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事件平反前后

　　从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两年多的时间里，朝野上下万众一心，党心和民心水乳交融，为天安门事件的平反付出了不懈的努力，演绎出令人振奋的一幕；当然，也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一幕。
　　
　　三、各种力量相互凝聚，推动天安门事件平反
　　天安门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违背了人民的意志。因此，从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到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两年多的时间里，朝野上下万众一心，党心和民心水乳交融，为天安门事件的平反付出了不懈的努力，演绎出令人振奋的一幕；当然，也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一幕。
　　3.1《人民日报》秘密调查天安门事件真相，为名誉抗争
　　因发表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和《天安门广场事件说明了什么？》的《人民日报》，被读者称之为“戈培尔编辑部”。报社职工一直为违背了人民的意愿而羞耻。“四人帮”被捕后，《人民日报》老记者余焕椿离开京郊小汤山五七干校，回报社参加对“四人帮”势力的清查工作。因种种原因被打入另册的干校校友们众口一词，叮嘱余焕椿将天安门事件列为报社清查的首要任务，因为它牵连到许多人的人身自由和政治命运，牵连到《人民日报》的声誉。
　　此时，《人民日报》由迟浩田接管。余焕椿把干校同事们的想法向迟作了汇报。迟浩田点头同意，说这同他们的工作部署完全一致。
　　于是，余焕椿等人马不停蹄，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查清《人民日报》鲁瑛等人奉“四人帮”之命在天安门事件前后的欺骗报道情况，写成清查报告《“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的阴谋活动》。迟浩田将清查报告转送中央并特地写了一封信：
　　中央宣传口并报华主席、党中央：
　　在揭批“四人帮”控制人民日报搞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中，报社许多同志揭露了“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搞的欺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罪行。我们觉得这一问题有必要向中央反映。现将人民日报运动办公室材料组整理的《“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的阴谋活动》送上，请审阅。
　　 迟浩田
　　1976年12月10日
　　当时主管全国宣传口的耿飚看到材料后，高兴地说：“天安门事件可以平反了。”
　　然后，由于前述华国锋和汪东兴对天安门事件的态度，这份材料如泥牛入海，直到迟浩田1977年10月调离《人民日报》也没有任何回应。⑴
　　尽管受到中央的冷遇和阻挠，《人民日报》寻找天安门事件真相的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过。在社内清查的同时，据老记者王永安回忆，从1976年底开始，社领导胡绩伟、王若水等就悄悄布置记者走出报社，到社会上秘密调查――
　　大量工作是通过相互串连，寻找线索，秘密听取被抓人员、现场当事人员的纪实谈话，前后接待200多人。开始还秘密进行，以防“两个凡是”。可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快北京市公安局知道了，这一来我也不避讳了。经过一年多的调查，天安门事件的几个关键问题，是非清楚了。如：《文汇报》反周文，南京事件，北京压制悼周，四月四日纪念碑花圈一夜被清，广播车为何被砸，冲击大会堂原委，天安门东南角现场指挥楼被烧内情，抓捕人数和有无死人情况，清查中追查后台问题，以及人民日报怎样上报事件假报告、报纸的假报道等。
　　1978年5月3日，总编辑胡绩伟与副总编辑秦川、李庄安排，从天安门事件40多位受害人的情况和申诉信中整理出一份内参，5月18日“单印专送”中央，并以“人民日报宣传小组”写出说明：“从去年12份以来，有四十多名因天安门事件受过迫害的同志，陆续到报社的群众工作部来访，有的给报社写信，表达了对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限感激和热爱的真挚感情。同时，普遍反映了他们在出狱后，继续受到歧视和迫害的情况。”⑵
　　6月8日，《人民日报》新当选的全国政协委员余焕椿参加政协文化组的会议。余焕椿是有备而来的，他决定在这次会上将天安门事件的真实情况通报给委员们。他说：
