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浙江出版业述略_出版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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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元代浙江出版业处于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和阶段，上承两宋时代浙江出版业的鼎盛与辉煌，下启明清浙江出版业的复兴与崛起。浙江凭借深厚的根基与精良的传统工艺，使得浙江在全国出版业中独领风骚、享誉华夏。由于浙江经济繁盛、教育发达、文化昌盛、出版基础扎实，元代浙江出版业在官刻、坊刻、佛经刊刻方面都取得了不菲的成就。
关键词：元代浙江；出版业；官刻；坊刻；佛经刊刻
中图分类号：Z2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8-0144-03
浙江自古为人文渊薮之地，文化事业昌盛繁荣。元代浙江出版业正值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上承两宋时代浙江出版业的鼎盛与辉煌，下启明清浙江出版业的复兴与崛起。元代浙江出版业虽然“无复当时盛况”[1]，但是依然可圈可点。
宋元易代的战乱对浙江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但浙江凭借深厚的根基与精良的传统工艺，使得浙江在全国出版业中依然独领风骚、享誉华夏。元政府有很多重要的官书都交由杭州刊刻，譬如《玉海》、《国朝文类》、《大藏经》、《农桑辑要》等，以致国史馆编撰的《辽史》、《金史》、《宋史》等卷帙浩繁的大部头巨著都是在浙江刊刻的。此外，大都国子监的呈本监牒等，也往往通过中书省下令浙东道宣慰使司等地方行政机关要求本路儒生开雕成书。浙江除杭州府之外，庆元路（今宁波）、嘉兴路（今嘉兴）、严州（今建德）、婺州（今金华）、绍兴等地的出版事业繁荣昌盛。
一、元代浙江出版业发展的成因
纵览有元一代浙江出版业的发展，杭州虽然丧失了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的地位，但依旧保持了出版业在全国同行业发展的活力。这一核心竞争力的保持，缘于如下诸多因素。
元代浙江出版业的发展，缘于浙江的经济地位。元灭南宋以后，浙江虽然不再是政治中心，但依旧是全国的经济中心之一。尤其是元代大运河的疏浚与海运的开通，使得地处杭嘉湖平原的浙北地区，贸易往来更加频繁，杭州依旧是全国最大的商业与手工业中心，据统计，杭嘉湖地区所征收的税收占当时全国总税收的九分之一，涉及门类包括盐税、糖税、酒税以及各式大宗货物税等。嘉兴是当时远近驰名的农桑产地，湖州所产“湖丝”远销海外。元代庆元路的治所在宁波，仅次于泉州、杭州等重要大港，港口贸易繁盛。不仅有行运南北的国内海运专线，而且有远销印度、波斯等地的国际航线，商品流通十分发达。此外，严州、婺州等地的商业及手工业亦较为兴盛。经济上的繁荣，无疑是元代浙江刻书业的重要财政保障。
强大的经济后盾，只是刻书业发展的有力支撑，作为一项文化产业，刻书业的发展离不开文化事业的繁荣与昌盛。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大量启用前朝的儒学之士，如契丹贵族耶律楚材、赵宋遗族赵孟頫等，他们都先后进入元政府的中枢机构，为元朝统治者建言献策。在他们的影响与推动下，元政府十分重视教育。至元年间，元政府还下令各州县所属村庄，每五十家成立一社。每社设立学校，称为社学，用于教导农民耕田养桑的技能以及封建礼教和道德训诫。在元政府的支持下，江南等地的儒学和县学内都纷纷设立小学，甚至书院等机构，“诏令学田养士，训悔成材”。正因为如此，文教发达的浙江，并没有因为政治更迭而出现教育停滞的局面。
