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祝福》的反讽艺术|反讽艺术
时间：2018-12-30 03:37:5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 反讽在西方受到许多批评家的重视,而鲁迅的小说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具有鲜明的反讽特色。本文从文章的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出发,对鲁迅的经典作品《祝福》进行观照。 关键词: 《祝福》反讽标题叙事主体
反讽作为修辞学中重要的一种修辞手法,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在现代批评中,新批评派将反讽作为文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并给反讽下了这样一个定义:“语境对于陈述的明显歪曲。”①并给反讽具体划分了各种类型。反讽以不确定性和多义性为先决条件,鲁迅炉火纯青地运用了反讽这一艺术手法,给读者多重的解读角度和解读空间。
小说《祝福》作为《彷徨》的首篇,作于一九二四年,这一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正处于低迷,鲁迅不知彷徨于何处,内心的孤独、苦闷使他不断寻求新的突破口,正如他在《彷徨》的题辞中所引用《离骚》的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祝福》是他创作的首篇女性题材作品,无论是主题思想,还是创作风格,都独具特色。反讽作为作者的基本语调,贯穿作品始终,使得作品的思想意蕴非凡。
一、标题反讽:契合文章主题
鲁迅以“祝福”作为文章标题,显然极具深意。祝福是鲁镇的年终大典,用绍兴土话叫“请祝福菩萨”, 每到腊月二十后,家家户户就开始为祝福而忙碌,目的是希望在神明的庇护下,来年一整年都会好运。然而祥林嫂却在这样一个祥和的夜晚孤独、凄凉地死去。虽然文章的开头和结尾都以一种舒缓的笔调描绘鲁镇在祝福的之夜的温馨,但这丝毫不能掩盖全文的悲剧色彩。“祝福”是别人的祝福,别人的庆典,以此反衬对照祥林嫂的“祸”、“惨”,讽刺意味十足。
鲁迅通过三次描写祥林嫂在鲁四老爷家帮佣准备祝福的情形,展现了祥林嫂一生多舛的命运,批判了祝福这一封建迷信仪式,揭示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在祝福仪式中,最繁忙的是妇女,而“拜的却只限男人”,女人只能呆在灶堂,直到祝福结束,可见妇女在封建礼教的管制下如同奴隶般,毫无地位可言。当祥林嫂第一次来到鲁四老爷家做工时,鲁四老爷的第一反应便是“皱眉”,他嫌弃祥林嫂是个寡妇,但也并没多说什么。由于祥林嫂的出色表现,祝福大典的一切事宜,“全是一人担当,竟没有添短工”,而祥林嫂非但没觉得累,反感到满足。自身的价值得到大家的认可,可见祥林嫂之前的生活是何等不快,而她对生活也极容易满足。祥林嫂第二次出现在鲁四老爷家时,她的境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被婆婆抢去卖给了贺老六,开始了幸福的生活,并生下了一个孩子――阿毛,然而无情的命运给了祥林嫂沉重的一击,先是贺老六病死了,阿毛被狼叼走了,大伯把她赶了出来,无家可归,只能再次回到老主顾家出卖体力,从这时起,祥林嫂变了:“脸色青黄,两颊上已经消失了血色” ,嘴里不断重复着“我真傻,真的”,重复着阿毛被狼叼走的故事。虽然大家依然叫她祥林嫂,但对她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鲁四老爷暗地里说她败坏风俗,“祭祀时可用不着她沾手”,“否则,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镇上的人对她的态度也变得冷漠、刻薄。特别是柳妈这个“善女人”用“不节烈”这一罪名强压到祥林嫂身上后,悲苦无依的祥林嫂又背上了一副沉重的精神镣铐。为了抵消自己的“罪孽”,将自己所有的工钱捐给庙里换得可以替她赎罪的门槛,以为就此可以改变大家对她的看法,可以得到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尊重。但当她坦然地拿祭祀用的酒杯和筷子时,四婶的一句:“你放着吧,祥林嫂!”再次把她打入绝望的深渊,不久之后她便沦为乞丐,最终死在祝福之夜。生与死、希望与绝望、抗争与妥协作为《祝福》的主题在祥林嫂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②顽强的祥林嫂在希望与绝望之间徘徊,命运的弄人和“社会普遍公理与道德规范”的不容,最终使得祥林嫂走投无路,带着怀疑与疑问,希望与恐惧离开人世。
祥林嫂算是一个觉醒者吗?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她不算,她不过是乡下一个淳朴勤劳的妇女,不识字,甚至连名字都没有,但她又不同于和她同等地位的中国传统妇女,从她敢于逃(逃出夫家)、撞(拒绝再婚)、捐(向庙里捐门槛)、问(发出灵魂有无的疑问)可以看出祥林嫂在她的所知范围内做了最大的努力与抗争。与她相对照的是鲁迅的另一部小说《伤逝》里的子君,子君是接受了新思想新文化,并敢于追求自己幸福的新青年,然而她最终的下场却与祥林嫂相同。这不仅使我们想起了鲁迅那个著名的“铁房子”理论:无论是觉醒者还是沉睡者最终都逃不过死亡的结局,而对于这种绝望的反抗,使得鲁迅思想又充满着崇高的悲剧精神,这也正是《祝福》的主题意义所在。