　　我今天想占用各位的时间，谈一谈“文革”中最大的一桩冤案――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真相。我希望在我发言之后，如果各位赞同的话，我们应该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我是《人民日报》的记者。《人民日报》受“四人帮”的控制、指挥，在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时至今日，尽管中央已采取了若干重要措施，如所谓事件的“总后台”邓小平同志已出来主持工作了，许多无辜被捕的同志已经得到释放和平反等等，但整个事件本身并没有平反，真相并没有完全大白于天下，这个事件究竟是什么性质，也没有一个公开的明确的说法。这是为什么？我们《人民日报》的同志同全国人民一样，十分关注这桩大事的拨乱反正，他们要我到政协会上来呼吁呼吁，我就来了。我本人也有此强烈的愿望。由于我是政协委员，政协是广开言路的地方，又是内部会议，我以为敞开说说是无妨的，有积极意义的。这是我的开场白。⑶
　　接着，余焕椿从三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意见。第一，希望史学、文学、教育家来歌颂天安门事件，为天安门事件大造革命舆论。同时希望全国政协积极工作，促使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第二，揭露“四人帮”及其心腹鲁瑛在天安门事件报道中的阴谋活动。这一部分分别讲了四个问题：（1）“四人帮”在4月2日提前给天安门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2）“四人帮”利用十二期内部情况，保护自己，反对悼念周总理，诬陷邓小平同志，诬陷广大革命群众；（3）4月8日《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这篇公开报道是怎样歪曲事实，颠倒黑白，炮制出笼的；（4）天安门事件后，大搞“另一个挂帅人物”，影射攻击华国锋同志。第三，讲了天安门事件与毛主席旗帜。⑷余焕椿郑重地说：
　　有人说天安门事件的案翻不得，彻底翻了这个案有损于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我说不对！因为毛主席的旗帜上写着“实事求是”，写着“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如果彻底翻这个案，不但无损于毛主席的旗帜，反而会使毛主席的旗帜更鲜艳！我个人的看法和期望，是尽早彻底翻案、平反，把这一伟大的革命事件，按照它的本来面貌载入史册。看来，现在是时候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实事求是地再一次向党中央反映情况，多呼吁，多奔走，为促进尽快彻底解决这一大事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我的话就到这里。
　　这个牵动人心的敏感话题，把很多别的界别的委员和工作人员也吸引过来，会场人数不断增加，不少人没有位子就站着听。
　　主持会议的组长、副组长没来得及表态，会场上就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余焕椿开了头，委员们都抢着发言。据汪东林回忆，科学家孙家昶激动地说：“近年来出差，无论到哪里总有人问起天安门事件怎么解决，问的答的都很动感情，可见这件事牵动着千万人的心！我认为，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四・五’运动可以同五四运动相提并论。如果我们不把这一事件搞清楚，就是对下一代不负责任！”⑸
　　李初梨、杜任之等委员话虽不多，但态度明朗，都对余焕椿委员的意见深表赞同，认为政协应该为此事呼吁。红学家吴世昌委员建议，政协应成立一个“天安门冤案平反委员会”，把这个大事件彻底查清楚。
　　会议结束时，主持会议的副组长魏传统建议：“这些意见反映上去。”⑹而前来听会的中央统战部的工作人员则先把余焕椿的发言汇报上去，统战部很快就派人来查问这次会议的情况。
　　余焕椿意识到，一定出了什么严重的事情，立即给政协机关打电话声明：“话是我讲的，什么时候都由我负全部责任，与他人无关，更没有你们政协的事。我是政协委员，我要讲什么，自然是自己负责。”
　　1978年6月15日，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召集4家中央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在讲话中，对余焕椿的行为提出几近严厉的训斥：
