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的十年:,,现代性与中国性之纠缠与对决|现代性和后现代性

　　李少君:一、新世纪这十年,是网络发挥实际作用的十年,网络改变了诗歌的传播关系,打破了诗歌发表要经过刊物的惯例。在网络化时代,只要诗歌写得好,诗人就有机会获得大众的肯定,这促进了诗歌的民主化进程。二、这十年,也是由“民间与知识分子的对立”,到“转述的现代性与中国传统”逐渐对立的十年。十年之中,我们开始重新认识传统,重视对传统价值的挖掘,开始强调中国性。三、当代诗歌整体呈现出春意盎然、生机勃勃、互相竞争的局面,我称之为诗歌的“草根性”时代。这是个正在自由创造的时代,任何随意的断言都显得轻率和简单。我们不要急于下结论、去总结,更多的是要保护这样多元化、多样化的状况,让其自由生长,自由竞争。至于这个时代能够达到什么样的高度,留给后人去研究总结。
　　20世纪的诗歌,无论是五四新文学革命,还是朦胧诗的崛起,应该说都是一个精英启蒙的阶段,是一个向西方学习、模仿并逐渐中国化的进程。但这一进程发展到一定阶段,会发生质变。新诗诞生90年后,尤其是近30年来,不断下沉潜入普通民众中间,从一种被迫的学习、模仿演变成内在的、自由自觉的创造,从少数精英掌握的技术秘籍变成了大众的真实心理需要和精神寄托,开始呈现出一种自然、自由、自发、自觉的状态。
　　1980年代初,朦胧诗虽然很火爆,但其中有虚热的泡沫化成分,市场经济一来,就烟消云散。如今,表面诗歌不如当时热闹,但确实是很多人的真正热爱和需要,比如那么多的打工仔和农民工都热爱诗歌,并表现为一种纯粹的精神追求。
　　现在也有很多问题,比如缺少集大成者,且相对混乱。但好在这是一个竞争的时代。大量的作品的出现,以及传播的便捷加速了竞争。但以后被接受的诗人,会是真正立得住脚的诗人。我们还不可能对当下判断,先要看一阵。
　　
　　张德明:这十年,诗歌处于混沌的局面,出现各种潮流,众声喧哗,找不到一个恰当的词可以概括。但作为21世纪的一个侧影,我想谈谈“田园乡愁与文化怀旧”。十年来,之所以诗人们会比较频繁地触及这两个主题,原因在于农业的衰落给中国诗人造成了对逝去的田园风情的怀念。在现代化的铁蹄之下,农业衰敝、工业挤压,传统的乡土中国正逐渐消失,诗人的内心深处的怀念之情正在增加。现在已经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乡村诗人,很多都是处在漂泊路上的打工群体。离乡者、漂泊者的主题是乡愁。诗人对故土的情感态度,对现代生活进行古典重述,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表达。乡愁和怀旧,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的情感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体现了农业文明的审美意象。
　　
　　李少君:乡土情节和文化乡愁,都是为了从传统中吸取力量,进行革新。21世纪前十年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70后、80后诗人都是在这10年内迅速成长起来的。下面请年轻诗人发言。
　　
　　余 �:二十一世纪诗歌的第一个十年即将过去,但如果不是这次峰会提醒我,我恐怕还没意识到。这固然有地域上的差异:我在北京周边接触的诗人朋友――除了成名已久的老家伙外,也包括朝气蓬勃的,按年龄来说也该划到所谓的“80后”中去,与在座的基本没有交集,我这不是强调宗派,而是环绕着我的基本事实。尽管也略略旁听过十年内的一些诗歌事件,可基本上不太关心诗歌,尤其是近几年。
　　从我自己的观察,恐怕反要泼冰水――不是所谓的高峰,而是诗歌处在最为软弱无力之时,所谓的低潮,至于是否有高潮,我知道在开放的当今社会里性上还大有可为,诗歌则需观察。事实是诗歌已外在于影响社会的思潮结构之外。正因为诗歌不再是一份事业,所以才恩怨的热闹四起,宗派暧昧地林立。