二、以“我”为叙事主体的反讽陈述
中国古典小说通常采用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来讲故事,而在《祝福》中鲁迅采用以“我”为第一人称的限制性非独白叙述。文中的“我”作为叙事主体,时而冷静地作为隐藏的作者观看故事情节的发展,时而与作品主人公进行交流、对话,甚至直接参与故事情节。“我”对祥林嫂的态度从言语层面来看前后不一,读者若明白了鲁迅所采用反讽这种叙事手法,再结合具体叙事情境,就不难体会作者对祥林嫂的深切同情。作者将自我精神自觉地纳入对客观世界的观察,用一种自我反省、自我否定的态度,历史地、客观地看待现实残酷的世界,自觉地承担起启蒙者的重任。作为一位具有强烈反思精神的思想者,鲁迅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与笔下的人物保持距离,表现出超越性的关照,使之成为自我的怀疑、揶揄、嘲弄。这就是反讽,反讽是终极的自我揶揄。
阿恩・布斯指出,如果叙述者同“作者的声音”不一致,读者的理解同叙述者或人物有差异,都可能构成反讽。一直以来,对“我”的评价始终认为是:“我”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满黑暗现实而又无力改变现状的深刻矛盾,对于祥林嫂的死,“我”一方面觉得自己“有罪”,但又无法改变这一既定的现实,因而只想怯懦地逃离鲁镇。而事实上,鲁迅在此运用的正是反讽艺术手法:反话正说,对于叙述者“我”给以无情的嘲弄。当“我”得知祥林嫂的死,隐隐约约感到她的死与自己多少有些关系,使“我”在不知不觉中背上了“有罪”的枷锁,在一种无意识的自保或为自己开脱的心理作用下,“我”对祥林嫂作出了这样的评价,“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的,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先前还将形骸在尘芥里,从活得有趣的人们看来,恐怕要怪讶她何以还要存在,现在总算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了”。鲁迅借叙述者“我”巧妙地将自己真正的意图隐藏了,尽力不被读者发现,把自己对祥林嫂的同情克制在内心,以反讽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不是自己站出来大声疾呼替祥林嫂伸冤,这使得文章在思想上更具内涵与张力,更使全文在结构和节奏上前后保持一致。同时,从读者角度看,对作品的理解和解释形成阻碍,给读者更多的思索空间,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造成“陌生化”的效果。文章最后,鲁迅以轻松的笔调再次描述了鲁镇庆祝节日盛典的温馨,“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众圣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鲁迅以克制、冷静的语调为文章收尾,看似叙述主体“我”摆脱了因祥林嫂的死在道德上的不断自我诘责,实则不然,祥林嫂的死仿佛一根刺永远扎在“我”的心头,以此延宕祥林嫂的悲剧在读者心目中所产生的效果。
“看”与“被看”的二元对立模式在鲁迅小说中是时常出现的,当祥林嫂叙述着阿毛被狼叼走的经过,她身边自然围绕着一群看客,在鲁迅的作品中是永远不乏看客的,这些看客看着别人的悲剧,咀嚼着别人的痛苦,然后给以同情,这是看戏时的那种审美同情,而非道德上的同情。祥林嫂的悲剧之所以吸引他们,就在于祥林嫂所遭遇的痛苦和灾难,是常人所未曾经历过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比他们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好命的,使他们的心理产生一种满足感。当最初的同情在祥林嫂的反复叙述之后,看客们厌烦了,将那微薄的同情转为恶意的嘲弄。而在这些看客背后,还有一位隐含的作者“我”在“看”,看着看客们的残忍与麻木不仁,文章结尾的那句“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给以鲁镇人以无情的鞭笞与嘲讽。
“鲁迅是一个悖论式的人物,也具有悖论式的思想”。③鲁迅作品的意义并不在于他思想的艰深、难懂,而在于其思想的复杂性。他被堪称为现代中国的民族魂,他代表了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创作的最高水平,足以与同时代的所有优秀的思想家、文学家一较高下。反讽作为鲁迅小说一大重要特点,融入了鲁迅自身独特的创作个性与个人魅力,使其小说更具现代性。
注释:
①布鲁克斯.反讽――一种结构原则.赵毅衡.“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335.
②鲁迅.野草・希望.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78.
③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