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变迁视野下的武汉市内武汉会战遗迹生存研究:武汉会战

　　摘 要：文化变迁指由于社会群体内部的发展或由于不同群体之间的接触而引起了新的特质或者产生了新的文化。这些新特质或者新文化即是所谓的“符号”。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认为象征符号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符号的意义来源于符号与他人的互动，是内外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从这一文化变迁视野出发，以武汉市内的国民政府第六战区受降堂旧址和表烈祠（武昌蛇山烈士祠）为例，对武汉市内武汉会战遗迹的生存现状进行探究，并试图就武汉会战遗迹保护及武汉抗战历史文化资源利用与建设提出几点建议。
　　关键词：文化变迁 武汉会战遗迹生存现状 武汉抗战历史文化资源
　　武汉会战共进行了四个半月，是整个抗日战争中时间最长、规模最庞大和最出名的战役。整个武汉会战战场横跨长江南北两岸，诸多历史遗迹也散落在以长江为中心的两岸四省各地，其中以爆发过较大战役的安庆、九江、武穴、麻城、信阳、武汉等地拥有的会战遗迹数量较多，武汉尤为典型。
　　武汉会战的历史遗迹包括受降堂、忠烈祠、烈士墓、纪念馆、碉楼等一系列战斗遗址和纪念建筑等。遗址、墓葬和纪念碑是记载当年日军罪证、记录沉重历史的载体，能反映当年抗战的战略方针和战斗进程，一座座墓碑和纪念碑是镌刻中华民族不屈的民族精神的伟大丰碑，背后都有着一段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一、武汉市内武汉会战遗迹的生存与保护现状
　　根据武汉市文化局的最新统计情况显示，时至2011年3月21日，武汉市公布了第五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后，武汉市内共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3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64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2处，博物馆纪念馆18处，其中与武汉会战有关的单位一共12处，其中省级文物保护单位6处（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郝梦龄墓、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汉口新四军军部旧址、国民政府第六战区受降堂旧址、湖北省立图书馆旧址）、市级文物保护单位5处（周恩来同志在珞珈山的旧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旧址、中国抗日空军烈士墓、武昌蛇山烈士祠、汉口碉堡群）、博物馆1处（中山舰博物馆）。[1]
　　按照2007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二次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十条的规定，“国家用于文物保护的财政拨款随着财政收入的增长而增加。”[2]文物保护单位的的经费来源，是列入中央和地方的财政预算的。但从实际情况看，这一规定并未得到有效落实。文物保护工作中经费不足成为一个相当普遍的问题。且不论如王家河抗日惨案公墓、中原电影院（国民参政会旧址）等尚未被纳入保护范围而得不到有效的维护和修缮，就算是那些被纳入了文物保护单位范围的武汉会战相关遗迹，即使得到了国家及当地政府和民间文保人士的关注和保护，但是在经济建设和市政规划的冲击下，其生存与发展状况经历着严峻考验，正面临着迅速损毁、消失和流失的危险境地。表现如下：
　　（1）武汉会战正在淡出武汉人的视野，武汉是近代洋务运动的勃兴之地，更是首义之城，武汉人常常以“首义之城”感到自豪，而较少关注身边为数众多却日趋破败的武汉会战遗迹。
　　（2）对武汉会战遗迹有研究的人士为数不多，更没有数量可观的年青学人愿意把这方面的研究和努力作为职业或爱好，只有一部分日益老去的民间文保人士如刘谦定先生等，还在为许多武汉会战遗迹奔走呐喊，武汉会战遗迹的维护与关注后继乏人。
