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背景下对中华文化的重新认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摘 要] 中国共产党在十七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文化建设的任务，中华文化从文化自觉走向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要达到中华文化自强的目的，就要求我们以文化自信的心态，对中华文化有一种高度的自觉。这种文化自觉，是在二十一世纪全球背景下，对中华五千年文化进行的重新认识。
　　[关键词] 全球背景 中华文化 重新认识
　　
　　近代以来，在西方船坚炮利的进攻下，中华民族对自己五千年的文化渐渐失去自信，取而代之的是对西方文化的膜拜。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尤其是进入到二十一世纪，人们逐渐认识到西方文化显然不能解决自身问题，更谈不上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各种共同难题。自近代以来，被我们忽视、遗忘、扭曲的中华文化精华早已在参悟着人类的重重危机，中华文化的重新认识必将对建设一个和谐、美丽的人类家园贡献出自己独有的一份力量。
　　一、公元前二十一世纪， 中华进入文明的门槛，从此，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至今唯一存在的古文明
　　从现代世界判断文明程度的基本标准，如拥有文字、城市的痕迹和社会分工，青铜器和祭祀等来看，我国是在夏朝（约公元前2070―元公元前1600）具备了这些条件。大约公元前21世纪，夏朝的建立是华夏文明的新开端。
　　夏朝是大禹的儿子建立的，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君位世袭的王朝。
　　在夏朝之前，是尧、舜、禹时代。尧、舜、禹之前是黄帝时代，（余秋雨《寻觅中华》P10、和费孝通《文化的生与死》P290）是黄帝打败炎帝和蚩尤之后的时代。炎帝和黄帝分别领导了当时最显赫的两个部落。炎帝的业绩比较明确，那就是农业。他带领人们从采集野果、捕鱼打猎的原始生态，进入到农业生态，开始种植五谷菜蔬，发明了“火耕”的方法和最早的耕作农具。他也触及到了制陶和纺织，还通过“尝百草”而试验医药。显然，炎帝为这块土地的农耕文明打下了最初的基础。
　　相比之下，黄帝的业绩就扩大了很多。除了农业，还制作舟、车，养蚕抽丝，制玉，作兵器，并开始采铜，发明文字和立法。在炎帝农耕文明的基础上，黄帝可以有多余的财富做文明更高级的事情。黄帝比炎帝进步一些。“轩辕之时，神农世衰”。据《商子》（战国时秦国商鞅编著）记载，在炎帝的部落里，“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于王”。炎帝和平务实，厚德载物。而黄帝，则气吞山河，怀抱千里。《五帝本纪》，黄帝“习用干戈”，“修德振兵”，“抚万民，度四方”，俨然是一位骑在战马上俯瞰原野的伟大首领。
　　黄帝所达到的高度，使他产生了统治其他部落的雄心。这在当时大大小小各个部落互相杀伐的乱局中，是一种自然心里。而且，从我们今天的目光看，也是一种历史必然。
　　炎帝的文明程度也比较高，历来也曾收复过周边的一些部落，因此很有信心，不认为自己的部属必须服从黄帝。
　　就自身立场而言，这种“保境安民”的思维并没有错，但就整体文明进程的“大道”而言。却成了阻力。而且，在那个时候，他的部落已经开始衰退。
　　黄帝和炎帝，华夏文明的两个主要原创者，我们的两位杰出祖先，终于成为了战争的对手。
　　黑格尔说，世上最深刻的悲剧冲突，双方不存在对错，只是两个都有充分理由的片面撞到了一起。双方都很伟大和高尚，但各自为了自己的伟大和高尚，又都无法后退。
　　不难想象，常年活动在田野间的农具发明家炎帝，必然打不过一直驰骋在苍原上的强力拓展者黄帝。形容战争的惨烈程度，有个词血流漂杵。这场战争出现在中国历史的入场口，具有宏大的哲学意义。他告诉我们，用忠奸、是非、善恶来概括世上一切争斗，实在是一种太狭隘的观念。很多最大的争斗，往往发生在文明共创者之间。
