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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玲知识分子话语的复兴]帝国话语的复兴

    时间:2019-05-04 03:22:4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摘要:丁玲是五四造就的时代宠儿,受时代感染,其创作早期体现出鲜明的知识分子话语特征,之后这一特征同样受到时代影响逐渐衰微,被革命话语,民族话语、毛泽东权威话语所取代,然而早期形成的知识分子品格又常常不经意间流露出来,即便在延安这一特殊环境中。
      关键词:丁玲;知识分子话语;复兴
      作者简介:马景文(1968-),男,河北高碑店人,硕士,保定学院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12-0203-02
      作为一个有着独立价值取向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应该是近代才出现的。中国传统上并不具备独立的知识分子群体,也就不具备独立的知识分子话语体系。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末,1905年清王朝废除科举,大批文人从政为官之梦破碎,被迫游离于政权体系之外,形成一个庞大的文人群体;再就是靠庚子赔款留学英美的一批留洋学生,在接受了较系统的西方教育学成归国,这批人大都保持了独立知识分子身份,没有或无意进入官僚体系,如胡适就有著名的“二十年不谈政治”之说。这两股势力在世纪之初合流构成一个庞大的具有现代思想意识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体。
      现代知识分子是一批具有批判意识又游离于政权体系之外的一个新的阶层。具有鲜明的批判意识是其最核心的特征,有人概括出“知识分子”的一些含义,“首先,知识分子是一个批判者……其次,它的批判对象是主流社会,即拥有各种政治权力的社会体制……另外,批判发生在体制之外,是外在于体制的知识分子对体制本身的批判”。【1】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当然是建立在这一群体的形成基础之上,它明显受到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先进文化的影响,西方各国经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及法国大革命后,人的价值,人的权利被充分肯定。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现代意识深入人心,人生于世间,首先是一个人。西方这些先进的人权思想在世纪初大量涌入中国,这种先进的文化思想无疑会与中国传统的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伦理价值观发生尖锐冲突,在冲突中,人们发现传统的封建伦理价值体系中,个体的人被置于群体之中,其价值也体现在群体之中,个体的人的独立意识不能得到充分体现或根本就得不到体现。西方文化传入后,中国有识之士,逐步吸收西方文化中先进的个人价值观念,来同群体观念相抗衡,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现代知识分子意识与知识分子话语。这一话语体系在五四时期曾一度勃兴,影响巨大,形成一个持续十几年的潮流;之后受到了革命话语、民族主义话语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思想的权威话语的挤压,又一度衰微,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
      20年代末以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登上文坛的丁玲,是时代造就的。时代造就了她的自由思想,她的叛逆精神。她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五四” 洪流之中,她当之无愧地成为“五四”的女儿。身处洪流之中的她,“用我手写我口”,抒发自己强烈的内心感受,在“五四”大潮回落之时,用自己的笔及笔下的形象,掀起了一些小浪花。这个时期她的创作,受时代影响,显示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张扬着“五四”时代知识分子话语。
      30年代初,丁玲开始由自由民主主义者向无产阶级左翼战士转变。之后几年,她的创作逐渐由对个人命运的关注,转向对民族、集体命运的关注,其话语也逐渐由“五四”知识分子话语向革命话语、民族主义话语转变,当然这一转变过程不是很顺利,她还不时流露出前一时期的知识分子话语,在关注国家、民族、集体命运时,还不时显现出对个人命运的关注。
      1936年11月丁玲辗转到达陕北。丁玲曾说:“陕北在我的一生却占有很大意义”。【2】她以最大的热情去迎接新生活,在民族危机来临时,抗战是第一要务,高扬民族意识,唤醒民众抵御入侵者,都是当务之急的。丁玲马上投入这一工作中。几年间她就写了七、八十篇报告文学,表现了边区各条战线英雄事迹,较好地宣传了抗战。同时她还创作了一些小说作品,《一颗未出膛的枪弹》、《新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等。
      从其中的《一颗未出膛的枪弹》、《新的信念》两部作品我们看到,题材是抗战题材,主题是激发民众的抗战情绪,她在宣传抗战,为抗战服务,其话语完全是“救亡”主题激发的民族主义话语,已看不出早期作品中浓郁的知识分子话语气息。作品的话语立场与话语形式已不再是知识分子启蒙话语,也不再是反映无产阶级意识的人民大众的革命话语。
      同样创作于这个时期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及杂文《三八节有感》等作品,在宣传抗战、激发斗志的同时,更多地流露出了丁玲的知识分子独立意识、批判意识,流露出早期的知识分子话特征。我们不能不把这些作品看成是丁玲知识分子话语的复兴。
