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公学纪事|工大新生
时间：2020-02-18 07:32:2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当镇反在全国以搞运动的方式疾风暴雨地展开之时，新生公学对有历史问题的学员却进行着严谨的调查、取证、甄别与定案工作。但这些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就已经做出的审慎结论，在文革期间却被人以“没听说过新生公学”为由弃如敝屣。曾在该校任干事的汪春耀告诉外调人员，当年新生公学的审查结论至少得副部长批准才能定案
1949年底，要从北京市区到清河郊县，只能搭由北京开往张家口的火车。
自从公安部在原北洋政府清河军官学校旧址成立了新生公学之后，每到节假日，便有许多家属来到这里探望。他们都是上午10时许搭火车来到这里，再搭乘下午4点的火车返回北京。
新生公学最早属公安部三局劳改处领导，校长由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兼任。1951年10月起，划归中央公安干部学校（简称“中央公校”）领导。
新生公学名为学校，实际上却是对学员进行隔离审查的单位。学员不能外出，信件被监看，审查情况被禁止谈论。
建国前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急需大量革命干部。一些专门培养干部的学校，如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等纷纷成立。这些新近进入革命队伍的人员中，存在历史问题一时又难以搞清楚的，则被送往新生公学进行审查和劳动改造。著名诗人常任侠1951年12月12日的日记记载：“送新生公学劳动改造者20人。”
新生公学的另一部分学员，来自公安部留用的国民党国防部二厅的技术人员。
1951年镇反运动开始后，中央党政军群各机关中，历史问题不清、一时难以结案的人，也陆续被送往这里。
据时任新生公学教育长的陈复生回忆，新生公学最多时有学员近2000人。但1951年10月，汪春耀从“中央公校”调到新生公学任干事时，学校已减少到300余人。
早已从公安部离休的汪春耀已八十有余，但记性很好，并乐于将陈年旧事一一整理，呈予后人，“以正视听”。
“当时许多学员用外语交谈、写信，我们根本不懂”
汪春耀到新生公学时，300人的学员编为3个队。他在第三队队部任组织干事。
虽然是审查与被审查的关系，但干部学员的待遇差别并不大。只是，干部穿佩“公安”臂章的解放军军服，学员穿蓝灰色服装。
学员按“华北革大”的待遇，实行供给制。冬季发棉衣，夏季发单衣，每月发3块钱的生活补贴，伙食吃大灶，食堂养猪和种菜，基本上能丰衣足食。与“华北革大”唯一不同的，是学员没有外出自由。干部则每月多两块钱的生活补贴。
新生公学的干部，大多很早就弃学投身革命，学历较低，但他们管辖的这批学员却有着很高的文化水平。汪春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80%的学员都是大学以上水平，年龄在30至40岁，什么样的人才都有。”
新生公学的学员中，精通外文的、擅长文艺的、搞设计绘图的、懂电工学的、搞机械的，应有尽有。“当时许多学员用外语交谈、写信，我们根本不懂。”陈复生的回忆录中写道。
为了利用学员的专长，公学特地组织了一个京剧团和一个话剧团，先后排演过话剧《雷雨》《原野》《屈原》和京剧《三打祝家庄》等名剧。学员中有许多票友，生、旦、净、丑，司鼓、操琴，各显神通。他们用被面缝制戏装和道具，戏装上的图案则是先在各色纸上绘制成图再贴上去的，灯光一照，竟同正规戏班相差无几。
戏班子有时在食堂搭台演出，重头戏剧还到“中央公校”作汇报演出，大获好评。
公学还利用学员中的技术力量办了首都建筑公司、新都机制砖瓦厂等工厂。
层层审批才能结案
1952年冬，为抓紧结案工作，公学设置了专职的“结案小组”。汪春耀从组织科干事转入做外调和结案工作，分在了华东组。
当时，审查工作讲的是“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强调调查研究。
汪春耀去得最多的是上海、南京，以及江苏、浙江、安徽下面的多个县、市。他常常背个挎包，拿把雨伞，身揣盖有公安部大印的“关防”（那时没有警官证，凭“关防”可直接与县以上公安机关联系），有时还需翻山越岭。最长的一次外调，他在外地转了一个半月才回到北京。
外调线索除了学员提供外，经常还需查阅各地敌、社情资料和老户籍资料。汪春耀多次到上海福州路公安局户籍处，查阅旧上海租界工部局的人口资料，找线索。
有的线索要几经周折才能发掘出来。与汪春耀同在华东组的干部刘文仲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调查过程中许多人有情绪不配合，问他找谁去查证，就给你随便说个名字‘吴中有’，一听就是假的。一个线索，得找许多人来查证，有一次拿到一个当地县长的证词，兴冲冲回到北京，最后发现是假的。”
对于证人的背景，还需到当地政府去摸底，看是否可靠。
按照当时的组织人事的规定，一个人的问题应有二人以上的旁证，才能做出审查结论。但是也有例外。
