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佛像【中原佛像艺术发展轨迹综述】

　　【摘 要】我国佛教由古印度传入，是史上最悠久、内容最丰富的宗教之一。中国工匠艺师汇聚深厚情感和高超技艺塑造佛教造像，用尽千方百计、巧凝造化，追求臻至善美的艺术杰作，使佛教造像由宗教性的教化功能，升华到艺术性的审美层面，蕴育了中国文化内涵与民族旨意。作为中华文化发祥地的中原大地，其佛像艺术也达到了极高的水平。本文对中原佛像艺术的起源发展及各时期的艺术特点进行了评析。
　　【关键词】中原佛像；佛像艺术；发展轨迹
　　佛教起源于古印度，东汉初年传入我国至今有两千余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它虽然风格不断演变，但始终与人们的审美观念紧密相连，体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同时也为我们今天留下了大量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佛教艺术造像实物。佛教与艺术向来有密不可分的关联性，两者在精神和形式上既相通却又不等同。在东、西艺术史上，同样扮演者相生共存的关系。
　　佛教孕育了艺术、佛教充分运用艺术形式作为傅教活动，达成普及弘扬服务，透过艺术性的肢体语言，为佛教的传递、抚慰滋润着人的心灵。然而世界上任何宗教的宗旨，本来都是主张真正的个人自由主义者，过度的自由终究避免不了掺杂个人意识形态而被主导，同时加注不同的社会历史文环境及政治意图等观念混合运动，产生了自立的教义与规律，或许其殊异之处，正是构成宗教之间矛盾对立不断的端因。相较之下，艺术所表现的对立问题就显得祥和了许多。艺术本质仍保存着宗教用以救世救人的心意、纵然稍有出入，但在精神上的差距感应该不太远。佛像艺术动机并不同于宗教目的。佛像艺术纯粹的唯美性，是可以各抒己见的，各尽所能。在美的领域的中，对于一切形式兼收并蓄。
　　东方的中国、印度和西方的埃及、希腊合称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埃及文明如今仅存吉光片羽，辉煌的希腊文明亦成过去。但其文化遗存影响所及，最初由宗教而展开为哲学，再由哲学而衍化为科学，交融传布形成了现在的欧美文化，奠定西方文化的现代文明基础。而中国佛教源起于古老的印度国，是史上最悠久、内容最丰富的宗教之一，奇特的在中国深植滋长。中国甚至还将这个外来的宗教全部教义与法学一概承受，经过长时间和空间的淬炼融会贯通，逐渐演变成一个震古烁今的中国文化根本。佛教造像艺术在中国美术史上冠绝千古的不朽地位是毋庸置疑，倘若移除了佛教造像，无疑中国美术史将黯然失色。然而，这个外来的文化是具有何等影响力入主中原，在境外之地枝繁叶茂的延续传播至今，甚至之后，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相当值得探讨。
　　佛教是像教，以崇拜佛教造像来传播宗教思想，教化后人。事以佛教造像为供奉对象的行为，从开始到现在就一直普遍存在。佛像使信众兴起见贤思齐之心，令人心生仰慕法之思。为此，中国工匠艺师汇聚深厚情感和高超技艺塑造佛教造像，用尽千方百计、巧凝造化，追求臻至善美的艺术杰作，使佛教造像由宗教性的教化功能，升华到艺术性的审美层面。因此，佛教中的佛像和菩萨像、罗汉像，成为宗教艺术创作的首要表现内容，具体实践了中国文化内涵与民族旨意。中国佛教造像主要以铸造、雕塑、绘画、刺绣等造作技法，取材广泛。地球上存有动物、植物及矿物三大物质种类供人类作用。早在春秋末至战国初(西元前475年间)，中国即有手工业技艺文献《周礼、冬官考工记》概论百工，工艺论述展现出中国的能工巧匠善用材料的高超智慧，纯熟的工艺技术所创作佛教图像其种类多样，无论是青铜佛像、鎏金佛像、紫铜佛像、金佛像、银佛像、铁佛像、木雕佛像、玉石佛像、竹木牙角佛像、绘画刺绣等等包罗万象。均可展现能工巧匠之思和绝妙之艺。
