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乱世中的“乌托邦”] 晚唐乱世诗人

　　【摘 要】《两同书》是晚唐诗人罗隐的小品文，作者融合儒、道思想，描绘了一幅晚唐社会的政治理想画卷，他主要从“帝王之道”和“帝王之术”开出救国良方，其实质仍是儒家的“仁政”思想，其结果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
　　【关键词】《两同书》;儒;道
　　
　　罗隐（公元833年—909年），字昭谏，自号江东生，浙江新城（今浙江富阳市）人，出生在一个没落的中小地主阶级家庭。他少年时期便富有文学才华，《唐才子传·罗隐》载：“（隐）少英敏，善属文，诗笔尤俊拔”，沈崧《罗给事墓志》亦载：“龆年夙慧，稚齿能文，建木初荫，迥是干宵之翰；蚧圭之璞，已彰揭玺之光”，可以肯定的是罗隐自幼才华横溢。
　　罗隐虽富有才华,但生活的时代却是另一番景象.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于斯之时,阍寺专权,胁君于内，弗能远也；藩镇阻兵,陵慢于外,弗能制也；士卒杀逐主帅,拒命自立,弗能诘也；军旅岁兴,赋敛日急,骨血纵横于原野,杼轴穷竭于里闾。”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南衙与北司纷争,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更加激化；统治集团昏庸腐朽,政治黑暗腐败使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民不聊生,纷纷揭竿而起；国防空虚,外族不断入侵。在内忧外患中,昔日强大的大唐帝国逐渐走向崩溃并最终灭亡。罗隐生活在这样的风雨时代,却以儒家思想作为入世的目标,他不懈追求，希望能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使没落的大唐重振雄风，实现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儒家人生价值。
　　晚唐时代要实现寒士人生目标的主要途径是参加科举考试，科举成为进入仕途的主要道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生价值，罗隐积极参加科举考试，希望金榜题名，实现他“执大柄以定是非”（《谗书·重序》）和“佐国是而惠残黎”（袁英《重刻罗昭谏集跋言》）的政治宏愿。但是晚唐的科举日趋激烈，完全为权贵所把持，士子及第，或恃门第高低，或以朋党相干，或显宦提携，或亲朋援引，甚至趋谒权门，贿赂请托，卖身投靠，无所不用其极。罗隐为“姓氏单寒”，“江东孤左”，“命薄地卑”的寒士，虽投书行卷，多方干谒，但是由于其性褊急，好讥讽，相丑陋，多为当权者所厌恶，一生之中“十上不中第”，终究是个白衣之身，让人可悲可叹。
　　仕途的坎坷并没有完全击沉罗隐的政治理想。他一方面游历今江苏、浙江、福建、河北、湖北、湖南、山西、陕西等地进入藩镇幕府，希望以藩镇为跳板，进入中央政府；另一方面，他又用手中的笔写成诗文，借以抒发内心的忧愤和怨气，所谓“无其位，则著私书而疏善恶，斯所以警当世而诫将来。”（《谗书·重序》）他的著作颇丰，既有诗歌，又有小品文，并且其小品文的成就远高于诗歌，特别是在小品文《两同书》中，作者将儒、道思想统于一体，集中阐述他的政治理想。他为晚唐社会中的君主开出了救国良药，真可谓是煞费苦心，其情之真，其意之诚，实让后人感动。
　　《两同书》共十篇，即《贵贱第一》，《强弱第二》，《损益第三》，《敬慢第四》，《厚薄第五》，《理乱第六》，《得失第七》，《真伪第八》，《同异第九》，《爱憎第十》。这十篇文章运用矛盾对立统一的关系，系统地阐述了作者的政治见解，前五篇侧重于借老子的修身养性之说，来探讨帝王的修身养性之道，即“帝王之道”；后五篇借助于孔子的治国训世之道，探讨帝王的理国御臣之道，即“帝王之术”。《两同书》实际上是罗隐继承《老子》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运用辩证思想来说明各种事物，尤其是用来解释各种社会历史现象，阐述历史的盛衰、兴亡、治乱的辩证统一关系，体现了罗隐鲜明的儒家思想倾向。《崇文总目》曰：“采孔、老二书著为内外十篇，以老子修身之说为内，孔子治世之道为外，会其旨而同元。”