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从文和他的“边城”世界 从边城了解沈从文的湘西世界
时间：2019-04-22 03:29:3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文坛，产生了一大批文学巨匠。沈从文，这位在海内外声名鹊起、享有国际声誉的一流作家，却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沉寂下来，多年后才被人们重新发现和热捧，其文坛地位和文学价值越来越被看好。在他的湘西世界里，沈从文唱响了一首美丽而忧伤的田园牧歌。
关键词：沈从文；“边城”世界；田园牧歌；人性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呼唤并产生了许多文学大师的时代，这其中既有鲁迅、郭沫若、老舍等如雷贯耳的文坛巨擘，也不乏长期被埋没或遗忘、后重新被热捧的沈从文、周作人、张爱玲等“另类”作家。从上世纪80年代肇始，甚至掀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沈从文热”。沈从文以其唯美的语言，构建了他的湘西世界，其代表作《边城》是一部具有浓郁乡土气息同时给人以独特美感的作品，小说从头至尾都弥漫着一种凄美的氛围。本文从“纯文学”和“人性之美”的角度，探讨沈从文和他田园牧歌式的“边城”世界。
一 从沉寂文坛到“沈从文热”
沈从文一生写了大量的小说和散文，由于少年时代家庭环境的影响及旧军队中的亲身经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沈从文对政治加以彻底地排斥，他把救国救民的重任全部寄托于文学这一信仰。面对20世纪30年代革命文学内部各文学流派的论争，沈从文感到失望和不满，并且在《记丁玲续集》中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态度：“我不轻视左倾，也不鄙视右翼，我只信仰真实。”他试图以自己独立而又扎实的文学创作，在左倾与右翼之间走出一条两无所袒、超越政治的中间道路，这正如鲁迅讥讽的“第三种人”那样，揪着自己的头发妄图脱离地球引力一般可笑。但是，严酷的社会现实深刻地影响着他，作家的良知强烈地驱使着他，其文学追求实际上以既鄙视右、又轻视左的形式存在。
沈从文曾经在《水云——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中标榜自己是一个始终以“对政治无信仰对生命极关心的乡下人”自居的作家，他以“人类”的眼光悠然神往地观照本族类的童年，兴味多倾注于远离时代旋涡的苗、汉杂居边缘山区带中古遗风的人情世态，为这种“自然民族”撰写了一部“诗化”的充满浪漫情调的“民族志”。他的创作极为丰富，留下的短篇小说在一百五十篇以上，中长篇小说十部左右，各类作品结集约有八十多部，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成书最多的作家之一。沈从文为我们构建的艺术世界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乡土抒情、都市讽刺、重叙民间传奇和历史传说。当然，这其中最属于沈从文“自己”的毫无疑问是第三类。
鲁迅、沈从文和赵树理是中国现代文坛公认的最杰出的描写农村的三位作家，但是他们的作品体现了三人对于农民完全不同的态度。鲁迅代表了“五四”时期思想启蒙的一代知识分子对于农民的“愚昧”和“落后”的忧患和哀痛。在他的笔下，最典型的是闰土、阿Ｑ式的在命运的压迫下无言的绝望和麻木。鲁迅对他们的这种“国民劣根性”始终抱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赵树理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作家”，他以一双真正的农民的眼睛来看世界，以农民的思维来思考社会，把农民的痛苦、欢乐和对生活的憧憬用大众的语言表达出来，使他们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崭新形象融入到现代文学的视野之中。沈从文则在农民的“淳朴”和“愚昧”中发现了“美”，尽管他对于礼崩乐坏中的古老乡土有着悲天悯人的情怀，但是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村和农民，却是采取了一种赏玩的态度。沈从文对于农村的描写始终是风格化的，是美丽而又忧伤的田园牧歌，正如他自己的一句名言：“美丽总令人忧愁，然而还受用。”