　　‘佛’是觉悟者的意思，‘菩萨’是指能觉一切有情，菩萨具有佛陀智慧，同时以慈悲心救济众生。人生在乱离的世局中，天灾人祸不断，无论人事如何努力，也解决不了饥饿苦难的现实。天道既不足愿，生命亦无保障，恐惧、悲观、厌世的情绪充斥。信念所致，中国的艺术家化一切苦难，诉诸寄托在佛的慈悲形象，弘扬佛法无边的大智慧，寻求希望抚慰生灵，表达人的敬畏与谦卑。现存的佛造像常见涂饰金色材料，这是中国的一大特点，传有三分塑七分绘之说，又有装銮之称。因为工匠艺师认为绘的作用更重于塑，显示佛法无量功德、无所不在，犹如日光普照一切众生，故多以金彩着色。金身装銮借以歌颂阳光，隐喻众民生渴望脱离迫害，向往自由幸福生活的心声。对应了宗教信仰在乱世尤其盛行的现象。
　　根据文献考证大可推溯到东汉永平十年（西元67年)佛教东传的路径，自洛阳白马寺盛饰佛图，画亦甚妙，为四方式。凡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构造，从一级到三级、五级、七级、九级，世人相承，所谓之浮图或云佛图，证明西域僧徒迦叶摩腾和竺法兰来到洛阳鸿胪寺（后改为白马寺）的说法。另有其他说法如中亚通道即丝绸之路传入四川等，众说纷纭难以定论。佛教传入中国初期发展仍未独立，弘扬佛教之初，教义并未被完全理解，依附在本土宗教而流传。与儒教、道教混杂不清。并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与冲突，形成一种混合的宗教型态。随后的大乘佛教形成及教义开始与中国传统伦理、哲学观念，黄老之术相容相对，相互依存、相互吸收，逐渐地被接受而自立。开启了中国佛教艺术伟大的传统。
　　汉代结束之后，中国历史由大统的局面进入了一个分裂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在这时期的佛教文化艺术并没有因为国家的分裂而停滞。反而奇异的飞跃发展起来。就其原因包括：一、乱世流离造成社会破坏，但却促进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二、战乱时代，提倡和平行善的佛教迅速发展，导致佛教艺术的兴盛。三、士大夫不再崇尚治国的经世之术，挣脱了正统儒学的精神羁绊，而且推动了佛教文化艺术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汉译佛经大量出现，佛的形象随着大量经典传译而散播。初期的佛像造形仍保存着浓郁的城外民族色彩，脸型瘦长，五官轮廓较深，衣褶简练线直而硬，体态端正容肃，体态造型源自于印度犍陀罗。佛教造型创作是没有个人自由的，仅能以一种固定的形式不断深化宗教精神和审美功能，所展现的形态规范性，是在特定的审美经验中不断反复选择的结果，神性于美感不断追求，成为相容共创的宗教理想。
　　三世纪以后，称为五胡的游牧民族向中原迁移，西晋消亡后，华北的霸权争夺战争开始，最后由鲜卑拓跋氏统一建立北魏。北魏时期留下最经典的文物就是佛像雕刻，更以佛教大像造为最代表，残留在莫高窟、云岗石窟及龙门石窟等多处一直足以见证。佛教也在此时，称为鲜卑拓跋族统治多民族的力量，统治者祖以下五帝为依据。魏晋南北朝期间，都曾发生以国之力大兴佛事，翻译佛经也达到盛况空前的局面，贵族豪门、民间百姓无不争相建寺造佛，规模均十分宏大，造型古制、形式朴拙对称，首见背屏是多尊组合群像明显特点，风格也呈汉传之样。