　　我不关心诗坛与诗歌,但我更关心诗歌的动力学因素。我个人觉得诗歌的动力学因素,固然有着所谓的诗歌大小传统的限制与促进,但更多的是与周围的社会政治历史发生交融呼应;而我心里又多少还有一个“中国”的概念;当代中国,变化纷纭复杂,在越来越趋向稳定的经济政治秩序中,却滚涌翻腾着思想冲突的激流:经济上的,政治上的,社会上的种种变化发展已经在各个学科领域与社会上风云激荡,可是诗歌却因为它语言学上的素食主义,与品性的孤高,拒绝了和这些高功率的发电站混生混长,孤零零地自我赏玩着;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李少君老师提出的“草根写作”很敏锐地抓住了时代纷纭现象中的某一种骚动。
　　但“草根写作”不过是冰山一角,折射了我们现在文化价值冲突紊乱的一个侧面,甚至很小的一个侧面;毫无疑问,现在缺少一个稳定的,能够有机成长的文化价值秩序;过去的文化传统已经被无情的轰隆隆的火车与飞机冲碎,但残存的碎片却在高速公路上顺畅地死灰复燃;而来自西方的思想资源,借助制度建设的动力,摇摇欲坠但却又最终蛮横孤绝地呈现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似乎一切都不可信,一切都仿佛有道理。在这种种碎片化的生存状态中,诗歌的写作就面临着依附何种价值写作的方向性问题。对我个人而言,正像社会历史文化的其他思潮与领域一样,诗歌也应该投身其中,联合起来,共同参入创造一种新的文化价值,才具备新的勃勃活力。在这一点上,我反倒对诗歌的前景其实充满一定程度上的乐观,如果不从社会政治治理的角度来说,纷繁紊乱的价值冲突,混杂变化的社会进程,正是诗歌突破进入,获得综合性、创造性进展的可能机遇与前提。
　　开愚在《相对更好的现实》里,有些提法,倒适合针对目前的诗歌现象:“以此自责,许多批评家推崇的拍摄底层现实的诗歌,我还是佩服不起来。缺少内向辨认的政治和道德的外向征服,不能自动具备修辞的说服力。以他人的痛苦为燃料,难免成为他人的灰烬,从幽微与迷离找到自我和自我的影子,或能获得通向他人的起点。”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如果希望诗歌能够再次寻找到勃勃的活力,显然,十年中诗歌涌现的种种现象,都必须放置并参入新的更大的文化价值的创造中。
　　
　　霍俊明:我想,现在到了该反思的时候了。1999年以来,70后、80后诗人大量出现,与网络这一播媒介有关。这几年的诗歌创作呈现出几大趋向:底层,打工,写作样板化,类型化,题材神话与道德律令的重新登场。新世纪以来,这种强调阶级属性的腔调在不断上演。比如,在提及打工诗人郑小琼时,几乎所有的批评文章都会谈到她的身份。但是郑小琼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她的打工者身份,她也有大量与打工无关的诗歌。
　　新世纪要警惕题材神话。还有就是诗歌的自主性和公共性的话题,仍然在不断争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这种争论倒了极端化的地步,现在仍然处于胶着与边界的状态。诗歌写作越来越自由,但国家话语和传媒伦理的强势,使得诗歌的自主性遭到了公共性的挤压。中国诗歌呼唤的是个性化写作。但随着网络和新媒体的兴起,每个人都是一个个体。有一部分诗人与现实是非常隔膜的。需要反思个体和个性的诗学到底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方式。
　　新世纪十年的并不是断裂的十年。诗歌写作的抒情性遭到放逐。诗歌的戏剧化成为主流,诗歌的抒情性恰恰成了小儿科式的游戏。诗歌的戏剧化和抒情化不是对立的,但是我们看到对立的效果。
　　
　　李少君:我们需要有个性化诗人,但是也得有集大成者。盛唐有李杜,但我们目前为止还没有集大成者,正是面临突破的阶段。
　　