铁道部送来的学员刘亚哲，曾担任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少将交通处长。他的问题主要是，在盛世才统治时期的历史有疑点。但在张治中主政新疆时，他曾于1946年6月，在张治中的授意下，将关押在新疆的一批共产党人，包括瞿秋白之妻杨之华、毛泽民之妻朱旦华等百余人，历尽艰辛不远万里送至延安，中途还得时刻防备特务盯梢，对付胡宗南的阻挠。据曾担任教育长的陈复生回忆，后来是张治中亲自为他证明了这段经历。
鉴于刘亚哲是对共产党有功之人，于是立即结案。1953年夏，刘亚哲离开了新生公学，回铁道部担任了参事之职。
陈复生还记得，当时学员里有一位名叫黄宇宙的抗日将领。因他通晓日、英、俄3种外文，陈复生曾专门给他安排了一间房，让他检查来往信件，后来二人成为至交。
黄宇宙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曾留学日本，当过国民政府的少将游击司令。1938年3月，他被日伪军逮捕，后根据“乘机打入敌人心脏爆炸”的指示，出任李福和部伪三师师长。半年后，黄宇宙在曲沟起义，杀死日军长川少将和号称东方佛朗哥的大汉奸李福和及其随从官兵。
就是这样一个人，1946年在革命老区的土改和整风审干运动中受到审查，几年后作为高级旧军官，送新生公学审查。
1954年，新生公学正式为他做出“历史清楚”的决定，并将他分配到青海省农场从事改良土壤工作。
当时给一个人做结论非常严格，要经过层层审批。刘文仲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首先我们小组做结论，认为可以结案了，报到校部复审组审批。复审组的4个人文化程度很高，他们对于这个人有什么问题、有什么证明材料、口供、怎样结案，重新写一遍，再报到‘中央公校’审批，再由‘中央公校’报到公安部终审。公安部认为没问题，才可以给这个人做正式的结论。”
公学的历史使命结束
1954年，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前，新生公学在成立4年多之后，画上了句号。
300多名学员，面临着三种不同结局：被惩办、控制利用、按干部使用。
其中，多数人回原单位，或另外分配了工作。
少数人按照《镇压反革命条例》被处理。
汪春耀至今仍记得一个金姓学员，朝鲜族人，原来在中央机关担任日文翻译，抗日战争期间在山东曹县日本宪兵队当翻译官。汪春耀在曹县走访调查时，把他的照片给当地干部群众传看，立即引起公愤。很多人控诉他曾在当地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根据调查取证后所做的结论，不久，他由当地公安机关押解回去后处决。
还有几十个人（多数是“华北革大”和公安部留用的国民党国防部二厅的人员），被安置到劳改系统就业。一部分去了青海，一部分被分到内蒙古。
为了安抚这些学员，一些干部也随之去到青海和内蒙古的劳改系统工作。
就这样，本应落户在上海的刘文仲，1955年被分配去了青海。他说服在上海工作的妻子一起去了那里。他们在青海工作了38年，直到1993年退休，才回到江苏昆山老家。如今他说起话来，既是江苏的腔调，又带着青海方言里浓重的鼻音。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公学结束前，有一名学员被证明历史清白，无任何问题，直接按干部使用，同刘文仲一同被分配去了青海，从此同事相称，至今仍是很好的朋友。但为了保护这位朋友，刘文仲谢绝了记者的采访请求。
剩下的干部大多留在了北京公安系统工作。
1953年9月，汪春耀从新生公学被调至公安部做经济保卫工作。他以为这段历史使命已经结束了，不曾想到，作为曾经的外调审查人员，他以后还会被当年的学员当作能去除自己历史污点的救命稻草，一次次惦记上。
副部长批准才能定案
文革时期，新生公学许多学员的历史问题再次被翻出来，之前新生公学所做的结论被弃置一旁。
黄宇宙被分配到青海后，由于工作成绩突出，作为省劳动模范出席了第一届全国劳模盛会。即便是这样，黄宇宙在“文化大革命”中仍然没有逃脱被迫害的命运。直到四人帮被打倒，纠缠了他30年的所谓历史问题才再次得到澄清。
汪春耀至今自信地认为，因为调查取证之艰难，结案之审慎，新生公学没有一个冤案。至少，他没有听说过谁被结错了案，而在文革后被平反的，反而是，文革中被抛弃的新生公学的结论，文革后被恢复的情况，屡见不鲜。
文革刚刚结束，有几个从山西来的外调人员找到汪春耀，希望他为一个姓杨的同志澄清历史问题。此人曾是新生公学的学员。
杨1946年毕业于重庆大学。汪春耀解放前曾跟他在南京永利宁厂共事两年。杨是技工，汪为技工助理。但在新生公学时期，杨是接受改造的学员，汪是管训干部。
汪春耀了解后得知，抗战后期，杨被征到“译员训练班”，后分配到“中美合作所”当翻译，有“军统”嫌疑。
后来查清，他在“中美合作所”的时间很短，抗战胜利即返回学校，没有参加“军统”组织，最后给他做了“一般历史问题”的结论后，安排他回了原单位，即太原化工厂。
文革时期，杨被视作国民党特务遭受怀疑和批斗。他多次强调，新生公学曾为自己下了结论，但被以“没听说过新生公学”为由遭到训斥。
文革结束后，杨申请平反，要求派人去北京，到公安部找汪春耀。
汪春耀立即为杨写了证明材料，拿到公安部政治部盖了章。他告诉外调人员，当年新生公学的审查结论至少得副部长批准才能定案。
1980年代初，杨到北京出差，特地来看望汪春耀，并表示感谢。杨后来担任了山西运城新建的30万吨合成氨厂的总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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