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城乡居民社会支持网的述评】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时间：2019-02-13 03:19:5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社会网络分析是当今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其主要研究内容之一是社会支持网研究。本文通过对目前国内现有的社会支持网研究中成果较为突出的阮丹青、张文宏的研究成果――城乡居民社会支持网进行概述，对其研究方式，具体方法和操作方式进行了评价，并提出自己的两点思考。
关键词：社会网络分析 社会支持网 研究方法
社会网络分析是当今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在西方，其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兴盛于70年代，至今仍在继续［肖鸿1999，3］。而在中国，社会网络分析的研究于20世纪90年代起步［阮丹青，周路1990］，目前正处于发展阶段。伴随着社会网络分析的发展，其主要研究内容之一的社会支持网研究也逐渐增加。社会支持网研究若依据社会网络分析的通常划分方法，从研究方法角度看，可分为：整体网研究，关系研究和主体网研究。目前许多社会支持网的研究者，主要通过检验主体网或个人网进行研究。［贺寨平2001］国内现有的社会支持网研究中，阮丹青、张文宏等学者的成果较为突出。
概述：基本程式和内容
“城乡居民的社会支持网”就是上述两位学者的研究成果。该文的开篇即指出“个人的社会支持网是由具有相当密切关系和一定信任程度的人所组成”，以明确其研究的社会支持网是主体网，即与被调查的个人有关系的所有人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网络。该报告正文分为四个部分，即前言，二、研究方法，三、研究发现，四、讨论。本述评将按照调查报告理想模式所应具备的程式和内容，对该报告总的加以概述：
1）研究的问题及背景。该文是“中国城乡居民的社会网”研究项目的系列成果之一，因此并未对研究的问题及背景作较详细的阐述，而是在前言部分直接阐述了社会网和个人社会支持网的定义，并指明该项研究分析的范围只限于社会支持网的“财务和精神领域的帮助”。接下来，两位作者简要列举了部分既有社会支持网研究成果，同时又指出，中国城乡居民社会网的比较研究是一直受忽视的领域，阐明了本项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2）相关文献的回顾。该文的研究目标是在“对城市和农村居民个人社会支持网的规模，网络构成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发现其类似性和差异性及造成这种类似性和差异性的结构或文化因素”。因而，其在前言部分简要地提到几位学者对社会支持网研究的结论。首先是关于西方居民社会支持网的研究成果：Burt和Van der poel等人研究发现，“西方社会，在亲属当中，配偶、父母和成年子女比兄弟姐妹和其他亲属发挥的作用更大。另外，配偶提供社会支持的范围也是最广泛的，人们倾向于从配偶那里获得精神性、工具性和社会性的支持，父母和成年子女也彼此提供精神和工具性的支持……”Wellman和Wortley认为，“社区关系并没有随着工业化、都市化和现代化的不断发展而普遍衰败，只是居住在不同社区的人由于社会结构的差异，在建构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时会采取不同的模式。”其次是关于中国居民社会支持网的研究成果，主要介绍了阮丹青“重要问题讨论网”研究的结论、边燕杰的强关系找工作分析和蔡禾等人的研究发现。