　　熊 炎:新世纪十年的诗歌发展,有着非常显著的诗歌现象和特征。首先是网络诗歌。2002-2005年,是网络诗歌的高峰时期,网络诗歌所展现出来的现场感、艺术技巧、多向度的审美观,让初涉诗歌的写作者在写作技艺上少走了很多弯路。很多年轻诗人正是通过网络一步步地成长和成熟起来的。但是网络诗歌所展现出来的低级、粗鄙、恶俗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追求,以及它带给诗人们的自负膨胀和盲目浮躁,也是需要我们警惕的。
　　其次是诗歌刊物的蓬勃发展。官方刊物纷纷推出下半月刊,或者由双月刊、季刊改为月刊。民刊也有铺天盖地的发展,不仅仅是官刊的补充,而是与官刊形成了并驾齐驱的局面。可以说,这是诗歌纸质载体的一个小春天。但是官刊在办刊理念上还依然古板和墨守成规,而不少人创办民刊却又只是他们抢夺话语权、占山为王的另一种方式。这些都是限制诗歌发展的阻力。
　　第三,各种诗歌活动和诗歌奖项层出不穷,这样的诗歌探讨、交流方式和奖励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诗歌的生产力和带动了诗歌发展。但这是否会成为诗歌做秀?尤其是那些由政府出面斥以几百万甚至千万巨资的诗歌活动会不会只是一种形象工程?会不会只是成为某些人的政途铺路石呢?同时,有钱就可以成立诗歌奖,没钱也可以。诗歌奖励的泛滥和评奖过程中的关系、利益、人情,使得诗歌奖的含金量越来越低,从而使读者对诗歌产生负面的联想。
　　第四,各种诗歌流派和诗学观念的不断发展和延伸。这为诗歌提供了另一种新的写作维度和精神走向,拓宽了诗歌写作的疆域和视野。但有不少人在提出的诗歌主张时,却是以打压和攻击他人的诗学主张为手段,以达到自己夺取话语霸权的目的。而另有一些人提出自己的诗歌主张,更多是一种成名的诗歌策略,只是在哗众取宠,引人注目。
　　
　　
　　李少君:陈仲义老师提到,网络时代诗人的成长更快。
　　
　　肖 水:基于十年来的写作经验与观感,我想谈谈我们未来诗歌写作的方向问题。最近,我和几位朋友共同提出了“从中国回到中国”的口号,或者说,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在汉语的“本土性”之上建设汉语的“现代性”。(这与李少君老师的诗歌“草根性”的提法具有一致性)今天,不论我们从何种意义上去理解“中国的崛起”,中国力量的增长与强大,以及这种力量对世界所起的重要作用,都已经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所谓“诗歌的时代精神”无疑要从这样的时代土壤中生长出来。因此,“诗歌的时代精神”,所指的就是要参与到这种中国力量的建构中去。中国力量的建构不仅要依靠对外的学习,同时也需要我们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向内回望,从传统中去挖掘我们本不应该丢失和遗忘的东西。百年来,特别是近三十年来,我们的汉语写作非常强调现代性,强调与西方的迅速对接,这是一种值得警惕的行为。我们所倡导的“从中国回到中国”,实际上就是要将中国诗歌当下的写作自觉地纳入到传统中去,纳入到历史的传承中去,从而表达中国人特有的价值与认同。因此,诗歌的时代精神不仅关照的是当下,更是诗歌整个历史性的整体,它关照的也不仅是现代性,更是诗歌的本土性、中国性。
　　
　　阿 斐:我要说的是三个疑问,第一个是:当我们近距离回顾十年诗歌时,是否能抱相对客观的态度。10年中,不断有人回忆不久之前的诗歌历史,这是否能逃出一种私心?如何相对客观地看待我们的历史?如何不会有“当局者迷”的状况?第二点,诗歌这十年,从外表而言,确实有了很大的变化,甚至可以说是发展,比如说网络诗歌的兴起,比如说年轻诗人的崛起,然而从诗歌精神或诗人的精神层面而言,是否真的变化甚至发展了呢?第三、这十年诗歌,活动越来越多。也许写诗不一定有功利性,但活动还是有目的性。我们总是打着架起诗歌与大众之间的桥梁的旗号,但是否可以通过这些活动,真正地使诗歌深入人心,真的架起一座桥梁,让诗歌在生活中有“一席之地”?