　　黄帝胜利后，需要解释这场战争，尤其对炎帝的大量部族和子民。他对于死亡了的炎帝用了一个可轻可重的概念：无道。至少在当时大家都明白，无道并不是说炎帝没有道德，而是说炎帝没有接受黄帝勇任王者的大道。炎帝还是伟大的，因为他是使一个农耕文明变成一个华夏文明的关键。
　　贾谊的《新书・益壤》记载：炎帝无道，黄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诛炎帝而兼其地，天下乃治。
　　这里说的涿鹿之野，应为阪泉之野，涿鹿之野是后来黄帝战胜蚩尤的地方。
　　在黄帝战胜炎帝和蚩尤过程当中，中华文明获得了整合，如果不做这个整合，中华文明有可能在战争当中，在更多的琐碎的战争当中就不存在了，由此就变成大问题了
　　黄帝相继战胜炎帝和蚩尤之后，威震中原，各方势力“咸尊轩辕为天子”。原来炎帝的部落和黄帝的部落地缘相近，关系密切，很自然组成了“炎黄之族”。这中间，还包括着蚩尤和其他部落的文明。后来，各地各族的融合进一步加大加快，以血缘为基础的原始部落，逐渐被跨地域的部落联盟所取代，出现了“华夏大族”的概念。
　　黄帝，是华夏民族实现第一次文明腾跃的首领。决定华夏文明之成为华夏文明的关键历史阶段，以黄帝为代表。
　　1911年辛亥革命时孙中山等发布文告，宣布几千年封建王朝的最终结果，文告最动人的亮点是一个小小的细节，那就是最后所署的年份――黄帝纪年四六O九年。
　　黄帝之后，便是著名的尧、舜、禹时代。
　　这三位部落联盟的首领，都拥有高尚的道德、杰出的才能、辉煌的业绩，因此也拥有了千古美名。在此后的历史上，他们都成了渺远而又高大的人格典范。原因就是，他们切切实实地发展了黄帝时代开创的文明事业，有效地抗击了自然灾害，推动了社会管理制度，是华夏文明更加难于倾覆了。
　　由黄帝带领跨入的夏这个门槛，是十分重要的一步。世界上有四大古文明，第一是古巴比伦文明，也就是两河文明，比中华文明早1000到1500年，第二是埃及文明，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差不多。但是，中华民族在做了800年左右的准备之后，一旦跨入文明的门槛，就一直延续到今天，5000年左右的时间，成为世界上唯一存在的古文明。
　　二、公元前五世纪，人类文明进行了早期分工，中华文化精华出现
　　公元前五世纪前后，人类进入到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西方哲学家称之为“轴心时代”。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这段时间，称之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这个时期是人类文明取得重大突破的时期，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印度的释迦牟尼，中国的老子、孔子…….人类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这是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超越和突破的不同类型决定了今天东西方不同的文化形态。苏格拉底、柏拉图、释迦牟尼、老子、孔子共同承担了人类的首度思维大分工。古希腊文明更多地考虑人与自然秩序的关系，印度文明更多地考虑人与超验世界的关系，而中华文明更多地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侧重也影响了各个文明今后的路向。雅斯贝尔斯对于“轴心时代”说：“人类精神基础同时或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基斯坦和古希腊开始奠定，而且直到今天，人类仍然附着在这种基础之上。”这些“轴心时代”产生的文化一直延续到今天。每当人类社会面临危机或新的飞跃时，我们总是能在“轴心时代”的先哲那里获得精神上的指导。