　　希望大家要注意敌人挑拨，注意帝、修、反的挑拨……中国人也是这样，也有人在挑。政协会上，人民日报的余焕椿二月八日⑺对天安门事件讲了一大篇话，认为这个案没有彻底翻过来。（念了一大段余的讲话）明明是毛主席说的，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他们不是反毛主席是反谁？这个问题还要登简报？这本来是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你要翻，翻谁呀？他说，人民日报在运动中揭露出大量的事实，说明“四人帮”在天安门事件中捣了很多鬼，这是对的。他又说，当时毛主席和政治局都受了“四人帮”的骗，这不对嘛！有毛主席的批示在，这能翻案吗？他说，今年四月，天安门事件两周年时，人民日报编了一个天安门诗选的专页，领导上又不让登。那是攻击华主席的，怎么能登？他说不让登，是指我们两人（对乌兰夫同志）。这是批我和乌兰夫。他还说，天安门这个事一定要解决，否则人民不平。他还说，有人认为翻了天安门事件有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旗帜，我们说毛主席的旗帜是实事求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真正翻了过来，才使毛主席的旗帜更加光辉灿烂。他是人民日报记者，是党员，非党员不了解情况，党员能这样说吗？在政协会上，还有人要翻《二月提纲》，说是“红文件”，要翻过来。（有同志插话：是社会科学院的杜任之。）翻《二月提纲》、翻《五・一六通知》，这个文件也要翻，整个文化大革命就要翻过来了。这些是政协简报登的，简报不能有闻必录，要录就要批，否则简报不能登。杜任之是民主人士，余焕椿是党员，党员不能乱说。在政协会上吴世昌还提议要成立一个天安门冤案委员会，接受控诉，说“天安门事件究竟死了多少人，要为死难烈士昭雪”。简直是什么都要翻。⑻
　　但是，人民日报社则对此没有什么大的反映。余焕椿回忆说：
　　一天，报社总编辑胡绩伟从外面开会回来，神情严肃地要我在政协会上的发言稿看。看后他什么都没有透露，只是对我说：“你的发言没有问题，如果有人向你调查，不管是谁，你都如实相告。”这使我甚感诧异，并预感到问题严重，但又不便多问。我想，一定是政协写简报向上汇报了。于是，打电话给政协文化组，希望看看简报，了解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从电话里得知，政协机关也在查阅2月8日文化组开会的情况，他们说政协简报写好了尚未发出，上面是看了统战部的简报发怒的。谁发怒？讲了什么？全不得而知。
　　一个多月后，当时政协文化组组长周扬在一次例会上说：政协是广开言路的场所，是政协委员，就有权利在会上说话，对与不对，都可以向上反映。领导者的责任是择善而从之，用不着对不顺耳的话大惊小怪。周扬同志的态度是明显的，他不赞成这种动不动就追查的办法……要不是周扬同志仗义执言，要不是胡绩伟同志尊重事实，不顾自己头上的乌纱帽，顶住了巨大的压力，我恐怕早已成了“现行反革命”啦。⑼
　　3.2“人民来信”揭开北京市的盖子
　　天安门事件发生在北京，吴德是北京市委书记。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的定性，是通过吴德之口宣布的――参与天安门广场运动的人都记得，当时广场上宣传车一遍又一遍地播送着吴德的讲话。
　　尽管在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中，吴德也是重要的参与者之一，但“四人帮”被粉碎后，吴德似乎思想没有什么长进，对北京市的“揭批查”运动的领导很不利。对于北京人关心的天安门事件的性质问题，仍然坚持是“反革命事件”。1976年10月21日，吴德在一次讲话中说：
　　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翻不了，有反革命嘛！反革命分裂中央、打人、烧车、烧房子，不是反革命吗？但也不都是反革命，还是少数嘛！打伤战士，还要降国旗，很凶，认真搞一下，就打得他们稀里哗啦。有人说那时候，就是反王、张、江、姚的，也不对嘛。当时，他们还是政治局负责人嘛！和林彪一样，9・13前反他还是不对的嘛。姚登山的儿子是什么反对王、张、江、姚啊，他是反对总理嘛！工人民兵在维护治安，维护社会秩序起了很大作用，要肯定。我们的工人民兵是主席搞起来的，毛主席当面对我讲过，把工人民兵搞起来，我们还要搞，工人民兵是市委领导的。⑽
　　1977年1月，在北京街头悼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活动中，北京青年李冬民等人在长安街刷出大标语，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吴德制造陷阱，把李冬民说成是“四人帮”余党。李冬民随即以“反革命罪”被捕，关押近两年。
　　吴德的不作为，不但压制了北京人要求改变天安门事件定性的呼声，而且使得北京揭批“四人帮”的运动冷冷清清：对“四人帮”所把持的“梁效”（“文革”中“四人帮”控制的写作班子，“梁效”取之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校”的谐音）的清查进展不大；对于让我这样的年龄的人记忆犹新的“黄帅事件”也根本不触动。为此，1978年5月，中央将贾庭三从贵州调回北京，任北京市委第三书记，希望推动北京的工作。
