海市军管会写信，要求处理。不久，他来到北京，向中共中央自请处分
　　
　　时间到了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刘仁静审时度势，自知今后的日子不好过，便给上海市军管会写信，要求处理。
　　不久，他来到北京，向中共中央自请处分。中共中央组织部要他写一份材料，承认错误。中共中央书记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亲自接见了刘仁静，谆谆地告诫他：“不仅是表示认错，还必须彻底挖掉错误的根子。比如你写的文章，即便不写你的姓名，我们也知道是你写的，因为那就有你的思想根子……今后，你一定要改正自以为是的观点，待人接物的态度，特别是对基层工作同志，必须虚心学习，事实并非只有你正确……”
　　刘少奇最后表示，在他认识错误之后，会安排一个适当的工作让他能够生活下去。
　　1950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登出了《刘仁静的声明》：
　　“我于1921年加入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工作，至1927年，在当时中国大革命失败后，我在共产国际内部的斗争中参加托洛茨基派的组织及活动，1937年因意见不同又为托派开除，但托派思想的残余支配着我很久，使人不能认识路线之正确……
　　“中国革命的胜利使我更清楚的认识我过去政治思想的真面目，即是说我过去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是一个门什维克（引者注：即孟什维克），而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由于我的脱离群众，不肯服从党的纪律和代表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所以我在政治上长期的和党对立……
　　“今后必须向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学习。我过去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以后决心在党及毛主席的领导下，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谨此声明。”
　　《人民日报》为刘仁静的声明，加了编者按：
　　刘仁静曾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时革命失败后即叛变了革命，1929年曾到土耳其去拜访已经公开叛变革命而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回国后进行托派的组织活动。虽然他自称在1937年已被托派开除，但从那个时期直至1949年止他一直都在国民党反动派组织中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在抗日战争期间，他曾在国民党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宣传处，第十战区政治部，及胡宗南的特务训练机关“战干第四团”担任职务。抗日战争结束后，曾为上海的特务造谣刊物《民主与统一》担任写作与编辑；1948年，在国民党的中央党部和伪国防部工作，撰写诽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的反动文章，一直到南京解放……
　　刘仁静表示他开始认识了自己过去的反革命罪恶。但是第一，他的这种表示还不是诚恳坦白的，特别是刘仁静竭力不提自己的实际反革命罪恶行为，而只把它们轻描淡写地说成是简单的“思想上的错误”；第二，无论他说得怎样，他是否确实有所悔悟，仍然有待于人的行动的证明。
　　
　　七、“文革”中，刘仁静揭下一张炮轰刘少奇的大字报，想带回家细看，不料被监视的红卫兵发现。公安部以“反革命”罪将其逮捕，关进秦城监狱。
　　
　　后来，刘仁静改名刘亦宇，被安排在北京师范大学与苏联女教师合讲政治经济学，以后又调入人民出版社编辑部从事翻译工作。
　　政府将他安排在遂安伯胡同的一座四合院里居住，刘仁静总算有了一个安逸的家园。他安心工作，以 “刘若水”的笔名，先后又翻译了几百万字的马恩巨著以及《普列汉诺夫哲学论文集》、《外交特权》等书。
　　在肃反运动中，刘仁静因为在历史上是托派，在运动中受到批判，一度得了精神病，组织上将他送入精神病院治疗。经过领导特别照顾和专家医师的长期悉心疗治，一年多后终于恢复正常。
　　十年浩劫中，刘仁静在劫难逃，受到批斗、抄家，勒令其打扫胡同。一次，在胡同口，他揭下了一张炮轰刘少奇的大字报，想带回家细看，不料被监视的红卫兵发现，将其暴打一顿后扭送至公安机关。公安部以“反革命”罪将其逮捕，关进秦城监狱。
　　消息传进毛泽东的耳朵。毛泽东说，有些老托派，像刘仁静，不要关了吧。于是，刘仁静被从秦城监狱释放。不过，有关部门不敢把他放回家，怕革命群众仍会将他当成阶级斗争的活靶子成天斗他。假如七斗八斗将他斗死，有关部门也不好向毛泽东交代。于是，便先后将他放在延庆、团河两个劳改农场，允许其妻子去陪伴照料其生活。
　　最后，公安部把刘仁静安排到北京近郊少年犯管教所，分配他看管果树。
　　在少年犯管教所期间，刘仁静的境遇有所改善，看守只有一人，也姓刘，而且经常不在。一次，那个姓刘的看守对刘仁静说：“这院子的门就不关了，我不怕你跑。”而刘仁静也幽默地答道：“干吗要跑？这里有吃有住，蛮好嘛！”
　　据刘仁静的儿子刘文澜讲，他从上海去少年犯管教所看望他父亲时，少管所还派车送他们一家老小到京郊一些名胜去游览。
　　
　　八、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之后，公安部在北京的江苏饭店宴请刘仁静夫妇，席间宣布刘仁静自由了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之后，公安部在北京的江苏饭店宴请刘仁静夫妇，席间宣布刘仁静自由了。这时，他已76岁，垂垂老矣，不过，身板还硬朗。
　　刘仁静回到原单位人民出版社，改任特约编译。
　　他被重新安排居住在北京白云路一幢新楼里，与妻子、儿子一起生活，安度平静的晚年。
　　1979年之后，刘仁静成了唯一健在的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许多党史研究者不断来访，给他寂寞的晚年增添了几分工作的欢乐。不过，回首往事，他常常恍若隔世。
　　1981年“七一”前夕，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新华社记者走访刘仁静，特地发了专稿《访问刘仁静》。文中记述了刘仁静关于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回忆之后，也写了他如何参加托派活动。文章在结尾处写道：
　　“……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才如梦初醒，抛弃反动立场，站到人民方面来。从1951年到现在，他一直在人民出版社从事翻译工作，翻译了十几部重要的文献资料和著作。
　　“刘仁静深有感触地说：‘共产党对我仁至义尽，不管我犯了多大的错误，还是没有抛弃我，给了我生活的出路。’”
　　刘仁静的专访见报以后，来访者更多了。
　　1986年，中共中央又遴选刘仁静为国务院参事。这对于他来说，虽是一个迟来的好消息，但毕竟是中国共产党落实政策的体现，对一个磕磕碰碰一生的耄耋老人来说，仍不失为一个很大的安慰。随之，他被安排住进国务院宿舍楼三室一厅，天伦团聚，其乐融融。
　　刘仁静的晚年生活很有规律，清晨5时左右起床，到其住宅对邻的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去打太极拳或舞剑，可谓“闻鸡起舞”。7时回家早餐。上午读报和整理书稿。午饭后小憩，下午散步或访友。
　　可惜好景不长。一场意想不到的飞来横祸，在1987年8月5日清晨降临到他的头上。
　　那天清晨5时许，刘仁静按每天的习惯，提了“太极剑”，从院门口跨越马路往对面北京师范大学校园走去。当时天色微曙，行人稀少，公共汽车的行驶速度很快。当刘仁静横穿马路时，一辆22路公共汽车飞驶而来，撞倒了刘仁静，几个熟人当即将他送到不远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六二医院抢救。
　　刘仁静的头颅骨被撞碎裂，一到医院就停止了呼吸。终年85岁。
　　国务院参事室和人民出版社共同料理了后事，在八宝山举行了从简的追悼会。他属局级干部，骨灰盒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盒架子最下面的一层。
　　《人民日报》为刘仁静不幸去世发了简短的消息。
　　坎坷一生，蹉跎半世的刘仁静的人生历程至此也就划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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