3）研究的理论或假设。严格而言，这篇调查报告没有提出其理论框架或假设，是中国大陆地区首次城乡居民社会网的比较研究，也是一种探索性调查研究。该项研究的目标是试图发现“城市和农村居民个人精神和财务社会支持网，在网络规模、网络构成模式两个方面的类似性和差异性及造成这种类似性或差异性的结构或文化因素。”尽管这其中有解释性要求，但也未提出具体假设，毕竟它是探索性的，没有假设与限制，或许更利于发现问题。
4）研究的概念及其操作化。本文作者在开篇前言和研究方法两个部分，多次强调只分析城市和农村居民个人“精神支持网”和“财务支持网”的“网络规模”和“网络构成模式”的状况。由此可见，该文中有四个关键概念：精神支持、财务支持、网络规模、网络构成。相对而言，四个概念中，“精神支持”和“网络构成”的抽象程度较高。“精神支持”和“财务支持”具体如何操作化作者未作说明，但交代了两种网络成员选择的标准，即“如果您心情不好，想找人谈谈，您会找谁呢？”和“假如您需要借一大笔钱，您会向谁借？”两个问题。概念“网络规模”被操作化为网络成员的数量，“网络构成模式”在调查问卷中则被具体操作化为32种人际关系类型（在统计分析中又被归纳为9种）。
5）抽样、样本及总体。作者在“研究方法”部分，明确指出了抽样的详细时间、地点和方法。城市样本是按区―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居民家庭―18岁及其以上，生日最靠近11月5日的成人等五个步骤，采取简单随机多段抽样，共抽出503个样本。农村样本先被限定在天津市4个近郊区中的西青区和5个县中的宝坻县，再按照乡（镇）――村委会――居民家庭――18岁及其以上，生日最靠近11月5日成人等四个步骤，采取简单随机抽样，共抽出598个样本（实际分析的样本是宝坻县的334个样本）。从作者分析的样本推断，调查研究总体是18―65岁的天津市城乡居民。
6）结果的表达。作者在“研究发现”部分，通过两个百分比统计表，分别描述了城乡居民财务和精神支持网的网络构成及网络规模的类似性和差异性。为了“确定城乡居民在社会支持网构成上是否真正存在着显著的差别”，作者“在控制了被访者的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等因素以后，进行了多元回归及逻辑回归分析”，结果以两张回归分析统计表的形式出现，并辅以文字说明。作者在对四张统计表的内容描述过后，将这一研究发现归纳为四句。作者的另一研究目标――发现“造成这种类似性或差异性的结构或文化因素”，是在该文“讨论”部分实现的。其对前面的研究发现部分给予了文化和结构两个方面的解释，由此也占据了该文的半壁河山。
评价：研究方法的运用
通览概述可以发现，该调查报告基本上包含了理想模式的调查研究所应具备的程式和内容。若将该调查归为描述性调查研究，则其报告中未提出理论框架和假设但并未违背研究规范。只是调查报告在讨论部分的大量阐释，占据了全文近半篇幅，虽很有理论价值和启发性作用，但解释的依据基本上不是出自调查分析的内容。本述评拟就对该报告所体现的研究方法予以探讨（只针对研究方式，具体方法和操作方式）。
1）抽样方法与资料收集方法。抽样方法总体上可分为概率抽样和非概率抽样两大类，进一步可细分为简单随机抽样等若干类。调查研究的资料收集方法主要有两种基本类型：自填问卷法和结构访问法。通过对该文“研究方法”的概述，可以知道该项研究中，城市样本采取的是多段抽样，而农村样本的抽取是判断抽样和多段抽样相结合的结果。这一抽样设计总体上遵循了抽样专家科什（Kish）教授提出的抽样四原则，具有合目的性、可测性、可行性和经济性。这些优点尤其体现在城市样本抽取过程中。城市样本的多段抽样过程，在开始阶段保证了样本来源的全面性，将全城6个区全选为调查区域。第二阶段则从每个区中随机抽取了3个街道办事处，再从抽出的每个办事处各随机抽取1个居委会。这一点充分考虑了各区之间差异较大，各居委会差异较小的可能性，在确保随机性的同时，很好地体现了经济性，可测性相结合的抽样准则。但是在农村样本的抽取过程中，抽样的初始阶段是判断抽样，诚如作者所言，“考虑到农村居民的同质性较强，加上受研究经费的限制，农村样本的抽选区域定为4个近郊区中的西青区和5个县中的宝坻县”。