　　而对于吴德在北京市的不作为，《人民日报》等媒体也很不满意。据《人民日报》当时的副总编辑李庄回忆，《人民日报》的人多次议论，“要找个题目推动一下”。1978年5月2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揭穿一个政治骗局――真相》，就是一个要“推动一下”北京市的“题目”。这篇文章发表后，另外一个题目送上门来了。
　　1978年7月下旬，《人民日报》收到一封署名杨西岩的读者来信《捂盖子的是谁？》。其中写道：“看了《人民日报》5月21日登的《揭穿一个政治骗局》，很痛快，拖了二十个月的骗局终于大白天下。但有一点疑云没有解开：是谁竟能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把事情掩盖了一年零八个月之久？捂盖子（‘捂盖子’是当年特定的政治语汇。清查揭批‘四人帮’的问题谓之‘揭盖子’；而以各种方式掩盖问题抵制运动的，谓之‘捂盖子’）的究竟是谁？”
　　杨西岩在信中还揭露了另一件事，即“四人帮”肆虐时，北京市奉承旨意组织“理论座谈会”，会上鼓吹“党内有个资产阶级”、“民主派必然变成走资派”等等“极左”观念，标榜要在北京市培养“理论解放军”。“四人帮”垮台后，市里对此只是轻描淡写地表态说是“警惕性不高”，西城区甚至压根不准提起这件事。杨西岩质问：“其它是不是还有拖的呢？编辑部能不能也像小学生日记事件来一个调查，使我们这些蒙在鼓里的广大群众能明白底细，解开心头的疙瘩呢？”信中虽然没有一字提到天安门事件，但他不点名地批评吴德，以一句“其它是不是还有拖的呢？”的设问，也暗含了对北京头号大案天安门事件“揭盖子”的要求。⑾
　　杨西岩是北京市西城区委党校的教学负责人。“文革”期间他曾被下放农村劳动，林彪垮台后回到北京，虽在党校工作，内心却对“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很反感。而市委在“四人帮”下台后反应迟钝，他的意见更大，他以真实单位、真名实姓给《人民日报》写信，矛头直指市委，直指吴德，可谓“胆大包天”了。
　　李庄说，编辑部接到这封杨西岩来信会心一笑，认定作者相当“明白底细”，是想借助《人民日报》“加一把火”，促一促北京市乃至全国对“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揭批运动。“但有人肯定不喜欢，而且是有权指定我们进行检讨甚至能给我们某种处分的人物。这使我们不能不有所考虑。”尽管有顾忌，但“党报不能推卸的职责”使他们不在乎这个顾忌。于是，李庄“事先准备了进行检讨的腹案”，然后亲自编稿，在第三版以全文加花边刊出杨西岩的来信。罗瑞卿大将领导的《解放军报》和香港《大公报》随即转载，国内外议论纷纷。⑿
　　《人民日报》捅了北京市委，北京市委自然不满意。北京市委和吴德一方面把杨西岩下放到丰盛胡同街道办事处管辖下的粉子胡同居委会，以示惩戒。另一方面向中央和华国锋请示，该如何应对《人民日报》的批评。
　　8月2日，北京市委向中央主席和副主席送上报告。华国锋当时还没有看到《人民日报》刊登的“人民来信”，接到报告后才找来看了。3日，华找人问了情况，又与李先念商量处理意见。这天晚上，吴德和贾庭三直接给华电话，很急地要求谈一下。华说：你们提出的问题是个重要问题，中央常委讨论一下，研究个意见再答复。4日，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华国锋说：
　　《人民日报》前天发表了一个读者来信，说“捂盖子问题”。几个报都转载了，香港也转载了，而且加了标题：“谁捂北京市委的盖子？”这封信发表是谁决定的？政治局主席、副主席都不知道。报纸发表群众来信，支持群众是对的，但点政治局委员的名，为什么不请示？还有陕西的问题，我批的，但发表为什么不请示？北京市委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并委派先念、东兴、耀邦同志去解决。吴德同志对“四人帮”斗争是坚决的。九月卅日利用看电影和吴德同志谈，还有先念同志在座，要把“四人帮”抓起来。江青说我送材料也成了一条罪状，就是针对吴德同志说的。“四人帮”在北京三个亲信，迟群、谢静宜、金（？）⒀，是通过吴德去抓的。北京和天津不一样，吴德同志是有错误的，天安门事件、洪广思、理论讨论会。《人民日报》不是个人报纸，是代表党中央的，要慎重。《人民日报》是不大慎重，除陕西问题外，还有些报道不太慎重。过去“四人帮”掌握报纸乱点名，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人们很反感。现在我们掌握了宣传大权，不能和党中央唱反调。这样一点名，北京很紧张，连夜开会，要检查，请示中央，政治局就要开会了。北京问题不是不准登，但要请示报告。（先念：香港《明报》专门转载《人民日报》的东西，有一个版）《人民日报》谈一谈，总结一下。对吴德要一分为二。把情况性质弄清楚。各省都有各省的问题。好的要支持，大家见个面，不要一下子捅到社会上去。有些人点一点可以，但点名要慎重。天津问题如何见报，中央有考虑的，《人民日报》也有个提法，不一致，天津市委也搞得很紧张。有的省提帮派体系要慎重。情况不同。四川帮派体系只集中点了三十人。要发展大好形势，大好形势来之不易。外国借钱给我们，因为我们安定团结。（先念：安定团结，进口设备，要有个安定团结的局面。）⒁