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人与文化自觉的时代，建立了艺术的审美价值观，当时中原佛像艺术除了表现外在的法相，更着重展现内在所散发出的精神气质。中国艺术家消化了印度佛教美术强烈的肉感和性感特征，超越感官欲念的理性思考，思想专注在人性的价值强调，对于外来的肉感与与性感表征有意无意的淡化。造像中明显的性征被减化，肉感不再是造型的重点，佛与菩萨向中原性转化，试图以观念形象来超越视觉感官的宗教永恒性。梵像艺术汉化的过程，中国画家起了重要主导型作用。画家们同时兼做道教美术创作，牵引佛教与道教艺术相互观摩发展。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提及东吴至宋代重要的三十七位画家，称“无不以佛道为公”，直接点出佛教、道教绘画与雕塑造形的创作范本，其中更以北齐曹仲达所绘的“曹衣出水”曹家样式，南朝张僧繇的“天竺凹凸花”张家样式的两大样式为主派。
　　奇特的是中国名工巧匠名留史书者不多，这种现象与如此大量的雕塑遗留佛造像很不相称。东晋时期戴逵、戴颙父子难得史上对其造型贡献；一是创立汉式佛造像之新样式，作品克服了生硬摹拟外来佛像的样式，令人产生亲切感。二是在佛造像的量度比例上提出新模式，并积累了塑造大佛像的丰富经验。随着画家的笔法、工匠的手法改变，佛菩萨相变为中原汉族的体征，以“秀骨清相、褒衣博带”为风尚，肉髻由高变低，衣着有印度的半袒肩式或通肩长衫，变为中原士族的宽衣博带式，广袖高履，而真正体现汉化特征则是中国文化的内在韵致，展现六朝以来所谓的势与意。势与意必须以“形”来展现，所以不再忠与对物体的细节描述，而是以简化的整体直观来表现，创化佛像所在之处氛围有如凝定在亘古无间之中，使人向往在时空流动的融合感，宛若置身于一种概念化、抽象化的永恒境界。佛教传入中国的三百年间，图像由梵式演变成汉式，神圣而庄严，典丽而宁静，这种遗韵气象，已不同原始佛教美术，而是中原文化对佛教造像文化内质与义理的重新诠释与理解，更是中原佛像艺术的早期形态。
　　隋唐以降，国家大统一，南北水路交通开拓，双边文化荟萃交融，加上文炀二帝笃信佛教，崇扬佛法，甚至立法严惩毁佛像者，强制性政策兴起佛事大规模铸造佛像，质材应用产出更趋于多元突破，更积累出丰富的佛像造作之精进技术与理想设计，为佛造像工艺奠立深厚基础。然而，中国佛教的真正开展，应该归功于唐朝。唐朝（西元618—907年）是世界公认为中国最鼎盛的时代之一。唐朝的鼎盛国力，外交战略制服四夷，在亚洲大陆畅通无阻的扩张，完全掌握丝路霸权，与众多国家发生空前的经贸文化交流，各国思想与艺术形式广泛输入，首都长安成为国际都市。唐代大体对宗教政策宽容，佛教和道教都有较大发展，民间信仰自由，特别是玄奘大师自天竺（印度）取经回国，禅宗的崛起大兴，诸多宗派的形成（如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净土宗、禅宗、华严宗、密宗等），各宗派都有各自的信仰与供奉尊像，促使佛像和菩萨相走向世俗化，佛造像更接近生活常态而亲民近人。盛唐文化大格局，结果是扩大了工匠艺师的视野，开始以更加自然写实的形象，取代了以往高度程式化抽象表现和以线条为主的风格，画家中的翘楚以吴道子的“吴带当风”成为吴家样样式，周昉的“水月观音”成为周家样式为主的两大主派，诠释刻画出佛像的新样式，完成了佛教图像的本土化，呈现唐代佛像艺术登峰造极的状态。为此，“唐风”确立了佛像中国化的艺术风格。历经隋、唐两代多样的风土民情加工与刻画，佛教艺术慢慢与中原思想融通、交合、升华到极致。今日敦煌莫高窟中将近半数为唐代遗作，其壁画的雕刻幻化的制造手法，完全的图雕造型姿势更为生动，在写实精神与审美意识的主导下，容貌圆润，体态饱满，衣饰华丽，轻柔利落，气象庄严，更有闲适自在的坐姿，相继出现陪衬造型装饰，如花蕾果实及瑞兽跏座等，不仅充分掌握装饰艺术的构思，同时显露出佛造像的内在精神，此时与多国间文化的往来，是中国佛像制造技艺提升极为重要的经验，是中国佛教造像塑造的黄金时代。