　　以上三个疑问算是我对这十年诗歌一点简单的思考。
　　顺便提一下,最近看到网上有人说“80后不再年轻”,我觉得这种说法不够准确,大部分80后诗人的写作还是保持着一种青春勃发的状态,但是没有了以前那种轻佻的气息。我认为应该改一句话,叫做“80后不再轻佻”比较准确。
　　
　　丁 成:如果把1978年北岛等人创办的《今天》算着中国当代诗歌的开始,到今天已经整整三十年了,中国诗歌在新世纪的前10年,仍然活在过去的22年之中,一些创作就是炒冷饭,这是非常怪异的。虽然诗人越来越多,创作数量越来越多,但是通过作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多数人还在用20世纪的思维、声带和舌头来表达21世纪的现实,这是比较可怕的。这十年在我看来用一个词概括比较贴切:“十年乱相”,过去的十年是苍蝇蚊子一起飞的十年,是裸奔、炒作加“打飞机”的十年,是诗人价值体系全面崩溃的十年,是中国诗歌食管水肿、浅表胃炎、十二指肠溃疡的十年,在这十年之中中国诗歌内部的消化道出了严重问题,一个个诗人开始用戏子的演技来替代个体的灵魂,用优伶的喧闹来代替严肃的创作,用粗鄙化、流氓化的言辞来为自己的泥胚镀金身,总体而言用以下十个字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诗歌名利化,灵魂边缘化”。这十年对中国诗歌来讲,最缺乏的就是创造。所谓的先锋,也是脑筋急拐弯、插科打诨,拿无耻当先锋,真是莫名其妙。
　　新世纪的十年,中国诗歌真正的成就首当其冲应该是中国诗歌为世界贡献出了80后这一代人,虽然被网络的自由化和无门槛的垃圾化隐蔽了很多优秀者,但我认为包括我在内的真正杰出的80后诗人仍然是冲了出来,是任何中国诗歌的负面势力淹没不了、封杀不了、挡埋不住的。这是新世纪十年最大的收获。我们的写作最有可能影响中国诗歌未来十年、二十年、五十年、甚至一百年或更长。在下一个十年,我们可能要成为中国诗歌最重要的力量,与过去十年孽生出来的充满表演性和舞台效果写作作斗争,与过去十年的“表演大于诗歌”作斗争,与所有崇尚“向下”、“垃圾”的价值论调的修正主义者们作斗争。新世纪的过去十年,诗歌被败坏,先锋被败坏,此时此刻仍然正在败坏,我们将会是中国诗歌在本世纪最重要的一支强大的新血液、新力量,负责整个中国诗歌精神体系的修复和重建。
　　
　　李少君:刚才丁成的谈话虽然尖锐,也很有道理。十年乱相,乱是不怕的。每一个时代都是先乱,再产生秩序。乱中产生竞争,差异性产生竞争。经过这个乱世,到底由谁胜出,这个不是我们说了算的。每个人都应该坚持自己的想法,坚持自己的创作原则。
　　
　　庞 培:21世纪诗歌十年,与80年代有共同之处,都有年轻诗歌的特征。我们有幸经历了80年代的诗歌。当时,整个中国的写作,在官方、在主流的伤痕文学创作之外,出现了很多了不起的诗人,以及很多让人怀念的作品。当时的氛围热烈,诗人的交流很多,后来被称之为“狂欢的十年“。这种狂欢在90年代暂时中断,新进入21世纪之后,又有新的状态。
　　目前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是:80年代涌现出来的诗人,这20年来,他们诗歌生命和创作活力在哪里?在80后、90后的诗人里,还没看到80年代的那种有深度的诗人形象,这是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当然,诗人的成绩不能用十年去界定,需要一生的视野。
　　很多媒体都在怀念80年代的诗歌,怀念那个年代,可是他们的精神到哪里去。作为个体写作,他们新的成长在哪里?我觉得80年代与现在最本质的区别,是80年代更加原生态,新诗回到1917年的活力,新诗回到了它的童年。但这十年,没有原生态,诗人们表现更多的是技术和策略,他们更聪明了。从外部环境看,网络看起来容易冒出诗人,但实际上是一种遮蔽,它的出现和消失是同样快的。这是新世纪十年很常见的现象。