　　（3）对武汉抗战历史的爱好者基本上都是老年人，青少年对历史知之甚少，更谈不上了解与关注，武汉抗战历史遗迹的生存和发展渐渐失去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空间。
　　（4）武汉会战遗迹资料的收集、收编、收藏以及整理出版工作，因人力、资金及版权等因素难以为继，许多遗迹的在建国后的历史成为空白，使得对其的研究和保护工作力度十分有限。
　　（5）个别领导和主管部门的文化、文物保护意识不强，不了解武汉会战遗迹的历史和文化的特有价值，对相关遗迹的建档、展示、利用、宣传还有人才培养等工作比较薄弱，保护力度十分有限。
　　总之，由于文化生存状态平衡的破坏，各种外界因素的介入，武汉会战遗迹这一承载着正面抗战的历史记忆和伟大民族精神的载体正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面对这种现状，我们需要对武汉会战遗迹的生存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的文化变迁视野下的探究，以利于顺利进行对相关遗迹的保护工作。
　　二、文化变迁视野、“符号”概念与文化连贯性
　　文化变迁是指由于社会群体内部的发展或由于不同群体之间的接触而引起的一种文化现象的改变。促使文化变迁发生的原因有两个。—是内部的，由社会内部的变化而引起；二是外部的，由自然环境的变化及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如迁徙、与其他民族的接触、政治制度的改变等而引起。文化的变迁是随社会的变迁而变迁的。从文化内部因素来看，文化的接触和传播、新的发明和发现、价值观的冲突等是变迁的主要原因。从文化的外部条件来看，社会关系和结构的变动、人口和自然环境的变化等是变迁的主要原因。当环境发生变化，社会成员以新的方式对此作出反应时，某个文化现象便开始发生变迁，而这种方式被这一群体的有足够数量的人们所接受，并成为它的特点以后，就可以认为文化已发生了变迁。以这种内外动力的共同作用的视角来看某一文化现象在历史中发生的变化，即是文化变迁视野。
　　在出现了文化变迁这一现象之后，便会具有一些与之前文化不同的新特质，或者直接就产生了新的文化，而这些不同的特质、不同品种的文化（包括新旧特质、新旧文化）之间并不是孤立的，它们相互比较而存在，相互吸收而发展。我们将这些不同的特质、不同品种的文化归入“符号”这个概念。[3]社会学家米德综合了杜威、詹姆士和库利等人的观点后提出了符号互动理论。米德认为象征符号是社会生活的基础。该理论根据三个主要假设：人对外界事物所采取的行动是以该事物对他的意义为基础的；这些事物的意义来源于个体与他人的互动，而不存在于这些事物本身之中；当个体在应付他所遇到的事物时，他是通过自己的解释去运用与修正这些意义的。[4]
　　这种符号间的存在与发展，我们代以称之为文化过程。在这种文化过程中，过去和现在的张力时刻在发生着作用。两者之间的对立可能会带来不同文化间的冲突甚至断层，这是毫无疑问可以预见的。必须注意的是，这不同于文化丧失。文化丧失是一种文化形式取代另一种文化形式所导致的严重后果，它对文化具有很大破坏性。但是, 在许多情况下, 文化可能毫无原因地被丧失掉, 成为没有文化替代的文化丧失。这种现象与接受一种创新一样, 必定会构成变迁[5]然而，我们还要警惕的是那种看起来似乎是和缓的关系，即连贯性。对文化间连贯性的考察常常被忽视，但确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内部看上去明显的持续性是传统主义的后果，即谓当代对 “过去”概念的解释、创造或操纵而赋予了当代社会关系一种神圣的光环。在这种光环之下，隐藏着对过去、现在、社会文化变迁的过程以及三者间的连贯性的经常性扭曲。最直接也最典型的就是政府在追求行政效率的动机下受此影响错误地判断或者忽视了地方传统特质以及传统特质附着的符号在地方上对居民的重要性。[6] 　　在文化变迁的视角下，从“符号”的概念和文化的连贯性角度来看，任何一段历史、一种文化、一处建筑都是一个“符号”。研究武汉会战遗迹，需要从 “文化符号”的角度，在一个历时变化的文化变迁视角下进行观察。抗战遗迹的“符号”意义必然会经历一个连贯的世代累积的过程。而这世代累积的过程中，这些遗迹所在的社区内的各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因素都会对其发展变化产生影响。
　　三、对受降堂个案的生存变迁的分析
　　武汉市中山公园受降堂原是1935年汉口市政府建的“大众会堂”，自1945年接受日军受降之后成为受降堂。其自1945年举办了受降仪式之后，在50余年的岁月里，先后扮演过办公室、图书馆、演出场、餐厅、展览厅、餐馆、舞厅等诸多角色，直到新千年到来之际，才重回原先面貌。