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曰：“隐谓老子养生，孔子训世，因本之著内外篇各五，其曰两同书者，取两者同出异名之意也。”《四库全书总目》则曰：“两同之名盖取晋人将无同之意”。其实，《两同书》是一部从哲学的角度来表达政治理想的理论著作。作者虽沉俊下僚而生不逢时，但其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理念支持他宣扬、推广圣人之道为己任，“秉笔立言，扶植教化”，以期匡君济世。《两同书》是罗隐针对晚唐这样一个战乱频繁，民不聊生，政治腐败，社会一塌糊涂的时代，用谈古论今的方法，为最高统治者开出的救国良药。
　　《两同书》的前五篇阐述了贵与贱，强与弱，损与益，厚与薄，敬与慢的辩证关系，用历史上的贤君仁政和昏君暴政对比，说明统治者只有修仁政，以德治国，勤俭爱民，礼敬天下，克制私欲，才会受到人民的归附，统治才会长治久安，即“贵，强，益，敬，厚”；反之，若统治者不修仁政，依靠暴力，奢侈淫逸，傲慢无礼，贪求物欲，就会遭到人民的反对，最终身死国亡，为后人耻笑，即“贱，弱，损，慢，薄”。因此这五篇的核心是“仁”及儒家的“仁政爱民”，这是帝王的根本，表明罗隐对圣明君主的渴望，同时他认为一个君主要想圣明，必须具备以下优良品德，才符合帝王之道中“仁”的理想。
　　第一：修行仁德。《贵贱第一》，《强弱第二》两篇中都是阐述君主要修行仁政。他认为贵贱、强弱都是“自然之理”，但是君主的权威并不取决于地位和力量，而取决于他是否有“仁德”。《贵贱第一》篇中罗隐认为“人”有着尊卑贵贱之分，其区分的标志在于修德而不是势位。若处君长之位而不修德，“无德可称”，则位高而不足贵；若居于平民之位而重修德，“有德可称”，则虽贫弱而为不贱。所以“百代人君，竞慕丘，夷之义；三尺童子，羞闻纣，景之名。”由此，作者指出人君有仁德才能担当大位，“人主所以称尊者，以其有德也。”并指出，人君要想守位就必须修仁德，“苟无其仁，亦何能守位乎？”所以古代明君都谨慎修德，从不懈怠。《强弱第二》篇中罗隐指出：“（强）盖在乎德，不在乎多力也”，阐述了老子“胜人者有力，自强者强”的观点。文章说：“强不自强，固弱以奉强；弱不自弱，固强以御弱。故弱为强者所伏，强为弱者所宗，上下相制，自然之理”，说明了强与弱互相依赖，互相转换的对立关系，这是客观之理。作者以晏婴、甘罗表面上弱，实际上强；侨如、长万表面强，实际弱，在一肯定一否定的对比中，作者的观点昭然若揭；“夫所谓德者何？唯慈，唯仁矣。……苟以仁慈，则天地所不违。……是故德者，兆庶之所赖也；力者，一天之所悖也。……是以古之明君，道济天下，知众心不可以力制，大名不可以暴成。故盛德以自修，柔仁以御下。”君主要实施“慈”与“仁”，化弱为强，可以保全小到身家性命，大到国家社稷。 　　第二：俭朴节约。在《损益第三》篇中，罗隐发挥了老子“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的观点，论证了君主节俭的重要性。他认为若君主使百姓“不能免涂炭之祸”，他自己也“不能逃放逐之辱”。他说：“盖人君有所损益。然则益莫大于主俭，损莫大于君奢。奢俭之间，损益之本也。”君主节俭能使“万姓受其赐”，受人民爱戴；君主奢侈能使“万姓受其毒”，受人民憎恶。因此，君主只有修俭德，薄赋敛，轻徭役，“损一人之爱好，益万人之性命”，使百姓安居乐业，统治才会稳定；相反，如果君主志在淫逸，厚赋敛，重徭役，“益一人之爱好，损万人之性命”，使百姓穷困不堪，统治便会危险。“是故圣君务必修俭德，损一人之爱好，益万人之性命，故得天下欢娱，各悦其生矣。”所以，国君的奢俭，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它关乎天下苍生的性命，也关乎社会的长治久安。
　　第三：谦逊礼士。《敬慢第四》篇阐明了敬与慢的关系。罗隐认为维护封建秩序的“礼”有敬慢之分，“礼之所先，莫大于敬；礼之所弊，莫甚于慢。”他列举了以敬慢事天，理国的利弊，进而指出二者的辩证关系；“敬慢之间，美恶殊致”，国君以敬事天下，重用贤能之才，则国家声威大振，四方臣服，百姓拥护；反之，如果用慢事天下，国家声望陨落，四方祸起，百姓摈弃。因此作者认为国君礼贤下士，国运昌隆；否则，就会招致天怒人怨，国家衰败。作者认为屈己敬人反而使自己赢得敬重，倨己慢人反而为自己招致怠慢。“向之所敬者，岂徙人而己哉？盖亦自敬也。向之所慢者，岂徙人而己哉？盖亦自慢也。”同时作者认为君子与小人殊途不同，应该亲贤臣，远小人，而不应该亲小人，远贤臣。国君应该用礼招揽天下的贤才，使他们辅佐自己，巩固统治，国家才会太平，长治久安。