　　
　　李少君:80年代,诗人被它的时代放大,诗歌是作为一种精英启蒙而存在。当时的传播过程,是自上而下的,诗人们占有文化垄断的优势,占据最高的传播平台。例如北岛和艾青关系密切,所以他很容易在《诗刊》上发表作品,他们在同辈人中也是最早能接触到西方现代诗歌的一批人。而当时,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往下比较容易,往上,是要经过筛选的。现在的这个时代虽然问题很多,好在是一个竞争的时代。以后被接受的诗人,会是真正立得住脚的诗人。
　　
　　阿 斐:实际上我觉得,80年代诗人他们具有的,我们都有,只是说怎么发挥出来。但是我们有的,他们未必都有。
　　
　　罗 铖:80后是在这十年中逐渐成长起来的。我认为,“80后”这个概念是虚无的,是对“70后”的抄袭和复制。实际上,80后表面风光,处境尴尬。80后早期的写作可以看作是青春年少时的激情写作,难免有粗糙、稚嫩的东西。如今,80后已经或者即将进入30岁,逐渐走向了一个沉淀期。但现状是还没有彰显出自身的诗歌美学原则,还没有形成适当的理论和批评体系,还没有出现一定规模的有冲击力的诗歌作品。在前人面前,我们依然显得有些弱势。而现在很多评论家对我们的评价依然是按照既有的混乱的惯性思维,甚至采用一种粗暴的无序归纳。没有人真正全面而系统地触及这一代人诗歌内在的东西。我对现在的这种批评方式表示批评,他们没有发现甚至忽视“80后”自身独特的诗歌品质。
　　当然,在这个特殊的年龄阶段,80后应该走出单纯追求发表的陷阱,应该摆脱缺乏理智的激进的行为,应该坚持开放的心态,应该坚持学习的姿态,只有这样,80后才能成为必然的主体。
　　生命短促,无暇旁观和等待。我认为,真正的诗歌写作,要融入现实,要涉及文化的精粹。真正的好诗应该是思想成熟,技艺圆融。不管怎样,我们需要变革和创新。虽然这十年已经给了我们很多展示的机会。但也要冷静地思考下,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我还想说一下诗歌教育的问题。现在中学教材上的诗歌太政治,太陈旧,太边缘,严重偏离学生的心灵,无法让学生真正明白什么样的诗歌是好的诗歌。我倡议我们应该编一本真正适合中小学阅读和学习的诗歌选本。
　　
　　叶 丹:我觉得这十年的诗歌很混乱,我很困惑和失望,对别人失望,更对自己失望。我们并没有写出比九十年代更优秀的东西。我们的风格就是没有风格,我个人觉得第三代之所以优秀的原因在于大家有一个近似共同的目标,包括80年代的口语化和九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写作。各个时期都有比较明显的风格,或者说是主流,而我们没有。我们现在也没有认同感,大多数人各自写自己的东西。从我个人的感觉来说,我们这一代,还有一批比我们年纪大十岁左右的,相当一批人在这十年前期都加入了网络诗歌狂欢的时代,而一些处于相对自觉自醒的诗人,逐渐退出网络圈子。他们正在努力,但目前看不出一点改变的迹象。很多人都是在仿写,重复,但也没有比以前写得好。非常迷茫。
　　
　　肖 水:针对阿斐的发言,我想说,并非是“80年代诗人他们具有的,我们都有”。通过阿斐这句话本身,我们就可以发现一个事实:80后诗人普遍缺少一种敬畏感。对诗人而言,对前辈及其文本的尊重与敬畏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目前在80后还普遍孱弱的情况下,更应该不自满地多多学习前辈的东西。我们年轻的时候大概靠才华写作,成长到一定阶段之后就要靠经验写作。年长者的经验是我们目前无法获取的。我也认为我们80后还没有出现超越第三代的迹象,甚至70后也是作为横亘在我们面前的高山而存在的。但这并不代表我们没有希望。