　　值得顺道一提很不幸的事；唐武宗是唯一反佛的在位者，为尊崇道教、长生之术，而大举灭佛，下令全国佛寺，只留下少数寺庙，而废弃的寺庙里的铜佛像、铁佛像没收熔毁，衣冠士庶之家的佛像也一律缴官没收，对佛教艺术造像伤害极大。此外，唐代初期由北印度传入西藏地区的密宗，及中唐时期，由中南印度传入中国的密宗，对中国佛教史上也是一大转变。唐代以后，西藏完全成为密宗的佛土，历一千四百余年的演变，发展成政治宗教合一的特别行政区域，与其说是佛教文化的奇迹，还不如说是佛教的世外桃源。此外，隋唐之际，穆罕默德在大食创立回教，以武力传教，马蹄所到之处，佛教尽为所灭，安息、大月氏、康居、迦湿弥罗、犍陀罗、疏勒、于阗、龟兹、高昌等国的佛教，从三国时代到明代时代之间，先后被妖教、回教侵略吞并，西域佛教也因而从此没落。
　　中国分裂时期多种流派同时发展并相互融合的现象，是佛教艺术发展过程的主要特征。唐朝末年形成藩镇割据的乱象，局势变乱，动荡不定，外族侵凌征战不休，思想殊异的结果，导致人心颓废，社会风气败坏民不聊生。五代十国延续了这种分裂的局面，前后历经仅仅73年，却出现了15个朝代交跌兴替；其中吴越王国72年最长，桀燕帝国3年最短，各国平均仅30年。五代（西元907—959年）北方政局不稳，经济萧条，君主多为胡人，好奢侈浮靡，尚武轻文，缺乏治国才能。军人拥兵辱擅，好战弑杀，骄横跋扈，干戈四起混战不休，引起重税、战乱、酷刑的磨难，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和流落南方，普遍存有颓废之倾向，以缺德为荣。十国（西元907-979年）君王亦多为军人（节度使），但是政局相对较稳定，战祸较少，重视贸易，又多兴修水利和功课农桑，促进商业及农业发展，使南方经济发展日渐凌驾于北方。由于政局安定，君主提倡文教，礼遇学士。甚或君王本身喜好文学；带动刻印经籍的风气盛行，使南方文化发展远胜北方。
　　五代十国的佛教文化发展以南方为主，北方紊乱的时局波及佛教遭逢两次法难，分别是晚唐武宗会昌五年（西元845年）与后周世宗显德二年（西元955年）灭佛之灾毁寺拆院，焚经灭典，强迫僧尼还俗，其中，禁铜法颁布，违者严格处分，没收了所有金、银、铜、铁、钻石所制之品，造成各种造像、祀器严重损毁灭绝。两次灭佛法难，使五代之前，中原地区所有寺庙及佛造像造作品面临空前浩劫，过去为统治者或为僧徒所膜拜之佛像中，又以记载着高深工艺技术的金铜铸造佛像受创最为严重，几乎全部遗存扫荡殆尽，中原佛事再度消歇，金铜佛造像因此断层了将近一个世纪。五代佛像艺术形式承载晚唐风格，造作形态较程式化，特征并不鲜明，加上传世有明纪年铭的佛像微乎其微，可资比照的凭据实为不足，形成中国佛教艺术的一个缺口。所幸，政局经济与社会环境相对稳定的南方十国（福建、杭州、四川、广州一带），提供了北方人逃离恶劣的避难地，北方人口大量南移，宗教文化南北两陆交流，带来了佛像制做的需求与技术，佛像艺术得有所发展；十国政权中有多为统治者憧憬佛教。在统治区域内开凿许多有石窟雕刻佛像，佛像艺术继承了唐代遗风而形成地域性的特色，为中国后期石窟佛像以艺术的代表之作。 　　宋代，是历史上的一个特案，朝代被划分为北宋（西元960—1127年）和南宋（西元1127—1279年）两个阶段。宋朝历十八帝320年，与其他王朝相比，宋朝较长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例外。