　　第四：克制欲望。在《厚薄第五》篇中，罗隐说明了厚与薄辩证统一关系。作者认为求得生养是人和万物的自然之理。他以松柏、冰雪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寿命的长短不同为例，说明要想长寿生存，就必须注意生活条件的适度，超过一定的限度或不足一定的限度都不行，“固寿之有长短，由养之有厚薄也。”人的生存亦是如此，要想使自己长寿，必须使自己的饮食欲望适度，“饮食男女者，人之大欲存焉。人皆莫不欲其厚，而不知其厚所以薄也；人皆莫不恶其为薄，而不知薄之所以为厚也。”生活条件的厚薄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如果贪心不止，欲求无穷，就是以有限的生命，追逐无穷的嗜欲，这是自讨苦吃，信陵、孝惠就是因“纵长夜之娱，淫酒色之乐，极情肆志”，而“卒遭夭折之痛，自殆于泉垅之下”的典型，“性命之分，诚有限也，嗜欲之心，固无穷也。以有限之性命，逐无穷之嗜欲，亦安可不困苦哉！”国君应合理节制自己的欲望，以免欲望过度，过犹不及，反误了卿卿性命。圣明的君主应该学会“内宝神气，外损奢欲”。
　　这五篇重点阐述的是帝王之道，其根本是“仁政爱民”。只有仁政爱民才会受到百姓的拥护和爱戴，统治才会长治久安；反之，帝王荒淫暴虐就会受到百姓的唾弃，被人民推翻杀害。其思想是儒家一贯倡导的“仁政”主张的继承和延续，希望统治者用“仁”取代“刑”，提倡国君“以德治国”而不是恃靠武力，希望统治者“节用以爱人，使民以时”，让百姓得到休养生息，缓和阶级矛盾，促进社会的稳定。
　　《两同书》的后五篇，罗隐阐述了理与乱，得与失，真与伪，同与异，爱与憎的辩证统一关系。晚唐社会政治局面混乱，藩镇割据，不受王命；宦官专权，对皇帝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面对这样的混乱局面，罗隐认为国君必须加强中央集权，严防大权旁落。他以历代帝王理国御臣的成败得失为例，说明帝王只有深悉文武之道，掌握国家大权，消除奸臣专权，运用权力控驭局面，国家才会“理”和“得”，否则就会“乱”与“失”。他同时认为国君应该重用贤臣辅佐自己，但同时要善于辨认人才，要知人善任，要人尽其能。国君只要运用“帝王之术”驾驭群臣，便会使社稷久安，国祚昌隆。要想做到以上几个方面，罗隐提出了以下几个观点：
　　第一：文武之道。在《理乱第六》篇中，罗隐阐述了理与乱的辩证关系。一方面，罗隐认为“国家理乱，在乎文武之道”。文武并用，其实就是德、威并用。作者强调：“内诚”、“自全”是“德”、“威”的根本所在，而“夸饰”、“强名”，则是“德”、“威”应该摒弃之处。他认为简易之文、恬淡之武是真正的文武之道，“文者示人有章，必存乎简易。简易而从，将有耻且格。武者示人有备，必在乎恬淡。恬淡而自守，必以逸而待劳，则攻占无不利。”另一方面，罗隐认为国君采用文武之道，需要运用高度的智慧，要审慎，有节制，善于把握好时机和“度”。要防止奸臣夺权灭国，用辛邯以军旅分秦地，田常以仁义篡齐国为戒，主张君主不能大权旁落，及早除去权臣，使文武之道由天子出，即孔子所谓“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第二：善识人才。在《得失第七》篇中，罗隐认为君主治理国家，必须任用贤臣，但人心叵测，故用臣有得有失。他说：“夫君者，舟也；臣者，水也。水能浮舟，亦能覆舟；臣能辅君，亦能危君。”因此，国君对人才要有一个清醒地认识，“奸宄无端，真伪匪一，或貌恭而心慢，或言亲而行违，或贱廉而贵贪，或贪贞而富黩，或愆大以求变，或位高而自疑，……此则蓍筮不足决，鬼神不能定”。因此，君主一定要认识贤臣，让他们为己效力，但同时要设法制止其变乱，防止变乱的关键是君主要掌握大权，考察臣下行使权力，即孔子所云：“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于人。”