　　说到80后,我认为是特指出生于1980-1984年之间,参加过2002-2004年所谓的“80后诗歌运动”的那批人。这个概念的提出并非是没有意义的。至少这群人存在三个相似性:第一,我们的父辈基本上是恢复高考的一代,父辈的知识容量的扩充和视野的扩大影响着我们的写作。第二,我们80后自身是改革开放后的一代,比上代人更容易受到更优质的教育,我们自身知识的容量和视域的广度无疑是我们写作的新的背景。第三,我们这代人是最先进入网络的一代,也是这十年间最容易亲近网络的一代,网络化也使我们获取知识、交流沟通、表达自我的途径更多,也更容易。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无疑会产生出具有某种特质的诗人群落来。但是这样的土壤也给80后普遍带来了浮躁的特征。一个诗人如果不经历一个长时间的修养和锻炼,很难有持续的发展。
　　
　　丁 成:前面阿斐谈到“前辈们有的,我们有,前辈们没有的我们也有”,我认为我们比前辈多出了很多东西,比如:1、视野更加开阔。从80后这一代人开始具备了全球性的视野。张清华就曾在《1978-2008中国优秀诗歌》里对我的《2004悼词》发表如下评价:“‘全球化时代’给这一代人写作者带来了全球性的眼光,他看见的是共属人类的灾难,不分民族和人群的毁灭和衰颓。”;2、语言更加自由。年轻一代诗人不再像前辈那样枯守着各种条条框框,对语言的肆意运用,甚至达到了放纵的程度;3、观念更加开放。不再有什么表达禁忌,也不再有意识形态的惧怕或者保守,想到了就敢写,写了就敢拿出来;4、触角更加人性。这一代人中的先行者写作摆脱了前辈们的形而上和故作崇高,摆脱了才子式的斟酌和推敲,摆脱了为写而写,而是走向生命本体,走向灵魂本体,开始抒写个人生命体验的东西更多。当然与前辈相比我觉得也少了一些东西,可能是人生阅历、生活阅历,或者是生命苍老的体验。但这种东西肯定不是经验,经验是毒药。在我的写作中我不认为我缺少经验,恰恰相反我发现我们对自身形成的写作经验和思维惯性的抵抗能力正在越来越弱。很多优秀的诗人提前进入养老状态,苟延残喘,甚至一些已经著名好多年的诗人仍然在通过糟糕的书写来试图延续他们的写作生命,殊不知这样的写作是没有任何可能让他们“借诗还魂的”。
　　
　　杨春生:今年有三个事情。值得一说。一件是在西安举行的第二届中国诗歌节。政府投入上千万的资金,但是是虚假繁荣。北京又一个,郭沫若诗歌散文奖,12个得奖作者中,最小的是50后,最大的李瑛,“20后”。他的获奖辞是“我们老年诗人更需要爱”。
　　来到这来诗会,我觉得“十年峰会”这个命题很重要。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的诗歌生态环境在发生变化,表现有三:一,有根的诗人在逐步减少,无根的在逐步增加,漂泊者在集聚。真正原住在一个地方写作的人,越来越少。无根的诗人在逐渐增多,诗人都是学院派。诗人生存的环境在发生变化。诗歌的表现形式也在发生变化,要历史地、前瞻性地看待问题。二,诗歌作品的多元化。50、60、70、80,实际上现在是丰富的多元的。一个时代淘出来的就是那么几首诗。不要去想太多,愉快地去写。第三,时代对诗歌的呼唤。呼唤诗人走出去,诗歌要走出去。必须要有更多的诗人,在国外传播我们的诗歌。现在,我们在国外无法介绍我们的流派。
　　此外,我认为诗歌要有破坏力。如果诗人都在颂扬,诗歌是没有希望的。我们的诗歌评论家,以集约的、极端的方式进入了高墙之内,这是诗歌衰败的标志。太集约化,国家大量的财力被不写诗的诗人占有了,这是值得警觉的。