　　中国在我们先哲那里获得的最大精神指导是中庸之道，是避免极端主义。这不仅是中华文明能独一存续下来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当今时代全人类都在寻求探索的一个智慧源泉。
　　避免极端主义，是连中国老农也能领悟的实用理性。但是，要把这土生土长的实用理性，成为一个庞大人种实行几千年的文化精神，必须经过智者的提炼。早在《周易》当中，我们华夏的先人已经确认，宇宙是一个流动的过程，一个对立的统一。因此，《周易》已经不讲具体内容了，只是提供一个套子，让天下万物在里边游刃有余。这种早期智慧，实在是高明得惊人，从根子上把极端主义嘲笑了。这种智慧到了老子那里，终于获得了最简结的叙述，后来，像中国人都知道的无为而治、道法自然、物极必反、祸福相依等等说法，都来自于老子。老子的哲学已经远远超出了农耕文明的老农的智慧，成为乱世中对天下万物的最高思考。老子已经成为世界级的智慧。可惜那些慷慨激昂的极端主义者一直没有入门。老子有点神秘，到了孔子那里，事情就变得明白了。孔子认为不走极端的中庸之道，是一种最高道德。因为只有中庸，才能不偏不倚地吸纳一切人的和而不同，只有中庸才能以中正适度的方式避免一切欠缺和过头，维持住应有的标准。孔子经常把家庭比作社会，可以让大家感性地体验到，在家庭里，每一个人安分守己、和谐共处的必要性。然后又家庭在扩大到社会。孔子的说法，受到了社会上大家长也就是朝廷的推崇，一时成为中华文明的主流文明。但是我们知道，中庸并不是那种不分是非的折衷。要达到中庸的境界其实很难，这也就是很多极端主义分子无法入门的原因。儒家认为，要达到中庸必须经历过五个步骤，一是博学，二是审问，三是慎思，四是明辨，五是笃行。这是艰难考察和思索之后的实践选择，极端主义分子做不到，不是因为没有听到过中庸，而是因为，他们一时还做不到通向中庸的这五个步骤。这就像走路，中庸之道并不想走在大路中间那么简单，而是要在时时有可能倾覆的情况下，走在一条平衡木上。由于他的平衡，启发了社会的平衡。周易、道德经和论语三本书最神秘，保证了中华文明的长寿。
　　三、公元前后，中华文明进入秦汉帝国时代，平衡了整个世界的文化体系
　　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光辉，随着秦的统一，被行政力量选择，成为国家意识，而稳定下来。从全球视角看，这时人类进入低谷时代，最早是印度的孔雀王朝，接下来是秦汉帝国和罗马帝国在东西方分头，像两块重石一样把地球压住了。秦始皇建立了中华帝国，使中华文明以帝国的形式稳定下来；第二个重要贡献大贡献是统一文字。从此，在中华大地上就有了“通码”. 中华帝国政权的巩固和加强得益于汉朝。汉武帝继位后，不能忍受前辈皇帝只能用一个个汉族女子以公主的身份与匈奴和亲的方式去换取北部边疆的和平。他觉得，这样的事情很屈辱，这样的和平很脆弱。他想用武力来问一问，我们到底还有没有另外的力量。因此，他开始不断地打仗，在位五十四年，差不多打了五十年；汉武帝一生，有六十二年是跟匈奴打仗的，出现了卫青、霍去病等一些优秀的军事人才，把匈奴都赶跑了，迫使匈奴西迁和南移。
　　汉武帝一方面平定骚乱，一方面拓展疆土。在其前四十年（公元前140～前100）内不断向外扩展疆土。东起白令海，鄂霍次克海、日本海、黄海、东海、流球群岛暨朝鲜半岛中北部，包括九州岛。北至北冰洋，西至中亚，西南至高黎贡山、哀牢山，南至越南中部和南海，中国占据了全世界的半壁江山。
　　汉朝大约在公元初，本身已经有了儒教、道教，文明程度已经很高了，另一个文明佛教进来并得到广泛传播，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在汉武帝时期，出现了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人物，他不仅仅是一个史学家，而且是一个改变了我们所有中国人的人。这个人就是“司马迁”。中国有一套完整的“二十四史”，这套浩繁的史书所记朝代不一，编撰人员不同，却由相同的体制。这个体制的设计者，就是司马迁。因此，我们可以把司马迁看成是“二十四史”的总策划师。有了他这个起点，漫长的中国历史有了清晰而密集的脚印。这使得全人类唯一没有被yan- 灭和中断的中华文明，有了雄辩的佐证。在司马迁之前，孔子赋予历史一种功能，就是“以史言志”，比如，他写《春秋》，是把自己的志向和理念融入到历史的记录当中，分辨善、恶、褒、贬，判断是非。司马迁把孔子的功能追求规整化为一种结构性体例。除了结构性体例之外，司马迁还在《史记》中创造了许多“原型”的人物，比如，我们会说谁是“项羽式的人物”、“刘邦式的人物”。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贡献，以人物为核心写史的方式，影响深远。现在很多历史事件我们可能记得不那么清楚了，但是，那些人物却留在我们的文化记忆中。
