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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叔段之乱”、“骊姬之祸”与“骊山女亦为天子”关系考论】骊山

    时间:2020-03-27 07:42:4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摘 要:春秋前期,郑国和晋国分别发生了“共叔段之乱”与“骊姬之祸”,这两次内乱的直接推手武姜和骊姬都是骊山女的后代。历史上的骊山女出自母系社会的骊山部落,所以她们拥有强烈的参政热情。这种热情在她们的后代中得到延续,这成为武姜和骊姬发动内乱的重要内因。
      关键词:武姜;骊姬;骊山女;参政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36-0096-02
      
      春秋前期,中原大国郑国与晋国分别发生了一次重大内乱,史称“共叔段之乱”与“骊姬之祸”,这两次内乱不仅直接左右了两国政局,而且对整个春秋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于这两次动乱的史实,《左传》、《国语》、《史记》等史书均有详略不等的记载,虽各书稍有�牾,但基本史实大致不差,兹不赘述。这里需要着重提出的是这两次动乱的幕后推手均为女人,“共叔段之乱”的推手为郑武公之妻、郑庄公之母武姜,而“骊姬之祸”的罪魁祸首则是骊姬。虽然这两个女人出现在历史上的时间相差了六七十多年,但她们却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都是骊山女的后代。她们之所以热衷于参与政治,与她们的这个身份也有着莫大的关联,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一种母系社会中女性主导意识的残存。
      一、申国与“骊山女亦为天子”
      在武姜与骊姬的身份产生交集的事件上,申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据《左传》和《史记》记载,武姜来自申国: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1]10。(《左传》)
      武公十年,娶申侯女为夫人,曰武姜。生太子寤生,生之难,及生,夫人弗爱。后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爱之[2]759。(《史记》)
      申国在周宣王之后有“西申”与“南申”之分,不过据《史记》所云的“申侯之女”分析,武姜应该来自西申[3]143-144。
      据《国语・周语中》、《周语下》、《史记・秦本纪》记载,申人的祖先为姜姓四岳之后,它在夏代已经形成了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在先周时期已与姬周族联姻为“甥舅之国”。正因为申国与周国联系紧密,且其地位较高,所以周孝王分封秦人祖先非子时曾征询申侯的意见:
      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渭之间,马大蕃息。孝王欲以为大骆嫡嗣。申侯之女为大骆妻,生子成为嫡。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郦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复与大骆妻,生嫡子成。申、骆重婚,西戎皆服,所以为王。王其图之。”于是孝王曰:“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亦不废申侯之女子为骆嫡者,以和西戎[2]177。(《史记・秦本纪》)
      从这一段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申国与郦(骊)山之女的关系。西申侯先祖从郦(骊)山娶妻,生郦(骊)山之女,郦(骊)山之女嫁于西戎胥轩,所生中�,亲近周朝,又安定西垂,因为西申侯把中�的功绩归于其母郦(骊)山之女与戎胥轩的成功联姻,所以,他才向周孝王推荐申骆第二次联姻所生子成。