　　在这半个多世纪的变迁之中，受降堂被赋予了与它之前所不同的特质和文化。从抗战胜利时鼓舞人心振奋精神的象征，到建国后长期作为娱乐休闲场所为人们所熟知，再到近些年来重新发掘历史意义以弘扬民族精神、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受降堂这一系列特质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它生存的周围环境密不可分。战后社会形势的变化与现实情况的要求，1949年新政权的建立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改变，以及之后政治宣传方面的需求，是受降堂发生文化变迁的最主要外部因素。而随着这一切因素的变化，也就是社会环境发生变化，与受降堂有关的社会成员对其的反应也发生变化，对其的能动反映便成为了“公园盈利或提供福利的设施”，而不再是一个抗战记忆的载体。当这一切都发生时，受降堂与其生存环境的文化相互吸收，发生文化变迁。而在文化变迁过程中，受降堂原有的文化特质，在吸收了新的文化特质之后，形成自己新的“符号”。
　　受降堂从相扑场到张公祠，再到受降堂，是一个“符号”吸收新特质变成一个新“符号”的过程，而这一系列不断成为新“符号”的过程是始终不间断的。在这样一个文化过程当中，受降堂本身并不具备意义，或者说，它对社会的意义，并不是由这座建筑与生俱来的，而来源于其自身与周围群体的互动，而周围群体，又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自身的解释，去运用与修正这个“符号”的意义。
　　透过这样的理论，我们不难发现这栋建筑的意义也就在于其周边群体与它的互动。受降堂的变迁，也正是因为互动者的不同，周边群体出于自身的角度来阐释，自觉去发散并修正了它的意义，从而引起受降堂的意义改变，带来受降堂的文化变迁。
　　然而，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在受降堂存在与发展的文化过程中，过去和当下的张力又都时刻发生着作用。这种张力的作用一般表现为冲突的模式，比如获胜者一方对失败者的纪念物常常予以否认，对之进行摧毁和掩埋。但是这种张力也会有缓和性的一面。因为社会文化的变迁使得过去和当下之间有一定的文化连贯性，即“当下”是基于这样一种文化连贯性来对“过去”的概念进行当下社会关系视角下的全新解释，而并非是全新意义的重新构建。正如受降堂这座建筑，从过去的相扑场、“维灵祭场”、张公祠以及民众熟稔的集会场所转变为受降堂，是尊崇了其与过去的相连贯的文化特质；而在建国后的一段时间，由一座抗战纪念物，无端成为餐馆之流，则是隔断了其与过去的文化连贯性，凭空依照现实而对这个文化“符号”进行全新解释。这种全新解释不仅仅改变了“符号”本身原有文化内涵，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地方民众对“符号”自身特质的能动反应。这一点，我们在对受降堂周边的民众进行问卷调查与个别采访时感受十分明显。
　　但是，我们从受降堂的变迁可以看出，其在50年中不间断意义的“当下”，被人当作一个非历史性的“符号”而可以被自由地瞬间创造和进行历史改造。并没有尊崇其文化连贯性，把它看做是自身在变化的“符号”。因此从受降堂变成之后的各种福利或者是盈利设施的这一过程，可以看出决策者和管理者错误地判断（或有意识地忽视）了受降堂作为文化“符号”的原有特质，以及特质附着的“符号”在地方上对居民的重要性。
　　四、对表烈祠个案的生存变迁分析
　　表烈祠现位于武昌区武珞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阅马场校区大门正对面。1938年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令18军工程营在蛇山南麓修建了这座表烈祠，用以供奉抗战中阵亡的将士。当时的《武汉日报》曾以“抗战殉难忠烈官兵昨举行入祠祭典，武汉官民热烈迎灵弥增哀荣”为标题，对这一盛况进行了报道。
　　武汉沦陷后，表烈祠被日本人挪作他用。1947年，为纪念“七七事变”十周年，地方当局当局组织数万民众，为抗日阵亡将士灵位恢复入祀，举办了游行奉安祭典。然而，表烈祠在建国之后则受到了政治运动的冲击，内部被抢砸一空。之后，表烈祠作为“黄鹄山庄”，成为了当时中南财经大学的招待所，从此表烈祠作为一栋破旧建筑，掩映在无数的绿荫和房屋之中无人问津。