　　第三：辨别人才。在《真伪第八》篇中，罗隐认为帝王任用大臣的理想状态是“小人退野，君子居朝”。但是现实生活中，善恶真伪交织在一起，不易辨认，即“犹复以真为伪，以伪为真，况忠逆之情，醉躁之性。愚靖者类直，智狂者类贤，法己者不能同人，犯颜者短于忤主。情状非形象可见，心虑非视听所知。如果君主忠奸不辨，邪恶不分，就会使佞臣当权，贤臣黜罢。因此君主要辨别，使用人才，具体做法是：“众之所誉者，不可必谓其善也；众之所毁者，不可必谓其恶者也。我之所亲者，不可必谓其贤也；我之所疏者，不可必谓其鄙也。”应该多方选拔人才，放在工作中去考察，让他们去伪存真，即孔子所云：“众善者必察焉，众恶者必察焉”。 　　第四：知人善任，人尽其能。在《同异第九》篇中,罗隐说:“父子兄弟非不亲而心未必同,君臣朋友非不疏而心未必异。即情性不同,则相同者会互相排斥,情性相同,则相异者会相互吸引。同与异是辩证关系,它们是相互依赖,互相转换的。有始同而终异者,有初异而末同者,有彼不同我而我与之同者,有彼不异者而我与之异者。”一切同异要随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要适应新的变化,与其中可同者而同,可异者而异,即孔子云:“见机而作,不俟终日”。作为统治者要知人善任,要善于发现人才的优点,充分地利用；同时也要发现其缺点,加以控制和督导,使他向有利的方向转化,使他充分地显示才能。作者又根据历史人物虞舜和殷纣的事例告诫统治者不要不避亲疏,敢于用人,但要防止任人为亲,弃绝奸佞。
　　第五：用人避免感情用事。国君不能为个人好恶，爱憎所左右。人总会被自己的爱憎之情迷惑，而混淆是非与得失，所以重华寐生孝贤而遭嫌弃；卫鹤、楚马微贱而获宠爱。君主多迷于佞臣之言，而憎恶诤臣之语，君主要善于听谏，忠臣面诤君主之恶，使君主“闻恶而迁善，永为有道之君”，是“致君于有道”的大爱；反之，佞臣面谀君主之善，使君主“悦善而意恶，长为不义之主”，是“陷主于不义”的大憎。可见，爱与憎是对立统一的，关键就在于君主能否“原忠谗之情”。国君要善于用理智判断臣下，而非感情用事，要使有功者受赏，无功者受罚。
　　后五篇是罗隐针对晚唐社会出现的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皇帝如同傀儡的社会现象，为君主开出的良方，它侧重于讲帝王之术，重点是帝王如何发现人才，使用人才。一方面君主要掌握文武之道，警惕奸臣夺权，防止大权旁落；另一方面要合理的、理性的选拔人才，重视人才，防止感情用事，使他们各尽其能，辅佐邦国。
　　《两同书》体现了罗隐鲜明的儒家政治思想倾向。在中唐以后，以韩愈为代表的文儒们树起“复古”的大旗，以振兴儒学为己任，披荆斩棘，冲出一条道路，但是他们更多的是在文化思想领域中儒学的复兴。在晚唐时代，儒学已经一蹶不振，败倒在释、老脚下，但是罗隐却以儒家的思想重新为晚唐衰落的君主开出一剂治国的良方。一方面是“仁政爱民”的政治观，希望帝王要以社稷为重，行仁政，修俭德，去奢侈，使人民安居乐业；另一方面任贤弃绝的吏治观，他警告君主要掌握文武之道，不要大权旁落，要亲自考察、任用、监督大臣，以去伪存真，去奸留忠，去恶用善；这是罗隐针对晚唐末期的政治情况，针对性地提出的良案。虽晚唐的政治形势日落西山，江河日下，但是儒家的“忠君爱国”观念却支撑罗隐煞费苦心地要力挽狂澜，扶正将倾的晚唐大厦，这是由他“养浩然之气”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思想的鞭策和推动。罗隐的思想是传统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唐复古思想在晚唐社会的延续，其为君主开出的良方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但是晚唐社会已经没有了实现的环境，只能是水中花和镜中月，是一朵永远不会结果的花朵。晚唐的统治者对于罗隐可以说是恩义己绝，令他“十举不第”，但这个被抛弃的弃儿却一如既往地热爱着这个既令人忧伤又让人爱恋的国家。
　　《两同书》中所闪烁的光辉思想，既是罗隐为晚唐社会开出的救亡图存的良方，同时对于后代统治者亦有借鉴和警醒作用。这部理论著作，观点鲜明，说理透彻，言之有理，不仅在当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对于今天我们建设小康社会已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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