      《汉书・律历志》更是直接透露了骊山之女的特异才能:“寿王言化益为天子代禹,骊山女亦为天子,在殷、周间,皆不合经术。”[4]947。张寿王说骊山女亦为天子,无所考证。不过由于其太史令的特殊身份,我们可以认为他的这句话应该有一定的可信度。其“在殷、周间”的时间限度与“申侯之先,娶于郦山”也可以得到印证。“骊山女亦为天子”的说法虽然不能全信,但是这充分说明了骊山女的卓越才能以及她们在历史上所起到的作用。
      此外,骊山之女这个称呼本身也可以说明其不凡的地位。按常理来说,既然郦(骊)山之女为西申侯先祖之后,应该被称作申侯之女,或者某姜,不该有“郦山之女”这样的称呼。对此,俞樾有自己的看法:
      《汉书・律历志》载张寿王言:骊山女亦为天子,在殷、周间。以此言之,骊山女为戎胥轩妻,中�之母。考其世系,乃仲衍之曾孙妇也。是本申国之女,故申侯称之曰“我先郦山之女”,盖姜姓也。其系之郦山者,申国君娶于郦山氏而生此女,故系其母以称之,犹左传“颜懿姬”、“�声姬”之比也。其为必有非常材略,故嫁戎胥轩之后,即能和睦西垂当日西方诸戎,皆所悦服,朝觐狱讼归焉;故传至后世,犹有为天子之说也[5]。
      俞樾比较圆通地解释了“骊山之女”称谓的由来,并认为是因为其具有非凡才略与功绩,传至后世,故而有“天子之说”。这个解释最有启发性的一点在于,提出了骊山之女乃是“系其母以称之”,也就是说这个称谓其实来自骊山之女的母亲,其母来自骊山,所以此女有此称。此女之所以“系其母以称之”,主要原因在于此女之母所在的骊山部落,为女性家长制,女性的地位高于男性,带有浓厚的母系社会意味。
      这支部落中的女子嫁于西申后的先祖后,其本部族的习俗没有完全消失,相反,她将本部族中女性主导意识带入到了西申国,在其强势在下,其所生之女依其母而称也在情理之中。这对母女因来自母系部族,故具有较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所以她们嫁于西戎之后,能够发挥其出色的政治才能,团结各个西土各个部族,归附周国。以女子身份建立如此强大的功勋,其声名不仅显耀于西申与周国,而且代代相传,史不绝书,于是“骊山女亦为天子”的传说甚至传扬至汉。
      既然骊山之女地位崇高,积极参与政治的声名能够传扬至汉,那么可以想见其在西申国的地位,她们势必直接影响了西申国贵族女子参政的热情,而这种崇尚女性,积极参政的热情甚至直接影响了周代的历史,如著名的“烽火戏诸侯”后,西周灭亡。在此事件中,申侯之所以联合缯与西戎讨伐周幽王,重要的理由便是周幽王废申后,逐太子。申侯之所以如此大动干戈,不仅是因为周幽王废申后,逐太子直接影响了其在周国的利益和地位,更重要的是周幽王的这种行为侵犯了申国崇尚女性的习俗。当年周孝王分封非子时,尚且估计申国的影响,采取圆通的办法,“不废申侯之女子为骆嫡者”,如今周幽王的如此失德之举,自然会激发申国贵族的普遍愤怒。
      宜臼受到迫害后奔其母舅之国申国,申国帮助其夺回政权的事实直接开启了春秋时代公子出奔的传统,不过这一传统在后世体现更多的是利益的相关,而关于尊崇女子这方面则不断削弱。
      二、武姜、骊姬的身份构成与其致乱原因
      既然“骊山女亦为天子”的传说能够传扬至汉,那么在春秋时期,这个传说的影响应该更大,尤其是与这个传说有直接关联的西申国。而武姜正是来自西申国,她对于这个传说自然不会陌生,于是骊山之女天生喜爱居于主导地位,积极参与政治的激情在她这里得到了爆发。她希望郑国的政局能够以自己的喜好为转移,于是她一再压制郑庄公,用心培植共叔段的势力,最终发展到妄图与共叔段共同发动叛乱,谋朝篡位。而在这场长达22年的对峙当中,郑庄公对于武姜与共叔段一再忍让,甚至不断满足他们出格的要求,所惧怕的就是武姜背后的申国势力,而申国之所以能够成为武姜的后盾,正是在于其一向尊崇女性的传统。面对周幽王的前车之鉴,郑庄公不得不忍气吞声,逐步积蓄自己的力量,耐心等待机会,最终一招制敌。所以,在这场武姜与郑庄公的博弈中,申国及其尊崇女性的传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相比较武姜,骊姬与骊山之女的关系更加紧密。骊姬来自骊戎,是晋献公讨伐骊戎的战利品之一,《左传》与《国语》分别有记载:
      晋伐骊戎,骊戎男女以骊姬,归,生奚齐,其娣生卓子[1]239。(《左传》)
      献公伐骊戎,克之,灭骊子,获骊姬以归,立以为夫人,生奚齐。其娣生卓子[6]219。(《国语・晋语一》)