　　2005年前后，武汉市启动蛇山“显山透绿”计划，整治蛇山南麓的挡山建筑。于是开始拆除蛇山上的多余建筑，表烈祠则被保存下来了。在2011年初，武汉市政协委员施平建议，将年久失修的黄鹄山庄改建成辛亥首义烈士祠。武汉市文化局采纳了此建议，为该项目办理了立项报批手续，于2011年8月前完成了维修，重修了表烈祠的两侧翼楼，主楼建筑保存较为完好。
　　于是现在的烈士祠任位于旧表烈祠的原址。但现在的“烈士祠”内，左侧为 “辛亥首义厅”，右侧是才是与原址相符的“武汉会战厅”。究其原因，烈士祠（表烈祠）的重建，是作为辛亥革命100周年大典前对全市27处辛亥革命遗址进行维护和恢复的工作之一，是首义文化区的组成部分之一，故具有浓厚的辛亥革命色彩。
　　蛇山表烈祠作为抗战时期全国规格最高的烈士祭祀场所之一，供奉了许多为国捐躯的英勇之士，理应受到政府的重视。作为全民族的抗战，而非党派之争，这些烈士是中华儿女的英雄。然而建国之后，它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被民居环绕，还圈占改建为宿舍和招待所。重新进入人们视线后，又被纪念辛亥志士的“烈士祠”鸠占鹊巢，失去了本来面目。然而，即使是重建了的烈士祠，陈设也过于简单。而表烈祠的意义则基本被忽视，成了一个简单的抗战资料陈列室（还不论其中有许多浅显的错误），连最基本的祭祀牌位都没有。 　　辛亥首义是资源，是一张大牌。武汉会战同样是一张牌,虽说没有武昌首义这张牌大，但也不能因大丢小。紫阳路的烈士祠本若实在要移址，完全可在省图西靠近广场一带重建，而没有必要占据表烈祠的原址。表烈祠作为抗战遗迹，是重要的历史财富。这样“双祠合并”，结果就是都不正宗，改真迹为“假迹”。我们的现实，虽说在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上有局限，但是我们在保持原有历史的能力应是不成问题的。然而出于商业目的或者行政效率的因素，对原本的文化符号以及其对周边居民重要性进行忽视，割裂其发展的文化连贯性，改此（抗日）表烈祠为彼（辛亥）烈士祠，则反映出相关管理部门对表烈祠等抗战遗迹在认识和定位上的不足。
　　对表烈祠的管理工作存在职责不清的问题。在查询、了解表烈祠的相关资料和信息中，我们先后走访了十余家政府部门和文化机构，但是都没有找到直接对表烈祠负责的政府部门。直接负责日常维护的黄鹤楼公园管理处则因为缺乏有力督促，放任表烈祠的自由状态而不加以有力管理。这样管理职权不明的状态，势必会给表烈祠的管理、维护和宣传带来了很大的问题
　　对于表烈祠的研究工作也基本是空白。只有某一些学者在进行着很有限的研究，如武汉市地方志办公室的董玉梅女士等。但并没有部门负责对表烈祠的资料进行收集、收编、收藏以及整理出版工作，甚至在建国后，中南财大将其作为校产，划为宿舍区和招待所，也并没有相关的校史资料整理以提供一定的历史信息。
　　在历史上如此浓墨重彩的武汉会战和诸多英烈，在老武汉市民心中沉甸甸的表烈祠，到如今在荒废了多年又重修之后却连最原始的面貌都没有了，而且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只有冰冷的资料陈列，导致每日前去此处健身的市民都不知这栋建筑的基本信息。
　　表烈祠这个“文化符号”，在接受其生存环境变化时，与周边的被发生着互动。这种变化，从表烈祠到宿舍、招待所，再到“双祠合一”，都体现出了主管部门的行政意志的强制性和对文化连贯性的无视。因为笔者对附近居民的调查发现他们大多对表烈祠的信息不清楚，这也说明了这种 “符号”意义极大转变对与之互动的民众的影响。表烈祠（现为烈士祠）这栋建筑的来源于与民众互动的意义从祭奠烈士，宣扬民族精神，到财大招待所，再到目前这个定位不清的文物保护单位和市民健身场所，也贴切地反映出了文化变迁视角下的表烈祠变迁与生存状态。
　　五、相关建议与对策
　　在文化变迁视角下，通过融合符号互动理论、“文化连贯性”概念、还有“边界”概念等，我们着重对中山公园受降堂和蛇山表烈祠的生存变迁状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理论描述和问题展示。希望能对未来的相关研究提供素材。同时，针对上述的状况和问题，我们在此也试图从三个角度简单提出一些自己的建议：
　　1、建立抗日战争武汉会战纪念馆，恢复表烈祠原貌