被视为沈从文嫡传弟子的汪曾祺，有过这样一段平淡中见真淳的概述：“沈从文在一条长达千里的沅水上生活了一辈子。二十岁以前生活在沅水边的土地上；二十岁以后生活在对这片土地的印象里。他从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城，怀着极其天真的幻想，跑进一个五方杂处、新旧荟萃的大城，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就想用手中一支笔打出一个天下。他的幻想居然实现了。他写了四十几本书，比很多人写得都好。”这段话道出了后来人心中的波澜——这位20世纪20年代闯入中国文坛的“乡下人”，连正规的初中都没上过，从“别一个国度”的湘西，孑然一身来到北京，又转向更大的都市上海，从最初的投稿无门到发表成名作，成为文坛领袖，直至参与主持、编辑《大公报》文艺副刊在内的北方文坛四大文学副刊，并且以“京派”作家群的核心人物身份挑起震动文坛的“京海之争”，沈从文创造了太多的奇迹，也给后来的研究者留下了偌大的空间。
二 人性、人情、人文之美
沈从文的家乡湖南凤凰和瞿秋白的家乡福建长汀，被路易·艾黎并称为中国最美丽的两座小城。可是，这里自然的美丽和生命的残忍、自然的永恒和生命的偶然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里是苗族的聚居地，苗族人民多灾多难的历史，给这一方神秘的水土染上了悲凉的色彩。沈从文从小就耳闻目睹了许多对于生命的随意处置，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青少年时代，他走遍湘黔川边界，了解苗、汉、土家各族的社会生活和民风民俗，这成为他日后从事文学创作的主要生活积累和素材，也逐步形成了他独特的“乡下人”的观察视角。正如沈从文自己所说：“我人到城市五六十年，始终还是个乡下人。不习惯城市生活，苦苦怀念我家乡那条沅水和水边的人们，我感情和他们不可分。”
讴歌与表现人性，是沈从文在创作中一以贯之的审美理想。他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种庙供奉的是人性”；“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这促使他把自己熟悉的“湘西世界”理想化，描绘其淳朴自然的民风，表现其和谐古朴的人性美、人情美，企图以此来与丑恶的现实社会相对抗。
对湘西下层民众生命形态的展现，是沈从文作品中“永恒”的文学主题之一。他对故乡的普通人——士兵、水手、妓女、农夫等，都怀有一种不可言说的关爱和悲悯：“我认识他们的哀乐，这一切我也有份。看他们在那里把每个日子打发下去，也是眼泪也是笑。离我虽那么远，同时与我又那么相近。”用黄永玉的话说，沈从文的小说有着伟大的“俄罗斯式的悲哀”。沈从文笔下的乡土世界，没有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斗争，他更关注这些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关注他们身上的“人性”，他的创作是使读者了解另一种人生图景，进而对生命本身做更深层次的理解。 1934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边城》和散文集《湘行散记》，使沈从文达到了创作的高峰。与丁玲的《水》、茅盾的《子夜》、洪深的《五奎桥》等运用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描写中国城市和农村的骚动与崩溃的现实主义小说和戏剧不同，沈从文的作品具有明显的装饰风格，体现了完全不同的情调和创作态度，正如他在《长河题记》中所说：“特意加上一点牧歌的谐趣，取得人事上的调和。”
《边城》描绘了一个瑰丽而温馨的“边城”世界，一个充满爱与美的天国。集中体现“边城”世界中人性美的，是发生在这里的一段忧伤而凄美的爱情悲剧。这个故事情节单纯得犹如一片苍翠的绿叶，流淌在作品中的忧郁诗情，仿佛一泓清澈见底的小溪，充分体现了沈从文“诗化小说”的深远意境和绘画式风格。他把一对少男少女自由恋爱的故事处理成悲剧，以引起读者对“美”之毁灭的深度思考，蕴藏着他对“边城”现状的批判。虽然他自己宣称，是在创造“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但实际上，这个“边城”世界深深“粘附”着湘西这非人性、非人道的“现在”，呼唤着自由的、美好的、“牧歌”式社会的回归。
《边城》获得杰出成就的重要因素，还在于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中体现出来的人情之美。翠翠是老船夫的孙女，船总顺顺的大儿子天保与二儿子傩送同时爱上了她，而翠翠喜欢的则是傩送。翠翠的出身具有传奇性，她不愿重蹈父辈的覆辙，在经历了天保溺水而亡、傩送远走他乡、爷爷溘然长逝等一系列重大变故以后，仍然坚守忠贞不渝的爱情，满怀希望地与坎坷的命运做持久的抗争。作品的结尾有一句令人心碎的话：“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会来。”它告知人们一个希望与绝望并存的结局。