      来延安前,解放区之于丁玲简直就是她理想中的天国,她渴望离开魍魉世界,渴望延安新的自由的环境,甚至连组织安排她去巴黎工作都不接受,执意来到延安,然而当她真正扎根延安之后,她发现延安也并非如她先前所想,延安并非净土一片,并非世外桃源,延安也存在一些诸如官僚主义,封建主义、男女不平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五四大潮中成长起来的丁玲,勇敢地拿起笔去揭露这些问题,这些阴暗面,由此我们看到“五四”时期的丁玲又回来了,她又在自觉地用知识分子话语来呼唤男女平等,呼唤个性解放,用个性主义、人道主义来揭示现实中的问题。
      《我在霞村的时候》叙述了一位农村女性贞贞的遭遇。惨遭日军蹂躏并被迫做了日军随军妓女的贞贞,染上梅毒,潜回村中,结果却招致村人疏远、歧视,而“我”经探察后方知,贞贞之所以做了随军妓女,“自甘堕落”是因为我方的安排,她是我方派往敌营的情报人员,她用牺牲肉体的方式,为我方送回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使日寇军事上常常失利。”
      贞贞的痛苦,一方面来自于侵略者对她肉体的蹂躏,另一方面更多的来自村人的歧视。被日军蹂躏的痛苦,她还可以自我解脱。而被村人不理解,被村人甚至家人歧视,她却没有任何方式寻求解脱。贞贞本应得到安慰、同情、呵护,而村人们反认为她是淫荡不堪的,都故意疏远她,“尤其村中那些妇女们,因为有了她才发现自己对自己的崇敬,才看到自己的圣洁来,因为自己没有被敌人强奸而骄傲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村人们虽然生活在解放区,但并没有摆脱封建贞洁观念的羁绊,要清除这种封建遗毒还需要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同时,我们看到面对村人歧视与情人的怜悯时,贞贞却显示着反抗与决绝的姿态。贞贞面对村民的歧视,没有流泪,没有一点弱者的样子,我们看到的是又一个具有叛逆个性的“莎菲”,她所处的环境与“莎菲们”当时所处的环境没什么太大的差别,这又明显是“五四”知识分子话语了。由此我们仿佛看到反封建的启蒙已经突破反侵略的“救亡”主题的遮蔽了。我们可以认定作家潜意识中的“五四”知识分子话语不经意间流露出来。   《在医院中》以某后方医院为背景,故事围绕产科护士,年轻党员陆萍展开,暴露了革命圣地延安存在着的一些阴暗面, 陆萍这个从大上海来的知识分子,怀着巨大的热情投入到医护工作中,她不但对她本身的工作,抱着服务的热忱,而且很愿意在其他技术上得到更多的经验。同时陆萍又在以知识分子的目光审视着这个世界,发现处处存在的问题。医院应有必要的医疗设备,应该讲究起码的卫生;革命队伍中同志之间应有起码的同志之爱与彼此的信任;革命者应有较高的工作热情,可这些她全看不到。她看到的是同志之间的冷漠,是工作上的麻木,是一些长期以来形成的封建陋习,于是她不断向人陈述、倾吐她成天所看到的一些不合理的事,“她去参加一些会议,提出她在头天夜晚草拟的意见书”。落后的卫生环境与同志之间的冷漠的人际关系使她对革命信念产生了一些动摇。“她回省她日常的生活,到底于革命有什么用?革命既然为着广大的人类,为什么连最亲近的同志,却这样缺少爱。她踌躇着,她问自己是不是对革命有了动摇呢?”在某种程度上,陆萍的情感便是作家自己的情感。我们看到作家站在知识分子立场上来审视这个世界,她看到这个世界还有很多落后的东西,物质条件不好,慢慢可以克服,而革命者缺乏工作热情,同志之间缺乏同志之爱,缺乏彼此的信任,这如何克服呢?作家向人们提出了问题,我们再一次看到了丁玲的知识分子话语,知识分子批判。
      丁玲这一时期的《三八节有感》更凸显了她的知识分子品格。虽然很多论者多从女权主义角度来探究丁玲的这一名作,但我们更认为这是丁玲知识分子话语的不自觉的复兴。心中圣地的延安,竟然存在着严重的男女不平等问题,妇女往往是人们谈论的话题,要承受各种各样的非议,结婚会被人议论,不结婚也会被人议论;结婚生孩子照顾家务,被人看成落后,不要孩子干革命同样被人说三道四;离婚被认为有问题,不离婚又被认为拖后腿。这让妇女同志何去何从啊?受过“五四”洗礼的丁玲更看不惯,一些妇女嫁得大人物,就可以有保姆照顾孩子,有充足的伙食供应,甚至每周都有交际舞参加,而若嫁给普通干部,不仅孩子没人照顾,孩子还会被没有洗净的布片包着,扔在床头啼哭。男女不平等之外更有人与人的不平的,同为女人,命运差距怎么如此巨大。怀揣理想奔赴延安的丁玲不愿看到延安这些不平等,他要呼吁人与人的平等,呼吁男女的平等。有人说丁玲在延安是暴露派,我们说这是丁玲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话语的灵光闪耀。
      这些作品在延安这个环境,当然与主流话语不合拍,它们在当时及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遭到了批判,但时过境迁,几十年后我们再来看这些作品,我们会看到丁玲艺术感觉的敏锐,艺术表现的胆识,更会看到丁玲知识分子话语的不经意地流露。
      总之,丁玲的创作,其话语立场先是由“五四”知识分子话语立场,转变到大众革命话语立场,再转到主流民族主义话语立场,但是“一个人一旦进入某种话语,退出极难”,【3】“五四”知识分子话语已在灵魂深处生根,即使是在抗战这个非常时期也常常有所流露。
      注释:
      【1】邵建:《枭鸣的猫头鹰——知识分子肖像》,贺雄飞主编《今日思潮》P352,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
      【2】《陕北风光·校后感》,《丁玲文集》第六卷P60,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李陀:《丁玲不简单》,转引自贺雄飞主编《今日思潮》P 431,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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