璁怎么读【蒋後璁冒险抢救江南古籍】
时间：2020-03-31 07:17:3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江南地区数百年来为我国人文渊薮。就图书而言，四库全书的南三阁，如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杭州的文澜阁，都在江南一带。明清著名的藏家也大都集中在苏浙皖等江南数省境内。自1937年七七事变日寇侵华，江南一带藏家不少善本旧籍毁于战火。即使幸免于难，却也难于继续存藏古籍。有些藏家后代出于逃难，或因生活困难，有意求售维生。于是文献古籍不断流入上海市场，引起日本、伪满、美国等各方面注意，皆派人大量收购，企图将善本席卷而去。
先父蒋後璁(慰堂)时任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任。自抗战爆发，中央图书馆迁往重庆后，即不断接获沦陷区许多文化界爱国人士来信来电，谈到江南地区不少著名的藏书楼，如明朝范钦创建的宁波天一阁，1920年刘承干在湖州南浔创建的吴兴嘉业堂，江宁邓氏群碧楼，1888年瑞安城关镇孙依言、孙治让父子创建的玉海楼等，均遭日本帝国主义、美商觊觎，妄图破坏强行收购图书。这些藏书楼的主人生活窘迫，藏书困难，愿意配合国家尽陕收购以策安全。这些文化界爱国人士痛陈江南珍贵文献遭劫的严重后果，同时建议政府拨款积极抢救这批名族瑰宝。想到这些古籍面临散失和流落异邦的险境，先父也焦急万分，他即在重庆向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任中英庚款会董事长、也是他在北大的恩师朱家骅先生汇报，寻求支持。
朱先生对他说：中英庚款会还存有支持中央图书馆在南京建筑馆厦的150万国币，现在抗战爆发，除了可在重庆先建分馆外，不如将这笔钱先拿出来，赶快去上海收购江南民间散出来的珍贵文献图书，以免物价飞涨下货币贬值，同时可为中央图书馆的藏书打好基础，一举两得。教育部长陈立夫先生对此也极为赞成，所以待庚款用尽后，他排除万难，由教育部上报行政院通过分批拨款支应继续抢救收购。
因为经费有了着落，故先父奉命于1940年1月由重庆出发，计划经香港秘密潜返上海。不料，抵达香港后，便被日本特务盯住，从安全角度而言他可立刻终止计划返回重庆，但他认为战时公务员既为战士，应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光荣牺牲也是值得的，所以他不顾个人安危继续前往上海。幸获国民党驻港方面负责人高廷梓相助，预先购好了船票，于某日凌晨上船时刻机智迅速地摆脱了跟踪，神不知鬼不觉地登上了开往上海的意大利邮轮。
先父在香港期间，除了和中英庚子赔款董事会董事叶恭绰先生面商抢救收购古籍善本外，还特地专程去探望了母校北大的老校长蔡元培先生，并向他汇报了这项重任，蒙其支持赞许。关于此事，蔡元培日记有所记载(1940年1月7日)：“午前，仲瑜和蒋慰堂，愎璁来，慰堂在中央图书馆服务甚久，现在渝仍积极进行，此行由港往沪，拟收买旧本书，在港托叶玉甫，在沪托张菊生，闻瞿氏铁琴铜剑楼、刘氏嘉业堂、邓氏群碧楼之书均将出售。”两个月后蔡校长病故香港。所以这次见面犹如生死永别，先父不无感慨地说：蔡先生是中国文化教育界的泰斗，他的一生和中华文化的发扬是分不开的。
先父抵达上海后，化名蒋明叔，拜访了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先生，并会同“文献保存同志会”(由郑振铎等文化界爱国人士组成)的诸位同志密商各项重要事宜。大家团结合作，明确分工，各司其职，决定由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柏丞)负责经费收支；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咏霓)负责版本与价格的审定；考古作家郑振铎(西谛)负责与书商及藏书家接洽，并兼图书保管与编目；中法大学教授张凤举分管采访等具体事宜；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菊生)负责文献古籍的总鉴定；叶恭绰(誉虎)负责广东香港方面的收购，及主持由上海寄往香港精品古籍的转运事宜。而先父则坐镇重庆担任总指挥，与国民政府等相关部门协调，并和香港、上海书信、密电联络。
关于这段往事，郑振铎先生在日记中做了详细记录。如1940年1月14日记载：
“上午十一时许，柏丞先生来。说起蒋後璁来此，系为了我们上次去电，建议抢救、保存民族文献事，教部已有决心，想既在沪收购，以图挽救。拟推举菊生先生主持其事。惟他力辞不就，已转推张咏霓先生，此事必当进行，惟亦需万分机密，且必须万分谨慎，免得将来有人说话。我不想实际参与其事，但可竭力相助。当与柏丞先生约定，在后天中午，与蒋、张诸位在菊生先生宅商谈此事。”
1月16日记载：
“八时许，到校办公，清理积牍，晤柏丞先生，谈及购书事。已决定由菊生、咏霓、柏丞、凤举四位及我负责。下午回家一行，检出几部需用之书携带在身边。至中国书店，晤姚石子先生，谈甚畅。傍晚，至万宜坊蒋宅，访蒋後璁先生。我们第一次见面，但畅所欲言，有如老友。他说起这次战事中中央图书馆的损失，说起内地购书的困难，说起将来恢复的计划；说起内地诸人要他来此一行的原因，然后谈到我们的去电。予则谈起江南各藏书家损失的情形，谈起平贾们南来抢购图书的情形；谈起玉海堂刘氏，积学斋徐氏藏书散失的经过；然后说到我们发电的原因和我们的购书计划。最后说到我个人在劫中所得的东西。说到某某书、某某书失去了可惜。我们谈到九时许，竞忘记了吃饭。”