　　在国内，有关抗日战争的纪念馆除了全国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之外，还有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山西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等地方性纪念馆。相形失色的是，曾作为抗战临时性首都以及武汉会战核心之地的武汉，却没有一个全面的完整的反映武汉会战历史的纪念场馆。为了纪念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需要，为了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需要，为了弘扬民族精神的需要，我们认为，建立武汉会战纪念馆是可行的，也是必需的。
　　武汉会战纪念馆作为武汉地方某段历史时期的一个缩影，为人们铭记曾经的武汉抗战历史提供了一个认知场所。而对武汉会战中牺牲的英烈们，我们认为建立一个专门的烈士祠能更好地具备缅怀功能。从世界范围来看，很多国家都有为在民族战争中牺牲的英雄建立“忠烈祠”的做法。我国也不乏这样的传统。因此，恢复抗战忠烈祠原貌与建立抗日战争武汉会战纪念馆密不可分。
　　但是，为了庆祝辛亥革命100周年，市文化局提出把表烈祠改为辛亥革命烈士祠。这是非常不妥当的行为。抗日战争是争取中华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战争，是无数的中华儿女献出生命才换来的胜利。这个祠堂的祭祀对象是不能更改的。辛亥革命的确重要，但是武汉会战的历史意义同样不容忽视，把对辛亥革命烈士的祭祀搬来替代对抗日烈士的祭祀，这可以说是一种抹杀历史的恶劣行为。
　　表烈祠内供奉着在武汉作为战时临时性首都以及整个武汉会战时期的烈士英灵，甚至还可以延伸扩展到武汉会战之后在湖北省内发生的随枣会战、枣宜会战、鄂西会战等，使之具有更广泛意义上的省级英烈祭祀场所。对表烈祠的陈列内容可以进行如下安排：一、为在这一时期里牺牲的高级将领，如郝梦龄、刘家祺等民族英雄设立单独的神主牌位；二、统计出所有在武汉会战时期中牺牲的团级以上军官名录，在祠内设置一个集体灵位；三、将会战期间各大战役中牺牲的士兵，按集团军为大单位，师、团为小单位，依各番号设立牌位进行祭祀。
　　2、正确认识和处理保护与建设之间的关系
　　城市的保护和建设应该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在保护中建设，在建设中保护。保护不等于停滞不前，前进更不意味着破坏故有。轻保护，重建设和只顾保护，不管建设两种态度都是错误的。应该说，一个城市的历史和文化，既代表着一个城市的文明成就，也代表着一个城市的特色和灵魂。一个现代化城市绝对不能没有自己的特色和灵魂。爱护和珍惜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是一切城市发展和进步的基础和源泉。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武汉市丰富的历史文化蕴藏是城市未来发展的巨大财富。而武汉会战，更是继辛亥革命之后，又一伟大的历史事件，珍惜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既是武汉市现代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更是武汉市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把对武汉会战遗迹的保护和城市的现代化发展对立起来，甚至把这一系列的历史遗迹看成是城市现代化发展的包袱和障碍，这种认识从理论上来说是错误的，从实践上来看，也是极其有害的。
　　3、加强抗战文化资源保护的政府主导
　　武汉会战遗迹历史资源保护是一个社会性问题。它牵涉到经济发展、城市建设、人民生活、旅游教育等方方面面，有赖于政府对文物保护的重视程度和全民文物保护意识的提高。从文物保护的经济属性来看，它具有公共服务事业的性质，属于政府经济，只能主要靠政府的政策导向和强制措施。
　　为此，应进一步提高各级政府领导对武汉会战遗迹历史资源价值的认识。进一步增强武汉会战遗迹历史资源的保护意识。把武汉会战遗迹历史资源保护列入政府议事日程，加强保护立法，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开展武汉会战遗迹历史资源保护的宣传教育。提高全市人民对抗战文化资源的保护意识，从而为武汉武汉会战遗迹历史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奠定一个坚实的群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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