      骊戎乃因其居地而得名,骊即骊山,这样的命名方式在上古时期十分常见,比如陆浑之戎,瓜州之戎、伊洛之戎等,均因它们的居住地而得名,而这些名称大多是华夏族对他们的称呼。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在释新丰时将骊山与骊戎对应起来,“新丰,骊山在南,故骊戎国。秦曰骊邑”,清楚地表明故骊戎国就在骊山之南。
      由于骊山女即来自骊戎国,可以推断与西申国相比,“骊山女亦为天子”的传统在骊戎国中更加容易得到认同与传播。虽然与殷、周时期相比,骊姬所处的年代母系社会习俗的残存更加稀少,但是骊山女天生喜爱居于主导地位,积极参与政治的激情依然不会消减,其女性个体的政治能力仍然十分强大。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虽然骊戎被晋献公灭亡,骊姬也仅仅只是作为战利品被抢掠至晋国,但是骊姬本身强势的气质并没有因此的消减,相反,一旦得到机会,她便将骊山之女喜爱居于主导地位,积极参与政治的特征发挥得淋漓尽致。为了将其子奚齐推上储君之位,她处心积虑,细致谋划,首先将劝说献公将太子申生、重耳、夷吾分别调离都城,使奚齐独自居于晋都。而后她设计逼死申生,逼走重耳与夷吾,异己被全部清除后,奚齐被立为太子便水到渠成。这一场宫廷政变的发动堪称完美,充分展示了骊姬的政治手腕与谋略,可惜她低估了晋国公卿的力量,她的如意算盘因里克纠集三公子党羽发动政变而失算,最终她与奚齐都落了个被杀的结局。
      然而我们不能否认骊姬杰出的政治才能与出色的谋略,作为一个亡国女子居然能够左右具有雄才大略的晋献公,打败才华出众的晋国三公子,最后差点完全成功。其心思之缜密,计划之严密,令人叹服,在春秋战国时代恐怕只有楚国的郑袖可与之相比。
      不管是武姜,还是骊姬,她们所着力筹划的政变不仅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权力欲望,更重要的是她们是在试图重温以女性为主导的政治传统。在春秋时代,存在着这样一个规律,越晚步入文明时代的国家,其女性的地位越高,女性在政治生活中的活力越大,比如秦国,对男子之子孙及已出嫁的女子之子孙都同样看待,均视为亲骨肉并写入法律,《云梦竹简・法律答问》就很清楚地阐明了这一点:‘真臣邦君公有罪,致耐罪以上,令赎。何谓真?臣邦父母产子及产它邦而谓真。何谓夏子?臣邦父,秦母谓也。’”[7]350甚至在文明程度较低的殷周时期,女性的地位与后世相比也要高出不少,比如《白虎通德论・宗族》云:“周承二弊之后,民人皆厚于末,故兴礼母族妻之党,而废礼母族父之族。”[8]63意思是殷周之际民厚于母族而薄于父族。
      不管是“骊山女亦为天子”,还是春秋时期女性的崇高地位,其实都是母系氏族社会中女性主导意识的一种残存。春秋战国时代的女性远比后世的女性更具活力,尤其是在政治生活中,除了武姜、骊姬之外,许穆夫人、秦穆公夫人、秦宣太后、华阳夫人等女性都直接影响了历史,可以说整个东周历史,由女性书写的部分并不比男性少。
      
      参考文献:
      [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邵炳军.论周平王所奔西申之地望[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1,(4).
      [4]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4.
      [5]俞樾.宾萌集[M].续修四库全书・1550[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6]邬国义等.国语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7]王晖:商周文化比较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8]班固:白虎通德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责任编辑/王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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