　　司马迁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不久仕为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和扈从，多次随驾西巡，25岁接受使命，出使巴蜀，随后，又多次出行。司马迁在行程中，更清晰地认识了大中华的辽阔版图、复杂生态、险峻山水。司马迁一路上的收获，除了史料的考证、传闻的搜集等之外，最大的收获是两个：一是采撷了浩荡之气，二是收获了现场感。这两点收获，我们今天读《史记》还能充分地感受到。
　　司马迁在两千多年前极为落后的交通条件下，走了那么多地方，是他后来成为中国首席历史学家的基础。
　　就在司马迁准备把考察的结果一一写下来的时候，突然遇到了一场重大的人生灾祸，那就是“李陵之祸”。对司马迁实行腐刑的是汉武帝。在历史上，伤害伟人的并不一定是小人，而很有可能也是伟人。
　　他在《报任安书》中说，自从受了刑后，汗流终日，一睁开眼睛就想到自己屈辱的往事，没有脸面到父母坟头祭扫，而且预想以后时间越长，污垢越重，因此，难过得“肠一日而九回”。自己忍受这一切活下去的理由，就是为了写《史记》。司马迁告诉任安，用他自己的命去换任安的命，他毫不犹豫。但是，如果去营救任安，很有可能就无法写作《史记》了，用《史记》去换任安的命，他不答应。为此，他说出了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话:“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后面这六个字是点睛之处，不同的生命力方向决定了生命的差别。司马迁的“泰山”就是“史记”。
　　司马迁以自己残破的生命，换来了一个民族完整的历史；以自己难言的委屈，换来了千万民众宏伟的记忆；他以自己莫名的耻辱，换来了华夏文化无比的尊严。
　　 每个帝国最重要的敌人，都是野蛮的力量。文明有财富，令人嫉妒，缺少力量。而野蛮总是能够打击文明最薄弱的环节。罗马帝国正是被北方蛮族消灭，进入漫长的黑暗的中世纪的。
　　 当汉朝和匈奴都打累了，处处民不聊生。于是，鲜卑乘虚而入，这个“马背上的民族”统一了中国北方。以孝文帝为首的鲜卑最高统领经过商量，决定向汉文化投降，包括不说鲜卑话，改说汉话；不穿鲜卑服，改穿汉服；从山西大同迁到河南洛阳；鲜卑贵族与汉族通婚。这种融入无疑是成功的，汉文明需要北方草原的浩荡之气，需要“天苍苍、野茫茫”的大背景，需要强大的生命力。而鲜卑族也将血脉流入了汉王朝。隋炀帝、唐太宗有一半的血缘是鲜卑族的，而唐高宗则有3/4。鲁迅说过，唐朝有胡气。唐朝不仅是有胡气，还因为佛教的传播，同时拥有了印度文明和希腊文明，唐王朝是建立在几大文明共同作用的基础上的。
　　 在地球的东方，由于孝文帝拓跋宏的主动汉化，中国涌出了鼎盛朝代大唐。而在西方，曾经和东方秦汉并驾齐驱的帝国罗马的命运确实另一番景象，被汉武帝驱赶并分裂后的匈奴，又和其他蛮族结合，一路西窜，最终在公元476年消灭西罗马。随着罗马帝国的灭亡，欧洲进入了1000年漫长的中世纪。
　　四、唐朝时期，人类文明高度全部集中到了中国
　　第四个阶段就是从公元7世纪到9世纪，堪称“辉煌”。人类文明的高度全部集中在中国，具体一点就在长安。欧洲还在中世纪，中国的文明却已灿烂辉煌。当时，欧洲城市人口有1万人，长安就有100万人。长安人的生活方式是多样的，吃的是阿拉伯的面食，住的是拜占廷的建筑，用的是黑人仆人，花的是波斯金币。长安收留了众多精神流浪者，一些在本土消失的教堂、教场，在这里都能找到。而且，长安人的“幸福指数”都很高，每个人都在写诗，上至皇帝，下至仆人，大家都在写诗。
　　五、用全新的文化视角解读唐代以后中华文化史