据《文献通考》一书记载，全国著名的四十一所书院中，浙江就占有百分之十四。其中湖州的安定书院、东湖书院，慈溪的慈湖书院，处州的美化书院、台州的上蔡书院等在浙江乃至全国都享誉盛名，尤以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杭州西湖书院蔚为大观。这些书院都有地方政府和官学所拨给的学田充作经济保障，除了平时提供必要的日常开支外，其余的部分都用来刊刻书籍。书院除了进行日常的教学工作外，还专门组织人员对刊刻的书籍进行考据与校订，所印之书亦非全部用于售卖，而是为提供教学需要或是文献收藏，因此这些书的质量实属上乘之品。
此外，浙江文化昌盛，著述丰富亦是推动元代浙江出版事业发展的不竭源泉。浙江历来是人文渊薮之地，群英荟萃，所著各类书籍甚多。理学家如钱塘人邓牧，兰溪人金履祥，以及金华人许谦等都是元代浙江著名的思想家。史学方面以宁波的王应麟与宁海的胡三省成就最大。浙江的诗坛可谓人才辈出，如元代江南诗派中以诸暨人杨维桢的名气最大，此外还有著名戏剧家高明等。浙江幽美的山水孕育出了不少书画奇才，如赵孟頫、黄公望、王蒙、吴镇、王冕等人，这些文人骚客都刊行有文集流传于世。浙江文风之盛，客观上推动了出版业的传承与发展。
浙江悠久的刻书传统，以及优良的刻工技艺是元代浙江出版业发展的基石。浙江从晚唐以降，历经五代、两宋时期，已经成为全国出版事业的中心。浙江地处江南腹地，优越的自然环境与丰富的资源是出版业发展的重要保障。浙江的纸张工艺质量上乘，元代浙江闻名的纸张有常山纸、上虞纸以及绍兴出产的蜡笺、黄笺、花笺等，这些纸张都是印书的必备佳品。入元以后，许多重要的政府官书及文书等也往往送至浙江刊印。此外，浙江的刻工工匠也并非一般的手工工匠，他们普遍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有的工匠还亲自参与创作，一代代薪火相传的精良技艺，使得浙江所刊刻的图书品质在全国堪居榜首，长盛不衰。
二、元代浙江出版业的表现
元代浙江出版业的发展具体表现在官刻、坊刻和佛经刊刻等方面。
1.官刻
元政府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在文化方面实施钳制政策，对儒学思想的重视程度远逊于两宋，但江浙行省依旧是全国图书刊刻的中心之一。元政府往往将一些重要的官刻书，由朝廷以行政命令的方式下令江浙行省予以刊行。因而，元代浙江的官刻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总体而言，元代浙江官刻的书类中，大抵以医书、农书以及史书类为主。
医书。杭州府刊刻的《大德重校圣济总录》，是宋徽宗赵佶所编著的医书，全书共二百卷。两宋时，朝廷对医疗卫生事业十分重视，宋徽宗赵佶诏令全国名医汇聚汴京，准备对已刊刻的《圣济经》进行重新校订。为了便于编撰此书，宋徽宗下令特许名医可入宫廷图书馆对内务府所藏之医书遍览，而且对其中的偏方、禁方、秘论等进行查阅，称之为《圣济总录》，共二百余卷。北宋政和年间初刊，金世宗大定年间重刊。元大德四年（1300年），元政府责令相关人员重校《圣济总录》，并定名为《大德重校圣济总录》。经朝廷官员举荐，下旨由江浙行省刊印。王国维在《两浙古刊本考》一书中，著录“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大德三年九月内钦奉圣旨刊造《大德重校圣济总录》，至大德四年二月内毕工”。 农书。元政府对农业十分重视，并设置大司农司，作为元代农业的专门机构。《农桑辑要》是元政府编撰的重要农书，用以指导全国的农业耕种。《农桑辑要》最早刊刻于大都。延祐元年（1314年），元仁宗因嫌初刻本字样不好，故命江浙行省在杭州重新开板印刷。江浙行省奉圣旨刊刻《农桑辑要》。截至元末，杭州府刊刻的《农桑辑要》已逾万部。江浙行省还奉朝廷的旨意，刊刻有《栽桑图》数卷。此书主要介绍桑树的种植及相关情况。