1月19日记载：
“正午，与柏丞同赴张宅。慰堂、凤举二位亦到。谈甚久。原则上以收购‘藏书家’之书为主。未出者，拟劝其不售出。不能不出售者，则拟收购之，绝不听任其分散零售或流落国外。玉海堂、群碧楼两家，当现行收下。我极力主张，在阴历年内必须有一笔款汇到，否则刘、邓二家书将不能得到。又主张，购书决不能拘于一格。决不能罗致大藏书家之所藏为限。以市上零星所见之书，也尽有孤本、善本，非保存不可者在。不能顾此失彼。必须仿黄尧圃诸藏家的办法，多端收书。但他们的意见，总以注意大批的收藏为主。最后一致同意，自今以后，江南文献，决不能听任其流落他去。有好书，有值得保存之书，我们必须为国家保留之。此愿蓄之已久，今日乃得实现，殊慰!凤举与余，负采访；菊生负责鉴定宋元善本，柏丞、咏霓则负责保管经费。”
为了躲避日寇的追踪，先父在上海期间的活动是十分秘密的，有很多事情必须借助家人的力量：如我舅父孙平沙及表舅父吴厚章(著名的眼科专家，解放后曾任上海市眼科防治所所长)出面购买从上海到香港的意大利邮轮船票，并开车上轮船码头掩护接送。我的伯母朱维瑰也多次代其出访，进行交通联络。先父的好友徐森玉(鸿宝)先生解放前曾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担任图书馆和古物馆长，是一位著名的文物古籍鉴定家，解放后由上海市人民政府任命为文管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博物馆首任馆长，又在北京出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其子徐伯郊为香港的银行家，解放后受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委托在港为国家收购了不少精品文物古董、书画国宝。周恩来 总理和陈毅元帅称颂徐森玉为中华文物的活字典。当年他也积极地参与了这场抢救搜购鉴定古籍的工作，两度从重庆赴上海、香港协助鉴定版本点收工作，并和郑振铎遍访江南刘氏嘉业堂、邓氏风雨楼、金宅海日楼以及李氏金山藏等藏家，选购了大批珍籍。
话说先父确定了安全可靠的收购计划后，已经临近1940年的农历春节。当时伯母和母亲带着我们子女住在上海万宜坊(今重庆南路邹韬奋纪念馆弄内)，先父认为国事重于一切，顾不上与我们共享天伦之乐，立刻赶回重庆复命去了，他走后不到三天，汪伪特务、日本宪兵队就以查户口为名找上门来，幸亏先父当机立断先走了一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这次古籍收购行动由国民政府教育部出资、中英庚款会拨出大量补助款，加起来近三百万元法币左右，经由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先生设法经香港的银行转汇上海。这是在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组织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抢救图书工作，收获也是最大的。在江南一带收购了八批，北方一批，广东方面三批古籍。从1940年4月开始，到1941年6月止，一共收购到江宁邓氏群碧楼、嘉兴沈氏海日楼、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天一阁海原阁旧藏、庐江刘氏远碧楼、顺德李氏泰华楼、邓氏风雨楼、吴兴刘氏嘉业堂与张氏适园张葱玉善本一百多种，以及杭州胡氏、武进黄氏、番禺沈氏、聊城杨氏海源阁、吴县潘氏滂喜斋、江安傅氏双鉴楼的藏书。还从张元济处购得唐宋写本、刊本精品五种、宋刊春秋经传集解等六种，郑振铎处的明史图录、香港宝礼堂宋元本书目等等。计善本4864部，48000多册。郑振铎还从珍贵古籍中选取最精品82部，由沪港转运至重庆，由抗战时中央图书馆特藏组主任屈万里点收。重庆中央图书馆曾选若干孤本影印发行“玄览堂丛书”，先后出版三集，皆为当代重要史料。
当时这批国宝古籍一部分藏匿于上海的佛寺，因运费高昂，仅少部分运往重庆，大部分寄往香港，寄存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为方便识别，加盖了中央图书馆馆章。先父通报北大老师胡适(时任中国驻美大使)相助，已谈妥拟暂时运往美国国会图书馆存放。不料尚未启运，即在1941年冬爆发了太平洋战争，香港沦陷，这批宝书被日寇抢劫，运去了东京。
抗战胜利后，顾毓臻先生访日接收科技事项时，无意间在日本东京的帝国图书馆仓库中发现这批书。后经我国驻日军事代表团深入查证，幸有中央图书馆馆章为凭，这批宝书才失而复得。当年香港沦陷后，冯平山图书馆陈君葆馆长除了不卑不畏地和日寇周旋外，也曾将这批宝书中的小部分藏匿了下来。抗战胜利后如数归还中央图书馆。为此，冯平山图书馆档案中还保存着先父致陈君葆馆长的两封亲笔感谢信。
1948年冬，中央图书馆奉命将这批古籍善本随故宫文物一起，运往台湾。连同原来馆藏珍本共十四万册善本，现均安然无恙地保存在台湾的“国家图书馆”，向海内外的读者开放，为传播中华文化发挥应有的贡献。
先父一生着迷于图书馆事业，但他生前公开表示自己不收藏文物古籍，且将挚友张大千、林语堂、严家淦等送他的字画全部无偿捐献台北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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