上承五代十国、下启元朝，宋政权与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辽、西夏、金政权交迭对峙而存，注定了内忧外患的局面，对佛教发展而言，这一时期的外来影响与皇室的支持有着特别的意义。然而，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经济、科学与文教最繁荣的世代之一。儒学的复兴，社会上弥漫尊师重教之风气，科技发达突飞猛进，造船、矿冶、纺织、染色、造纸、制瓷、指南针、活版印刷术和火药等技术，在生产规模和研发改良上都大大超越了前代，“宋词”与“宋瓷”堪称世界文学史及工艺史上之卓越典范，后世肯定宋代为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和“经济革命”代表时代颇有人在。禅宗自唐起始，到了宋代更为主流教派，禅宗着重内心的修善，渗入老庄思想的成份，提倡恬静朴素的生活和神秘的直觉，禅宗思想影响了儒家哲学，构成一番宋儒理学的新面目。换言之，宋代的佛教，已有佛而入儒，因禅宗而产生理学，是中国文化史上演变的升华作用，也是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融会的成果。
　　汉末、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以降，佛教已然中国化，但儒、释、道三家互争学术地位，三家思想同源的磨合，在历史上的运动始终没有停歇，延续到南宋末期才划下句点。南宋的禅宗大师们大谈奇儒家学理，佛学儒化，儒学佛化的迹象非常鲜明，佛教在当时士大夫的支持下彻底汉化，造像风格趋于平易近人。五路本土化或世俗化，甚至所谓的庶民化趋向，在宗教意义上或许是一种失落，但在艺术上则是重要的层次进化，反映一定程度的心性刻画，表现出宗教艺术探索“形而上”的境界，也是由于当代主流艺术是绘画，佛像稿本深受绘画“写心”理论影响，使之更富于写实精神的内在张力，建构了中国中原佛教艺术发展的成熟期，颇具有时代意义。
　　统治中国北部的一个契丹族王朝（辽），建国于西元907年与五代十国同期共存。辽为北方古代多民族共同联盟政权，北宋建国初年曾多次兴兵北伐，疆界地带征战不断，至宋景德元年十二月（西元1005年1月）缔结澶渊之盟，促成辽、宋经贸文化交流基础。辽朝疆土辽阔，异族人种复杂，设南面官和北面官双规官制，实行以族制治契丹，以汉制侍汉人的政策，故大纳唐宋思维。辽二百多年间，权贵崇佛，重僧者众，在朝廷腹地（现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地带)、渤海故地(现辽吉地带)、燕云地区大兴佛事，贵族及民间盛行建塔、筑寺、造像、刻经和念佛等佛事。窟龛造像、寺院堂塔，林立分布各地，遗留现世甚多，见证辽代佛教寺院造像、仪轨制度和艺术成就不可多得的实体证据。虽然早期造像仍继唐代余风，后受契丹北方够牧民族风格影响，随即表现出自我特征。佛教图像绽放出清晰的漠北民族风格，端严纯朴、丰厚挺健，刚毅雄强，形仪生动，于传统典范中再造佛艺术，神形气质流露出新时代的审美理想。
　　西夏是中国西部的一个封建政权，由游牧民族党项人所建立（西元1038-1227年)。西夏与辽、宋、金三朝共代，夹处于金与南宋两朝之界，在时间与空间上的相对弱势，遭受强邻牵制与影响极深。西夏朝是党项族接受汉文化较多的一个民族。可以说，西夏核心文化就是儒家文化。西夏佛像彻底背离了同时代宋朝的风格，西夏朝控制了中原与西域的交通要道「丝路」，是吐鲁番僧人前往辽、金传教必经之地，传教僧人自然影想所到之处，创造了西夏佛像独立的风貌，但西夏佛像样式并不是仿照西藏样式而制，是党项族表现自己强悍的民族精神和独具的文化性格之阐释形象。