　　
　　江 非:我觉得谈论这个话题--21世纪诗歌十年,很有意义。这十年是诗歌前进的十年。诗歌的广度和宽度都在不同程度地进步,转述性的现代性与古典中国性的对决,取代了民间立场与知识分子的对决。这也是一个诗歌内部的对决,而不是像朦胧诗和第三代之间关于意识形态的对决。所以说,我们这个新的对决非常有意义,这十年的进步就体现在此。今天大家发言的本身就体现了这种进步,我们的思考范畴发生了变化。
　　还有一点,新世纪中国诗歌10年中具有革命性的行动不是诗学观念的变革,而应该是传播方式的革新。互联网的出现,和历史上历次诗歌的新传播载体的出现一样,对中国诗歌在近十年的影响可谓深远,而且这个影响还将继续。
　　
　　周公度:每隔一两年都要产生一些流派,先有概念,再出诗歌,多少有些不正常。李少君提出“草根”这个概念,在我看是近十年来最傲慢的诗歌观点,和他作为一个诗人的关系并不大,他的诗歌中表现出的是一种士大夫气,那么这个概念的提出主要是基于他作为一个文化批评家的眼光。这十年,诗歌活动太多,但这是个好事情,说明诗人的地位比以前好一点了。但是,优秀的诗人很难聚在一起。还有一点,现在的诗人只有在三十岁左右才能有发言权,相比于八十年代,青年诗人作为主流,这是非常可笑的。诗人是一个国家有想像力和创造力的表现,所以我们需要更年轻的诗人。
　　
　　简 单:关于新世纪十年的诗歌,现在谈论为时过早,我们可能成为近视眼。但确实发生不少变化,无论是题材还是状态上,只是没有革命性的变化。21世纪的诗歌和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诗歌,就本质而言并没有明显区别。这是一个矛盾,下面我说几个关键词:一是民刊,民刊的存在对上个世纪来说,是个奇迹。《今天》、《非非》、《莽汉》等,都见证了中国新诗的发展。但现在民刊基本上丧失了80年代的地位和作用。第二个是网络,十多年来,网络诗歌发展迅速。另一个问题就是写作的难度,这是对一个诗人的天然要求,也包含着对诗歌的敬畏,对诗歌专业性的要求。还有就是自然,正在成为新的价值。
　　
　　潘 维:诗人的核心是批判,融入整个生命的批判。
　　
　　雷平阳:这十年,诗人跟读者,诗人跟社会,处在彼此抱怨的过程中。《新周刊》上说:中国,我的诗歌丢了。王瑶说,诗歌没有死,是有教养的读者死了。他说的非常狡猾。假如我们站在读者的立场去看,读者对诗人的抱怨更大,不管是事件或者争议,都是诗人在自己的圈子里狂欢。
　　我不玩电脑。对我而言,网络就像一个藏宝图,每份民刊都像一份挺进报。但回去看这十年,我只是问了一下自己,我在干什么?每个诗人当你走过十年,回顾自己干的事情时,都需要想一想。
　　我们这两天私下都会说到云南,云南是用来想象的一个地方。它是中国末端的前沿。末端是针对文化,前沿是针对地理位置。我写过的一个小故事:约了四个朋友去一个地方,一个朋友中途经过一个寨子,去看望情人,消失。一个中途去喝茶,消失。干脆车子停下,剩下的两个人也告辞,跳进一条河,游到对岸与我挥手告别。四个人全在中途消失,只有我一个人继续。只有在云南那样的地方,那样的事情才会发生。在那片土地上,我亲身在此,向往的是一个虚幻的世界。我考虑的是,是否能用它来反抗这个世界。我们面对的世界都是空的。我要主动退回去,做一个懦夫,在青山边,把我手边的生活写下来。
　　
　　扶 桑:写诗是情不自禁,就像恋爱一样。
　　
　　
　　
　　
　　
　　
　　
　　
　　
　　
　　(金莹:上海《文学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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