史书。史书是诸多官刻品类中，最具代表的一种。元朝统一中国后，元世祖忽必烈就曾诏修《宋史》、《辽史》、《金史》，然因体例、年号不一而未成。元惠宗至正三年（1343年）三月，下令修辽、金、宋三史。至正六年（1346年）在江浙行省予以刊刻。三史中，以《宋史》的卷帙最为浩繁。全书《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二百五十五卷，共四百九十六卷，是中国二十四史中最庞大的一部史书。元至正刊刻的《宋史》，今尚存一百三十七卷，据《中国版刻图录》所称：“匡高二十又八厘米，广一五又一厘米，共计十行，每行二十二个字，细黑口，四周双边。”《大元一统志》是元代最为重要的当代史，由孛兰盼、岳铉等人编纂，是元代官修地方总志，内分建制沿革、坊郭乡镇、里至、山川、土产、风俗行胜、古迹、宦迹、人物、仙释等目。北京图书馆藏有元刻残本五卷，刻工有王正卿、胡进之、张君用、袁云卿等，上述五人均是元至正年间杭州地区有名的刻工。
2.坊刻
元代的坊刻不如南宋时兴盛，刊刻的书坊也不如南宋书坊多、影响大。囿于元代在文化政策上面的钳制，浙江地区的坊刻主要以文学类著作为主，尤以元杂剧的刊刻颇为兴盛。
话本小说。元代浙江的坊刻，以市场为导向，大多刊印民间百姓喜闻乐见的小说、戏曲话本等作品。主要有杭州无名氏所刊《京本通俗小说》、失名书坊所刊《古杭新刊的本关大王单刀会》、《古杭新刊的本尉迟恭三夺槊》、《古杭新刊的本关目风月紫云庭》、《古杭新刊的本李太白贬夜郎》等。在所刊的话本小说中，尤以《赵氏孤儿》的影响最大。《赵氏孤儿》共一卷，乃为元纪君祥所撰，后由杭州路失名书坊所刊。除此之外，元代浙江的私坊还刊刻有《李太白贬夜郎》、《辅成王周公摄政》等多部剧本。当时浙江也有一批从事戏剧工作的艺术家，譬如浙江海盐人杨梓就是其中一位。他曾担任过杭州路总管，著有《霍光鬼谏》一卷，每半叶有十四行，每行有二十四个字，字体隽秀，刊刻清晰，也是在浙江所刊印成册的。
南戏。南戏起源于南宋光宗时期，浙江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剧目后，使得南戏这一艺术形式很快在南宋兴盛起来。令人遗憾的是，南戏作家远没有像元杂剧作家那般幸运，名存史册。流传至今的南戏剧目大多为无名氏的作品，留存名字的甚少。元代学者钟嗣成所著的戏曲作品《录鬼簿》，虽然主要以记录北杂剧作家为主，但亦记载有少量兼作南戏的作家，譬如沈和等人。杂剧家兼做南曲，充分说明了南戏这种艺术形式，已经进入文人的视野之中，客观上推动了南戏的发展。南戏这一曲艺艺术的发展与推广，使得元代浙江出版业中刊刻了不少南戏剧目，但大多散失。从遗存的编目中，有杭州刊刻的《小孙屠》、温州刊刻的《白兔记》、《蟠桃会》等。据近代学者钱南扬在《戏文概论》的《剧本第三》所载，宋元戏文存目大约有238种，其中现有全本流传的仅19种，仅存佚曲的有134种，完全失传的有86种[2]。元代南戏遗存的曲目则少之又少。
3.佛经刊刻
元代的统治者十分笃信佛教，蒙古贵族就尊崇藏传佛教，并一度成为国教。元代刊刻的佛经较为有名的如杭州众安桥杨家经坊刊刻的《金刚般若婆罗蜜经》，杭州睦亲坊沈八郎刊刻的《妙法莲华经》；湖州道场山禅幽庵刊刻的宋代释道所撰之《景德传灯录》三十卷，湖州思溪圆觉寺所刊的《天台教苑清规》等。在这些佛经中，尤以《妙法莲华经》最为著名。《妙法莲华经》共七卷，原为后秦释鸠摩罗什所译，据记载元代有杭州睦亲坊沈八郎刊本与杭州书棚南经坊沈二郎两种刊本。傅增湘在《藏园群书经眼录》中记载：“宋刊梵筴本，五行十八字，经文加句读。高五寸八分，宽二寸八分。末有‘杭州睦亲坊内沈八郎印行’一行……”[3]