老船夫形象的人情之美是通过“善的化身”充分体现出来的，作者同样是把他放在爱与美的人性天国里进行刻画的。他是“边城”世界里的公仆，几十年如一日，为来往过客摆渡，把它看成是自己的天职，不仅拒收过客的钱财，而且慷慨大方，善待乡亲。老船夫的“善”，主要通过对孙女翠翠的呵护和关爱充分地表现出来。在抚养翠翠长大之后，他以苦命的女儿为鉴，最大的心愿是让翠翠得到自由幸福的爱情。为此，他遵循苗族婚恋习俗，让翠翠的婚事由她自己做主。作者对老船夫的刻画并非置于复杂的矛盾冲突中以展示性格的多面性，而是特意“放大”了他与孙女的人伦关系，从中表现出一位平凡老人充满人情美、伦理美的宽广浩瀚的胸襟。
《边城》代表了沈从文小说独特的风格特色：擅长谱写爱和美的人生颂歌——青年男女的情爱、祖孙父子的亲爱、人们之间的友爱、湘西民俗风景的可爱，以及这些爱中蕴蓄的美，融合在故事和人物形象中，给读者以强烈的艺术美感。当然，小说的全部远不止这些。沈从文在《边城题记》中有这样一段话：“这本书只预备给一些在那个社会里生活，而且极关心全个民族在空间与时间下所有的好处与坏处的人去看。”沈从文希望读者不仅仅怅然于这么一个美丽的故事，他把简单的故事放到整个民族的空间与时间中来叙述，从而注定了《边城》本身所具有的“民族寓言”的人文主义品格。
作品的结尾，一夜暴雨过后，矗立在碧溪 边上的“白塔”坍倒了，这是与老船夫的死同时发生的。接着，小说中出现了一句意味深长的道白：“怕什么？一切要来的都得来，不必怕。”这座“白塔”矗立了几百年，甚至更长，它是茶峒人的命根子。作为某种不可知的、难以动摇的命运象征，它寄寓了人们太多的希望、祈祷和敬畏之情。它的消失意味着一种恐怖的末日，每个茶峒人都将去守护这座心灵的“白塔”。于是，故事的结尾出现了捐钱建塔运动，“为了这塔成就的不只是一个人的好处，应尽每个人来积德造福，尽每个人皆有捐钱的机会”。白塔已经具有了图腾的威力，它的坍塌与重建构成了整个茶峒的人文历史，这个历史是循环往复的，构成了一个个历史怪圈。到了冬天，那坍塌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可是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轻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白塔已经不再能够挡住所有茶峒人的视线和迈出的脚步，出走的年轻人终于走出了这个历史的怪圈，他的命运此后将永远浮现在翠翠的梦里，这梦一定有喜剧，也有悲剧，谁也说不定。
在谈到自己的创作初衷时，沈从文曾经说过，“我将把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中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与由于营养不足所产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的观念和欲望，来做朴素的叙述。”在读者眼里，故事里的情景与理想可能十分遥远，甚至陌生，沈从文也只是把它残存在记忆中，或者把保留在理想中的某种爱与渴望化成一个忧伤的故事。乡土中国或者田园中国正被历史拖向一个不知所终的去处，生于斯山斯水的那些人，也正把命运押在了历史之车上，隆隆的车轮声也许淹没了他们的呼喊与呻吟，生命的轨迹也许就此改变了原有的固定方向，他们有的也许只是一种期待罢了。沈从文心目中的读者应该是有理性的，这就是从翠翠去想想中国人，从茶峒去想想中国、想想整个民族。
参考文献：
[1] 朱栋霖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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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英]詹姆尔：《现代中国文学能否出现》，《编译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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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英]金介甫：《沈从文传》，时事出版社，1990年版。
作者简介：李伟，吉林动画学院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