有“草原上的敦煌”之称的百眼窑石窟寺（今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旗)，是西夏佛教壁画艺术的宝殿，在额济纳旗黑城、绿城子等地所发现的西夏文佛经，释迦佛塔、彩塑观音像，更是佛教遗迹在荒漠的重要发现。西元1036年西夏消灭瓜州、沙州的义军政权，开始统辖敦煌地区，西夏帝多次整修莫高窟，由石窟中涂绘绿油漆之残迹。隐约可见中原文化及吐鲁蕃风格，让佛像艺术表现的更加光辉灿烂。西夏仁宗皇帝〔西元1159年)曾请土鲁蕃喇嘛藏索哇入宫传教，尊为上师，从此喇嘛与皇室支持者建立了一种特殊关系。后来这种关系为元代与清代帝下所沿用，世俗和精神权力的结合。使皇族对佛教的提倡有了新的含义。
　　受辽统治下的多民族之一‘女真’，因辛苦在前，逸乐则不共，萌生强烈反叛意识，遂至辽天庆四年（西元1114年）兴兵反辽，大败辽军，次年立国号大金。金朝建国初，随之与宋缔结海上之盟，共攻克辽；不料接着旌麾直指宋，大举南侵，靖康元年（西元1126年）开封沦陷，次年俘虏徽、钦二帝，宋都被迫南迁至临安（今杭州)，构成南宋与金对峙局面。金虽然入侵中原，却没有确保中原的信心，以完颜氏为首的女真族自知，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社会习俗等方面都不如汉，‘汉化’成唯一捷径。因此佛教盛行，大肆营建寺院佛塔，多处佛教胜地，继辽之后又有深造，促使供祀佛像成风。辽、金两代的佛像艺术观念略有所变，可能是北方族性的偏好，造佛像者有着刻意追求西藏风样，塑造手法倾向程式化，躯体与面部不着重写实，这也许可以作为金代存续的120年间，完成了化边陲为内地，变蛮夷为华夏的历史任务，缩短了外民族的文化差距，使之融入中华文化的大系统的最佳见证。此外，还有金代的铜镜数量多，式样美、题材广、品位高、文化含量重。铭文铜镜的内容与书法，构成了金代独具特色的文化艺术表征，对照出金代对中原文化的吸纳，融汇与创新。
　　中国史上首次以外来民族统一中原的元朝，是个由各民族组成之民族大联盟。蒙古族发源于蒙古高原，以游牧为生。西元1206年铁木真一统蒙古各部，建立政权，被尊为“成吉思汗”。其后蒙古族发动一系列战事，所到之处，无不征服，先后灭辽、西夏、金，金亡后大举进攻南宋，中国回归一统。元朝的大统一结束了五代以后长达三百多年的分裂状态，疆土比汉唐更加辽阔。金以少数民族统治广大的领土，不得不以实用为考量，积极吸取汉民族的优秀文化，忽必烈受汉族影响即位后改汉制、用汉法。促进了零散的少数民族彼此之间联系，缔造前所未有的东西交流，奖励科学技术，再加上大众文化的兴盛，勾勒出新世界帝国的格局，可谓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一大转化期。元朝十帝无不崇尚释氏，特别是藏传佛教获得朝廷相当的尊重，成为国教，敕封帝师，作佛事、建寺院、铸佛像、收僧尼，寺观之数为历代之首。元朝与中亚、西亚地区的蒙古势力保持开放的往来关系，许多外来宗教也有相继传入迹象，各民族间的交流频繁，文化艺术的多样性刺激，风格独特的西藏造像大量传入中原，与流行千年的汉式佛造像同时并存。皇室热衷依靠外来工匠造作藏传佛像，最著名的是尼泊尔人阿尼哥。阿尼哥是个建筑师、造形雕塑家和工艺美术家，将梵式造像引入中原。西天梵像诠释了中尼两国文化的交流及汉、蒙、藏族融合后的新美术类型，其泥塑、铸像、脱胎夾紵等造形技艺之传授，培育出一批高素质之工艺能手。值得一提的是，元代仍有多数汉族士人，志节忠贞不愿服侍外族，选择了归隐于世，转而投入戏曲小说与瓷器的创作行业，成就了与唐诗宋词并称的元曲。元青花瓷器丰富瑰丽的绘文图本，更接继了宋瓷的光辉，《元代双塑记》问世，验证了工艺制作的精华时代。 　　