应该说作者这种考虑合情合理，其下文所列材料也证明了被限定两区的代表性，但这多少会使这一抽样设计增加些许遗憾，使读者对其抽样过程的随机性多少有点怀疑。两相比较，农村样本在抽样的初始阶段较城市样本小，通过判断抽样限定了1个区1个县；在中间阶段，数目则大于城市样本，从抽出的每个乡镇中，抽取出3个村委会，而与之相对的城市样本，则是从抽出的每个街道办事处中抽取1个居委会。这一点似乎难以解释作者“农村居民的同质性较强”的观点，而更有说服力的应该是保证农村样本与城市样本的平衡性。当然，任何一项抽样设计都会受诸多因素影响，很难尽善尽美。有一点这样的缺憾，或许也正说明了作者抽样设计的真实性、科学性和困难性。然而，作者在城市抽取了601个有效样本，在农村抽取了598个有效样本，而进入分析过程时，城市样本仅用了503个，农村样本仅用了334个（宝坻县样本）。然而作者对这些没作任何说明，这会使读者对抽样设计的缺憾有所感受，但也会对所抽取样本的有效性产生疑问。
至于资料收集过程，该文指出“本文运用1996年‘天津城乡居民社会网’问卷调查的资料，但未说明究竟是自填式问卷还是结构访问问卷，读者也无从得知。但读者至少可能会由此产生一个疑问：“倘若是自填式问卷，这个针对农民的调查，信度和效度有多高呢？另外，该项调查研究的是“天津市城乡居民社会支持网”的状况，只涉及“天津城乡居民社会网”的小部分。而读者在未被告知“支持网”的研究者是否组织或参与了“社会网”的研究时，完全有理由怀疑这项研究只是一个文献研究，而非调查研究。因为这里不能排除该项目研究者从既有问卷调查的资料中“提炼”出变量予以描述分析的可能。
2）变量设计与操作化。变量设计和操作化是调查研究过程中，资料收集工具建构的基础环节，也直接制约着一项调查的解释性或描述的准确性。其重要性显而易见。从概述中可以看出，该项研究主要涉及四个变量，即精神支持、财务支持、网络规模、网络构成。作者在量表设计部分，只对网络规模和网络构成两个变量的操作化给以说明，而未对“精神支持”和“财务支持”给予相应的说明，仅指出了精神支持网成员和财务支持网成员选择的标准。这似乎有点不妥，尤为不妥的是财务支持网成员的选择标准，即“假如您需要借一大笔钱，您会向谁借？”在西方国家中，这一指标可能非常适用，但在中国使用，却不能反映作为网络成员的配偶在财务支持网中的作用（财务支持网统计表的数字显示，农村居民被访者提到配偶的仅为4.1%，城市被访者提及的也只有5.6%，与西方调查结果相去甚远）。这里有两点理由可以说明这一指标的不合理性：
首先，从财产权观念来看，中国的夫妻间个体财产权观念很弱。正如一些学者所言，中国从来只有家庭财产权观念，而没有个体财产权观念。这可以从日常生活中的“私房钱”予以说明。为什么认为夫妻间个人保留一定钱财是“私房钱”呢？因为在中国的夫妻眼中，财产是“夫妻共同体”的集体财产。谁若存私心，想保留自己个人的钱财，则无疑被视为是在存“私房钱”。且这种私房钱数量只是有限的，并且这种行为也不被提倡。夫妻共知共有的财产，仍是家庭财产的主要部分。对于这主要部分的财产，既然是夫妻共有，则使用财产时就不是“借”，而是“拿”。因此普通百姓向自己配偶“借钱”的概念也很弱，尤其是需要“借一大笔钱”时，更不可能想到向自己的配偶借。当然，随着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个人财产权观念的普及深入，中国夫妻间这种“公共财产权”的观念，可能会发生变化，这一指标可能也会适用于中国的个人社会支持网调查研究。但在当前似乎难以适用。
