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陈映真《归乡》看台湾文学的乡愁情结】 陈映真《将军族》
时间：2019-04-24 03:19:1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内容摘要：乡愁是台湾文学作品中的一个重要存在，更是陈映真创作中的基本主题。陈映真的创作无论是外在形式还是内涵都深切地反映了他的乡愁情结、中国情结以及民族意识。本文试从他晚年力作《归乡》来分析陈映真小说创作中的思乡情绪。
关键词：乡愁；陈映真；《归乡》；台湾文学
有人说，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就会有乡愁，与祖国分居的宝岛台湾，就是一个寄托乡愁的岛屿，因为那里有着许多游子们无法挥霍的离愁。对许多台湾同胞而言，乡愁不仅仅是一种思乡的衷愁，更是一种极为可贵的精神滋养和生命源泉，是一种渊源流长的精致文化传统的深深依恋。他们将自己的魂牵梦绕、挥之难去的浓郁情结寄托在文学作品当中，使得乡愁成为台湾文学作品中的一个重要而真实的存在。
捧读台湾的文学作品，给我们印象最深的也是这种极具情感色彩的故土之思。台湾作家有一首叫作《乡愁》的诗说得十分到位：“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以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这首言浅意深的诗歌蕴涵着万千韵味，思乡之情，尽在其中。
与诗歌《乡愁》具有同样感触的还有许多文学作品，陈映真的作品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记得第一次接触陈映真的文字是在九十年代初期，那个时候可能因为年龄的缘故，更喜欢纯文学或现代主义这些类型的作品，喜欢那些讲究个性以及唯美的东西，因而对他的作品印象并不深刻，甚至有一种排斥的感觉，总认为他的作品有着一种浓厚的现实主义成分，或者敏感氛围似乎很浓。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知识面的扩展，对于阅读的品位也在提高，才逐渐发现陈映真的作品的可读性，在陈映真的写作里，你找不到媚俗的东西。然而，他所给予读者的，却并非一个高高在上的“精英”的印象。相反，正是他那坚定的弱小者立场，和非常平民化的热诚的文字，清洗着被“精英”意识所污染的心灵。阅读陈映真，除了一种反省和清洗自己的傲慢的灵魂之外，便是被他的思想所折服。能够读到一部有思想的书，就是我感觉最大的收获。而陈映真的《归乡》似乎就是这样一部具有思想性的小说。虽然他的小说与其他台湾小说一样，也是从不同的角度演绎着同一个主题与诉说着同一个心声,那就是他的“中国情结”与祖国的统一。但陈映真的“中国情结”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在他早期的作品中,这种情结只是一个朦胧的渴望，到了中期则逐渐明朗,并创作实绩日益丰硕。晚年的陈映真在“台独”分子猖獗的情况下,把这种情结酿得更加醇厚与浓烈,他的《归乡》就是最好的证明。在这部小说里，除了他天独一派的文字之外，还抓住了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时代的脉搏共振，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归乡》是1999年9月陈映真向读者奉献的一部催人泪下的新作。作品中不仅主人公的乡愁达到了极致,也把陈映真的中国情结推向了高潮。《归乡》即取材于两岸中国人的真实生活，讲述了两个老兵的故事。在台湾的大陆老兵老朱，以及从大陆返回台湾故乡的台湾老兵杨斌，在彼此回忆起来的中国内战史当中相遇。他们一同进人历史，也共同面对现实的困境。“国民党溃败后他滞留在大陆,经受了难以言表的思乡之痛”四十年后,历尽坎坷的他们终于回到了朝思暮想的台湾,却发现自己又在挂念留在大陆的妻儿。海峡两岸的乡愁浓浓地郁结在他的心头,使他愁肠寸断。另一个是从大陆去台湾的老兵老朱,自从他随国民党撤退到台湾以后,乡愁就在他的心头日益浓厚。当他终于圆了思乡梦之后,对另一个故乡……台湾的亲人的思念又给他蒙上新的乡愁。于是,历尽沧桑的老人禁不住自问：归乡的路,何时是个头?台湾和大陆两头,都是我的老家,“回到一个家,魂牵梦绕的又是另一个家”。作者在作品中给我们的启悟非常明确,这归乡的路,就是祖国统一的路，“只有祖国的统一,才能化解这浓浓的乡愁,才能释然那结怨的心扉”。
陈映真在《归乡》中用两个对应的人物形象,强化了他在作品中一以贯之的主题。他以前的乡愁之作,包括许多别的作家的同类作品,多是描写去台湾的游子如何思念大陆的亲人,而陈映真在《归乡》中不仅写了这方面的内容,还写了在大陆的游子如何思念在台湾的亲人,这就像一个半圆续接上了另一个半圆,填补了这方面描写的空白。不仅大陆人在时时盼统一,台湾人也在刻刻祈回归,这种双向的祈盼把陈映真的中国情结诠释得真切又强烈!