　　8月5日下午，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与在京政治局委员一道，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北京市委常委。华国锋说：我们常委一致意见，《北京日报》不转载《人民日报》登的那封人民来信，市委简单的检讨也不发表。为什么？有个考虑。《人民日报》发表那封人民来信，没有向中央请示报告，也没有向中央常委请示报告，主席、副主席都不知道，是《人民日报》自己发表的。华还说：《人民日报》有权发表人民来信，但发表牵涉到政治局委员、市委第一书记，实际上是点了吴德同志的名这样的人民来信，不请示报告中央是不慎重、不妥当的。如果《北京日报》再转载、市委再检讨，那就证明是政治局、中央同意的。
　　如何处理《人民日报》的“不慎重、不妥当”？华说，《人民日报》的问题，由汪东兴、乌兰夫找他们谈。谈的结果是，李庄以“群众来信”历来不送审为由作了几句说明，也就应付过关了。很多读者打电话到报社，对《人民日报》表示支持，有的人出言幽默：“你们犯了一个推动历史前进的错误。”⒂
　　《人民日报》过了关，但吴德却没有过关。10月7日，吴德离开北京市委到中央工作，林乎加接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随后，在北京市委召开的常委扩大会议上，就正式提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是后话，且按下不表。 （未完待续）
　　注解：
　　⑴余焕椿：《人民日报曾有过一位政委》，《百年潮》2005年第10期。
　　⑵王永安：《昨日依旧》，宁京编：《红蓝记忆――怀念李庄》，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222页～223页。
　　⑶汪东林：《政协委员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党史博览》1998年第8期。下面的叙述，除特别注释，均引自该文。
　　⑷《对汪东兴同志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五日一次讲话的意见――余焕椿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总87（1979年1月26日）。
　　⑸参加这次会议的周扬的秘书露菲，也有一个简单的记录。关于孙家昶的发言，露菲的记录本上还有这样几句话：“‘五四’运动和‘四五’运动，这是中国人民的宝贵遗产。光天化日之下还有特务。为什么毛主席逝世气氛反倒不如周总理逝世？就是因为天安门事件。对朱老总的逝世，大家是把悲痛压在心里。”而据余焕椿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孙家昶还说到“《天安门诗抄》在民间广泛流传，为什么国家不出版发行”。《对汪东兴同志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五日一次讲话的意见――余焕椿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简报总87（1979年1月26日）。
　　⑹露菲的记录。
　　⑺这个时间有误，应是6月8日。余焕椿后来写文章时，却以这个记录为准，把自己发言的时间定在2月8日（见余焕椿：《人民日报与1976年天安门事件》，《百年潮》1998年第2期）。
　　⑻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五日汪东兴同志在中宣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根据记录整理）。
　　⑼余焕椿：《人民日报与1976年天安门事件》，《百年潮》1998年第2期。
　　⑽吴德传达中央16号文件时的插话（1976年10月21日）。
　　⑾杨西岩：《捂盖子的是谁？》，《人民日报》1978年7月30日。
　　⑿《李庄文集・回忆录编【上】》，人民日报出版社・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377页～379页。
　　⒀黎之记录原文如此，根据上下文，此人当为金祖敏。
　　⒁转引自黎之：《回忆与思考――出版前后》，《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2期。需要说明的是，黎之并没有说这个传达是8月4日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的内容，根据我在本文所列出的时间表，我认为这个记录大致应该是4日政治局常委讨论时华的讲话。
　　⒂保育钧：《追记李庄同志》，宁京编：《红蓝记忆――怀念李庄》，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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