其次，从现实生活来看，夫妻间的财产所有权关系难以理清。这里面原因比较复杂，在此只能简单地加以说明。第一，单从家庭的功能而言，中国家庭目前具备赡养、孩子教育、经济等多种功能。夫妻的结合，即意味着家庭的构成。夫妻在家庭中会有不同分工，以履行不同家庭功能，诸如获取财富，抚养教育小孩，赡养老人，料理家务等。由此，夫妻在家庭中的贡献也各有侧重点。即使在“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中，也很难说，丈夫在外所挣钱财是其私人所有。假如是这样，那么妻子应该得到在赡养老人或抚养教育孩子及家务劳动中的工作报酬。第二，夫妻创造财产时的共同行动使得收获的财产难以分清。这一点在中国大部分农村比较显著。自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来自耕种责任田的财富，往往是夫妻共同劳动的结果。即使流动的农民工，也常常是“夫唱妇随”，夫妻商店、夫妻手工作坊很多，要明确区分夫妻财产困难重重。第三，理财的方式和习惯，仍然使得个人财产权难以独立于“夫妻公共财产权”之外。
可以说有这种难以理清的财产权，使得夫妻间也难以产生向对方借钱的行为，更可能的是配偶双方共同使用财产。因此，无论从夫妻间财产权观念而言，还是从现实生活中的财产权关系观察，这一“财务支持网”所使用的指标，难以测量配偶在个人财务支持网中的作用。也许应该有其他指标的辅助才可。
3）资料分析。该文在“研究发现”部分指出，其“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市民和农民的社会支持网规模究竟有多大？他们向什么人寻求特定的社会支持？”因而，资料分析的前半部分，通过“财务支持网的构成”和“精神支持网的构成”两张百分统计表，向读者描述了城乡居民社会支持网模式的类似性和差异性。但是，为了“确定城乡居民在社会支持网构成上是否真正存在显著差别”，资料分析的后半部分，随即利用多元回归分析和逻辑回归分析予以说明。“财务支持网的构成”回归分析表和“情感支持网的构成”（不知是何原因，使“精神”置换成“情感”，是打印错误吗？）的回归分析表具体展示了结果。在这儿，多元回归分析和逻辑回归分析只是被用来确定“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发挥描述性功能，而不是解释性作用。是否可以称之为统计分析方法的“大材小用”呢？
两点思考
通览张文宏、阮丹青两位学者的调查报告，可以强化一种感受：变量的操作化是调查付诸实践中的最困难环节。变量操作化的有效与否直接影响着调查研究的信度和效度。由此想到，变量的操作化应该因时而易、因地制宜，不断修正和完善。针对当前社会网研究而言，尤其在网络构成的操作化中，应充分考虑到各方面的影响，如现今发达的信息网络，不管这种网络可以被视为一种新的、现实的社会存在方式，还是仅仅是一种“虚拟社会”，但有一点是客观现实的,即“网友”们的存在。虽然其不被在现实中认可，但无疑网友可以视为部分人的社会支持网的一部分，他可以是一些人的精神慰藉，从而成为一部分人的“精神支持”的交往对象，所以在操作化“网络构成”时，也可作为考虑的一部分。
另外，变量操作化是建构调查研究资料收集工具的前提和基础。那么，在调查研究中，能否将资料收集工具和变量操作化的关系倒置呢？如：从一项大规模大课题问卷调查资料中，提炼出相当于其小规模子课题研究中的描述或对其建构假设而给以解释。例如，从社会网调查的结果中，提炼出关于“社会支持网”的相关变量，对社会支持网的状况予以研究。如果能做这种倒置，则其研究的结果有多大信度和效度呢？如果在这种倒置关系下，不能像文献二次分析那样有效，研究的结果没有可信性，那么如何防止这种“伪调查”的出现呢？这些也许值得我们去思考。
参考文献：
[1]张文宏，阮丹青.城乡居民的社会支持网.社会学研究，1999，（3）：12―24.
[2]阮丹青，张文宏，潘允康.天津农村居民的社会网.社会学研究，1999，（2）：108―118.
[3]肖鸿.试析当代社会网研究的若干进展.社会学研究，1999，（3）：75―85.
[4]贺寨平.国外社会支持网研究综述.国外社会科学，2001，（1）：76―81.
[5]阮丹青，周路，布劳，魏昂德.天津城市居民社会网初析.中国社会科学，1990，（2）：157―176.
[6]斯科特.社会网络分析发展史.国外社会学，2001，（6）：1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