杭州路的佛寺则主要承担了卷帙浩繁的《大藏经》的刊刻[4]。《大藏经》本是汉传佛教的经典总称，主要包括《藏经》与《一切经》等多部经书，内容分为经、律、论三藏，包括有天竺与中国的佛教著述在内的众多经书合成，由此观之《大藏经》无疑是汉传佛教的经典著作，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由于《大藏经》内容广博，卷帙过于庞杂，所以从问世的一千多年以来，也只刊刻了几十部而已。自宋代以后，浙江就开始刊刻《大藏经》，曾经在湖州刊刻有《思溪圆觉藏》、《思溪资福藏》等多本经书。入元以后，在浙江刊刻的诸多佛经中，当属杭州路刊刻的《河西字大藏经》以及《普宁藏》等几部经书最为有名。《普宁藏》开雕于元至元六年（1269年），也就是南宋度宗咸淳五年，然而由于当时政局动荡，加上资金等因素的制约，使得这部经书的刊刻工作一直处于停顿的状态。一直到大德三年（1299年）的时候才刊刻完毕，耗时长达二十余年。后来这部经书的流传十分广泛，在太原的崇善寺与苏州的灵岩寺以及日本的寺庙中都有收藏。《普宁藏》全书框高有25.3厘米，每叶有六行，每行有十七个字，装帧精美，字体清晰，是难得的一部经书。这几部藏经的刊刻，充分展示了元代浙江精湛的刊刻水平与高超的刊刻工艺。
此外，元代浙江还刊刻有《至元法宝》、《大藏圣教法宝标目》等多部经书，对我国佛教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十分突出的贡献。
三、元代浙江出版业的特点
综上所述，元代出版业的发展虽不及两宋时代辉煌，但仍具有鲜明的特点。
首先，浙江仍旧是全国刻书业的四大中心之一，无论从刊刻的数量、品质以及工匠的技艺和纸张的质量来看，在全国都居榜首的地位。
其次，元代浙江的出版业以官刻和书院刻书两大系统为主。就官刻而言，一方面是由元中央政府秉承皇帝旨意，或是由皇帝直接钦命浙江刊刻，然后由浙江的地方行政机构安排资金相对充裕的路、府、州、县等组织刊印，经费除中央政府拨付外，大部分来自儒学、书院本身的学粮。另一方面，江浙行省各级官僚机构也十分支持浙江的刻书事业发展，往往举地方财力进行浩繁巨著的刊印工程。书院刻书系统在元代浙江刻书系统中也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以杭州的西湖书院所刊刻的图书最具代表性。
第三，元代浙江的私刻与坊刻处于衰落期，远逊于两宋发达的私人刻书业。不仅刻书书铺的数量不如前代，就连刻书书铺的规模以及所刊刻图书的数量也大不如前，即便有也主要以诗歌文集和元杂剧居多，所刊刻的门类也远不如两宋时期。究其缘由，在于元朝不重视教育与文化事业，对江南地区也采取了较为严密的文化控制等，这些都与元代私人刻书业的衰微相关。
参考文献：
[1]顾志兴.浙江出版史研究：元明清时期[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2]钱南扬.戏文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96.
[3]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0.
[4]周生春，孔祥来.宋元图书的刻印、销售价与市场[J].浙江大学学报，201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