陈映真的笔墨，一方面散淡地铺陈于两个老人的怀旧故事之中，从而把小人物的命运与国家那充满了沧桑感的近代史紧密连接了起来，另一方面更有意叙述归乡的杨斌所面对的已然陌生的环境:父亲和三弟去世后，早弟和侄子共同谋夺他的财产，他所渴望的亲情在物质的利害关系当中消失了。很显然，陈映真的视野已经超越了八十年代围绕着国民党当局单向的“探亲政策”所引发的与内战相关的社会问题，而更加深人地探讨了九十年代以后日益意识形态化的“省籍问题”，台湾社会走向“富裕化”之后人性的异化问题。小说中的一些细节描写，有着陈映真式的反讽的意味，在近乎“平淡”的白描中，暗藏着不露声色中的政治意识的“角斗”。譬如，小说一开始就写卓镇三介宫后面的公园里的“早觉会”来了一个“太极拳打得极好的老头”，这就是甫从大陆返回台湾，打算定居的杨斌。他用娴熟的太极拳镇服了早觉会的领袖张清，也赢得了许多同道的好感。“太极拳”作为一种大家认同的共同文化，在这个政治意识分歧的“早觉会”里起到了一种“团契”、“和谐”的作用。然而，当问题涉及政治的时候，人们就开始“明争暗斗”起来:
“杨师父不知道打什么地方来?”郝先生说。
“远了。”杨斌老头笑了。他说，“不叫师父，叫老杨。”
“能有多远”？台湾这么个巴掌大的地方。”郝先生笑着说，“最北，基隆，从咱这儿三个半小时的自强号火车。南到高雄，一个多小时公路局国光号。”
“其实，国家不在大小。”张清的灰色的脸上堆满了笑容，“不在乎大小啦，只在于，有没有那个……主体意识，有没有命运共同体的观念。”
即使是外地来的杨斌老头，这时也感觉到空气中有极轻微的僵硬感。郝先生没收起脸上的笑意，却没说话。张清的女人素娇抬起带着精细金饰的素白的手，在空中摇了摇，说:“一刻钟不谈政治，男人准会憋死。” 作者在这里刻意写了张清的女人素娇化解了因政治意识分歧造成的僵局。他写素娇“抬起带着精细金饰的素白的手”这一细节，暗示了张清家境的优越。这与靠卖早点维生的外省老兵老朱等人的状况恰成对比。这种“阶级”差别对人的政治意识的影响，实际上远甚于“省籍差别”所造成的分歧。因此，被刻意包装、渲染、突出的所谓“省籍矛盾”，未尝不是出于政治目的的“虚构”。这一暗示与小说渐渐揭示出来的杨斌与他的暴发户兄弟和侄子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相通的:省籍问题的背后，暗藏的其实就是“阶级问题”。从这一点，我们大致可以断定陈映真的小说依然延续着他自《将军族》以来的思想，也依然保持着用小说艺术来探讨、反省“现实问题”的一贯作风。但是在《归乡》中，主人公不再是走向“死亡”的结局，这是与他的早期小说完全不同的。在小说的最后，作者让主人公杨斌像他八十年代的塑造《夜行货车》的人物那样退出“现场”，为了坚持做人的尊严而终于离开魂牵梦绕的故土返回大陆，“毕竟，台湾和大陆两头，都是我的老家”。
“乡”或“原乡”的观念，在台湾文学中的确占有重要的位置，这不仅与台湾的“移民”社会有关，也与它的“遗民”性质有关。因此，“怀乡”，“乡愁”，不只在具体可感的层面上去理解，也可以在“隐喻”或“象征”的意义上解读，把“乡”看作生养着自‘己的生命，寄托着自己的梦想的“文化”或“理想”。对于陈映真这样思想家型的作家来说，“乡”似乎更带着“精神家园”的意味。陈映真也曾表示，他的作品，不仅是写给那些“对语言、文字特别敏锐、有训练的读者”，而且“愿意写给那些基本上受过良好教养、但可能未必受过很好的文学教育的读者，让他们也能够在这个故事里感受和理解我愿意让他感受的东西”。他一直认为，“文学艺术不应该只是作者自己的私事，一个好的作品，应该能让迷惑的人得到清醒的认识，让优伤的人得到安慰，让绝望的人重新点燃希望的灯火，让受挫折的人有勇气再站起来，让一个受尽侮辱的人得到一些尊严……让人对于生活的本质有清醒的把握”。有趣的是，在现实生活中，陈映真从来都不是“逃离”现场的人。相反，他以自己罕见的道德勇气一直参与或见证了五六十年代以来的台湾历史。八十年代中期创办的《人间》杂志，更是积极投人“现场”，用特有的“民间传播，’来揭破被权力掌控的“大众传播”的欺阁，把人间的真实—在台湾的社会底层生活的人们和他们的环境，被侮辱和损害的状况，一一揭示，从不逃避。而他的小说，却一再出规为了可以尊严地活着而离开“现场”的自我选择的倾向。
我想，正因如此，这也是陈映真的创作在今天越来越为更多的人所瞩目的原因所在。试想,有一群陈映真这样的台湾作家在关心着台湾并且连同着祖国的命运,祖国的统一大业还怕不能早日完成吗？
参考文献:
[1]邓小平论文学艺术[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4.371。
[2]陈映真1自序[A]陈映真,鞭子和提灯.知识人的偏执[M]119761。
[3]陈映真文集·文论卷[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曾贞，广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