　　1.从文明生态看宋朝。从唐朝灭亡到宋朝建立，中间有53年。在短短的53年间，黄河流域相继出现了五个王朝，史称“五代”；南方又出现了九个割据政权，再加上山西的一个，史称“十国”。宋朝就是在这样的乱局中建立的。原先“五代十国”都是汉族政权，而宋朝面临的，是一个又一个强大勇猛、虎视眈眈的少数民族政权。先是北方契丹族建立的辽，立国时间早于宋朝，领土面积也大于宋朝。留下了杨家将一门抗敌的故事。然后是西北方向的党项族建立的西夏，一次次进攻宋朝，宋朝也屡战屡败。再后来，辽的背后女真族建立的金，领土比宋大，先把辽灭了，又来灭宋，宋朝的剩余力量南迁，称为南宋。南宋在军事上更是不可收拾，留下了杰出将领岳飞被枉杀的故事。等到成吉思汗的后代蒙古族的铁蹄踏来，原来一直较近的辽、西夏、金和南宋全部落败。然而我们看这段历史，政权朝廷是更替型的，你死我活；文明的存在方式确实积累型的。
　　对宋朝，我们还应该看到它在世界大视野下的文明生态。
　　宋朝的文明生态，首先表现在社会经济生活上。唐代的都城长安已经是当时全世界最繁华的地方了。北宋时汴bian京，今河南开封 和南宋时临安，今浙江杭州比长安又超越了许多
　　长安的坊和市，都是封闭式的；而汴京的街和巷，则完全是开放式的。手工行业也比长安多了四倍左右。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界博览会中国展览馆中最受世界各地游客瞩目的。
　　唐代的长安街一到夜间就闭坊收市了，而宋代的都城，不少店铺的夜市一直开到三更，乃至四更，而到了五更又开了早市。
　　在北宋，全国的市镇总量总量已经接近两千。城市人口占到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二。据历史学家黄仁宇统计，当时的商品流通量如果折合成现在的价格，差不多达到了六十亿至七十亿美元。可以断言，宋代的经济水平，是当时世界之最。
　　宋代是中国农业大发展的时期。水稻种植面积比唐代扩大了一倍，种植技术更是迅速提高，江浙一带的水稻亩产量，已达到八九百斤。此外，桑蚕丝织进入了专业化生产阶段，产量和质量都突飞猛进。
　　由于农业的发展，中国人口在宋代进入一亿大关。
　　宋代科技也是整个中国古代史的峰巅。例如，把原先的雕版印刷推进到活字印刷，把指南针用于航海，把火药用于战争，都是在宋代。这些技术，都相继传到西方，极大地推动了全人类的文明。
　　在宋代，还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的科技著作，像沈括的《梦溪笔谈》、秦九韶的《数书九章》、苏颂的《新仪象法要》、王惟一的《铜人腧shu四声穴xue 二声针灸图经》等，各门学科都出现一种认真研究的专业气氛。
　　从世界大大背景来看，宋代历时320年，这期间，西方仍然陷落在中世纪的慢慢荒路中，只有在意大利的佛fo罗伦萨，开始出现一点市民社会的清风。在南宋王朝最终结束的那一年1276，被称作欧洲中世纪最后一个诗人的但丁，才十四岁。直到一百七十年后，文艺复兴的第一位大师达・芬奇才出生。由文艺复兴所引发的欧洲社会大发展，更是以后的事了。
　　可见，宋代在文明生态上的辉煌，在当时的世界上实在是堪称独步。
　　2.明清两朝 600多年， 中华处在文化专制下的沉闷气氛中。我们今天对中华文明记住较多的来自明清这两个时间较近的朝代。明清两个朝代，中华文化越来越走向专制，在专制下的沉闷气氛中，出现的值得重视的文化成果有：
　　小说创作繁荣，出现《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曹雪芹完成了以艺术形象深入人心的创新。创新能否被广泛接受，是检验艺术创新成败的标准。《红楼梦》被广泛接受。 另一个进行文化创新的人物是明朝中期的王阳明，他看出程朱理学的问题所在，创立“心学”，提出“知行合一”。这是哲学上的创新。
　　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社会思想评论难能可贵，但是，我们把他们放在世界的大视野下来看，与他们同时，欧洲的近代思想家已经出现。相比之下，他们就成了能“按脉断病”，却不能“开药治病”。