辽、金、元三代为中国多民族发展佛像艺术的辉煌阶段，这一时期的艺术写照适度反应了外族色彩，菩萨、罗汉、天部、十二圆觉、十二元辰、二十八宿等为时代精品，形仪动人均有创新性突破，对中国佛像艺术之成就，具有显著及重大价值。佛教信仰到明清时期早已深植民心，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朱明打败了蒙古族恢复汉统，明初采取整顿休养生息政策，宗教发展态势因此趋于平缓，明朝政权提倡士大夫进仕以儒学与朱注经疏为范本，使佛教中的权威禅学难与抗衡，故步自封导致许多佛教传统不绝如缕。此外，多位明帝对藏传佛教的兴趣仍在继续，信奉目的可能用于维系中央与边境地方关系的一种政治手段，因此带动喇嘛与外族工匠不断来到中原。永乐年间，喇嘛奉昭到明都南京，永乐帝为夸耀国威，常有好大喜功之举，仿照西藏贡品制作大量铜佛像作为赏赐，这种互赠礼品的做法是藏传佛教艺术固有的传统。这时佛教造像达到了最高造像水平，此时的造像面相饱满、造型优美，艺术水平极高，统称永宣金铜造像。到了明代宪宗成化、嘉靖之间（约1472—1528年间）王阳明理学的思想大行，从此以后，中国文化思想的领域，大半都是陆、王的思想。由此经明武宗而到万历，王学大行，末流所及，弊漏百出，终至有“圣人满街走，贤人多于狗”之讥。理学到此，已势成强弩之末，也与禅宗一样，都有等分齐衰之概了。相较之下，佛教人才衰落，僧众良莠不齐，声威难以重振，佛教图像弥漫官样化，作风生硬，佛教随着明室的衰败而日趋没落。
　　明末时期，西藏密宗早与满人有了政台上的默契，因此，满清初期，是偏重佛教的密教。满清为外族政权，建国时仅有数十万人，却要统治数亿的其他种族，为加强政治力量，立佛教为国教。藏传佛教对清代朝廷的影响远远超过前朝，官廷所制藏传佛像造形，虽然遵循西藏造像的仪规和量度。但过度趋于精雕细琢，装饰繁琐，往往忽视了作品内在精神的张力，追求外在的虚华，装饰色彩十分浓厚。对藏传佛教艺术并无明显的推进提升作用。乾隆一代，承皇室传统习惯，笃信佛教。嘉庆以后，因欧风东渐，西洋文化思想随教会与之俱来，佛教发展也随时势的推移大有转变。清末佛教图像普及到如同凡人一般。神佛气质不再，装饰上趋于简单，乃为当时佛像艺术之造形特色。
　　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明清两代佛教传世已无需仰赖皇室权贵的扶持，民间早已盛行筹办法会等活动宣传佛法，佛法教义和理论上没有明显的创新与突破。两代之间造像虽有佳作遗存，但趋向现实主义所支配的造型艺术形式，构思多以延寿、祈子、招财、进宝等世俗观点，崇尚现实利益色彩浓厚，佛像风格趋于规律化，姿态僵硬，着重于外在的装饰，造形和神态缺乏宗教艺术的神圣特性。清代制瓷，工艺发达到极致巅峰，尤其是康雍乾年间，举凡形制、质量皆属各历代之首，瓷制佛像数量亦为历来之冠。
　　中原佛像雕刻塑造已有两千年历程辉煌成就。直至今日，中国美术考古仍不断发掘出新遗迹，许多史无前例可循的艺术形态，造形样式，造像类别，整体风格连续出土，越来越丰富且复杂，形成难以定论，需要不断改变的延续现象。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任何文化都是随著整个民族历史发展和产生，建构具有民族特性的传统脉络。谨以本文与读者参酌，一同感受中国佛像艺术之辉煌，虚心体悟作品中隐含的奥秘智慧，从古文物中解读专属于中国的雕塑观念、艺术哲理，共同守护先祖传承的珍贵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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