　　中华文化在明清两代，虽说也有一些文化成果，但是，就整体而言，创新的势头严重减弱。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文化专制主义。明清两代的文化专制主义在中国古代史上是空前的。秦始皇虽然有过“焚书坑儒”的事，但那毕竟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不像明清两代，越来越泛滥的“文字狱”，构成了对文化的整体重压和消解，文化创新受到压制。
　　就在这时，欧洲终于从中世纪的长夜中醒过来了。由于长夜太长，他们对黎明的呼唤反而特别深刻。于是多头并进，把欧洲全面推向进步。中国则相反，一直没有长夜的体验，因此也没有黎明的兴奋、觉醒的震撼和转型的勇敢。虽然明代在国力上还是领先，但在方向上却已经一步步走向保守、停滞、封闭、自满、狭隘、僵化。清代前期改变了某些统治方式，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势头，结果只能被欧洲比下去。到十八世纪末。中国古代的“好日子”，大体已经过完。到十九世纪，中国将会遭受深重的世界性灾难。
　　3.破读甲骨文 深重灾难中唤醒了中华文化记忆。从马可・波罗到利玛窦，世界朦朦胧胧地看到了中国，中国也朦朦胧胧地看到了世界。但是，历史终于走向了悲剧性的拐点――两种文明产生了严重的军事冲突，而且中华文明一败再败。到这时，悠悠的中华文明不得不放下身价，开始认真地面对西方文明，但是心态非常复杂。崩溃、沮丧、气恼、仇恨，包裹着更加变态的自大、保守、固执，使中国的集体精神一下子陷入到污泥深潭，中华文化在当时的生存状态可以用“僵滞”一词来概括。就在中华文明面临灭亡的时刻，1899年秋天，但是担任国子监祭酒，也是当时国家最高学府的掌门人，王懿荣，发现在从中药店里取来的中药中，有一种叫做“龙骨”的药材上有字。王懿荣是一位研究中国古代钟鼎文的金石学家，他认为在“龙骨”里有祖先的声音。王懿荣还没有来得及研究，1900年8月15日，慈禧太后、光绪皇帝逃离北京。作为负责防卫事务的长官，他不愿意成为八国联军的俘虏，王懿荣选择了自杀殉国。王懿荣的儿子把一千多块甲骨交给了真正懂甲骨研究的学者，刘鹗。1903年刘鹗出版一本合集《铁云藏龟》。刘鹗经过研究得出判断，这是殷人的刀笔。这个判断直接把人们的目光准确地拉到了商朝那个重要的年代。刘鹗在1909年流放新疆时因脑溢血去世。刘鹗的儿女亲家罗振玉最终找到出土“甲骨”的地方在河南安阳。罗振玉确定了河南安阳殷墟是商代的大都城。罗振玉身边还有一个大学者那就是王国维，他登上了甲骨文研究的最高峰。
　　十九世纪末，中华民族面临着灭亡的命运，中华文化也面临着灭亡的命运。华夏子孙似乎已经找不到民族的魂魄，看不到民族的希望。这时，有几个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国难家难中，通过对甲骨文的考证，把商代的辉煌送到了处在万念俱灰状态的国人面前。提醒国民，应该记起中华民族曾经创造的辉煌，重新凝聚民族精神。
　　中华文化记忆在灾难最深重的关键时刻被唤醒了，此后，中华文化经历了白话文的推广，建立了对现代科技、国际时讯的、新文化传播的文本，与现代世界在语言方式上更加接轨。
　　三十年改革开放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使我们今天的中华文化建设有了强大的经济基础，有了强大的军事保卫力量，免遭野蛮力量的涂炭。对中华文化五千年的历史从全球背景下进行重新认识，从而获得文化自信，进而达到文化自强，不仅是对中国的贡献，也是对人类的巨大文化价值贡献。
　　参考文献：
　　[1]美,塞缪尔・亨廷顿,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新华出版社 2010年.
　　[2]余英时,中国文化的重建,中信出版社 2011年.
　　[3]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
　　[4]费孝通,文化的生与死,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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