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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碑――两个县长的故事|元祐党籍碑的刻工故事

    时间:2020-03-25 07:17:1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书      魏县多梨树,春天梨花盛开,树树洁白,壮观诱人。我就是在魏县赏梨花时知道了崔东壁―― 一个品格像梨花一样纯洁的人。   崔东壁是典型的学者型领导干部,在县里做过六年的“一把手”,离任后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把自己的学问汇集成书出版。可直到去世,他这个愿望也没有实现。
      这事儿很可能让现在的人叹息或好笑。因为出书对于现在人来说,不要说县长,就是科长,甚至是平头百姓,也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有人出的书,刚出印刷厂,就要进废品收购站。真的,现在许多人胆子比脸大,不管有无学问,不管说话是否利索,只要想出书就有办法做到,公款的就别说了,自费的也比比皆是,至于内容,正规出版的还好,如果是野路子出来的书,那真是五花八门,错字病句,东拼西凑。我认识一个人,早年在家种地,爱好顺口溜,后来这人出了本“诗集”,竟把当年“我们社员要种好地,打倒苏修和美帝”这样的古董都塞了进去。
      可出书对于崔东壁来说却是一件难事,因为他家太穷,没这个能力。
      崔东壁(1739-1816),名述,字武承,号东壁,河北魏县人,清代考古辨伪大家。胡适说“崔东壁是两千年来的一个了不起的疑古大家”。钱玄同将崔东壁与朱熹、颜元、章学诚,并称为自宋代以来的四大学者之一。顾颉刚更是对崔东壁崇敬有加,花费巨大精力研究崔东壁,点校《崔东壁遗书》,1931年春天顾颉刚一行数人还风尘仆仆从北京来到冀南平原的魏县,专门来探访崔东壁的家乡遗物。
      崔东壁所致力的是上古史范围,上起远古传说时代,下至春秋、战国。他发现许多经典的传记和注疏与原文有出入,除《诗》《书》《易》《论语》外,几乎都有谬误,就下决心辨别真伪。他重史实,不盲从,考而后信、清除谬传伪误,纯粹了儒家经典,光大了儒家思想,崔东壁主要著作有考经辨史类著作《考信录》(包括《考古提要》、《夏考信录》、《商考信录》、《丰镐考信录》、《洙泗考信录》、《孟子事实录》)46卷,其他文集16卷。
      崔东壁治史最大的贡献,就是经过自己精心考辨和求证,把许多不可信的神话廓去,使历史记载由荒唐变为可信真实。虽然他的著作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但由于对科举无裨益,加上学派门户偏见, 因而默默无闻沉寂百年。20世纪初,日本人将《考信录》加上标点排印出来,在日本产生重大影响,后出口转内销,引起了胡适的注意,作《科学的考古家崔述》,并推荐给他的学生顾颉刚。由此,顾颉刚结下了与崔东壁的不解之缘,从1921年开始校点《崔东壁遗书》后,说:“崔述的《考信录》确是一部极伟大又极细密的著作”。
      身为饱读史书的书生,崔东壁和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有着兼济天下的壮志,可他的命运像他出书年头一样艰难多舛。尽管他二十三岁就已中举,可五次北京会试都名落孙山,直到56岁时候才有机会到福建的罗源县任知县。也亏了那时年龄放得宽,要是现在,县级干部56岁就等着组织谈话准备离岗了。
      崔东壁没嫌芝麻官小,接到调令就携妻带子千里迢迢上任去了。我不敢妄测崔东壁当时的心情,不过从他妻子填写的四首《黄莺儿》小词中足以看出崔东壁当时的处境――“自到罗源,地当衡,百姓蛮,才疏最怕差难办,酒席怎添?公馆怎安?长随乌合难差遣!苦无边,制差才过,又接道传单!”;“自到罗源,送降人,备站尖,百般需索心无厌:鱼肉不鲜!使费要添!解官软弱谁能劝?苦无边,这番刚过,那番又来全(缠?)。”;“自到罗源,史胥疲,册籍繁。差提饬锁真无偏。谁说你冤,那管你贤。文来总是言‘参办’。苦无边,早知如此,后悔杀从前!”;“自到罗源,仆思归,友欲还,清贫难过频兴叹。债主催钱,典衣过年,万民争颂中何干?苦无边,急来拍案:谁教做清官!”
      难干也得干,崔东壁硬着头皮坐在了罗源知县的交椅上。
      当上县官的崔东壁依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严格要求家人,吃穿与百姓无异;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亲自接待百姓,听取呼声,黎明起床办公,深夜处理公务。凡事必躬亲,不准奸猾史胥插手其间,隔绝上下之情,徇私舞弊。
      关于崔东壁任罗源知县的可查资料较少,但有一件事足以说明崔东壁这个学者型县官的为官之道。
      紧邻大海的罗源县,经常有海盗事件发生。其实真正的海盗并不多,大多是清朝的官兵与地方黑恶势力勾结在一起,一边劫掠民船钱财,一边以缉捕海盗为名,诬陷良民,冒功领赏,致使多有冤案。虽然崔东壁前面几任大多明了内情,怕得罪地方黑恶势力,不敢过问。崔东壁不信邪,亲自审理过问,逐一甄别,使几十个蒙受冤屈的重见天日。崔东壁的行为让制造冤案冒功领赏的人大为不爽,便到省里诬告崔东壁不讲原则,徇私枉法。面对上级高官不分青红皂白的责难,崔东壁逐一陈述理由,据理力争,掷地有声地抗争:“卑职焉能杀人以媚人。”恼怒的上司要参劾崔东壁,幸而得到新任浙江巡抚汪志伊的同情和支持,他才免遭参劾罢官。
      书生意气,刚正不阿,使得崔东壁为上司、同僚和差役所嫉恨;官场的凶险,也使得崔东壁坚辞县官,回到家乡,重新继续疑古辨伪考信求是。这年他62岁。
      虽然远离官场后,家徒四壁,生计艰难,可崔东壁忧国忧民的心却始终没有放下,家乡屡遭水旱之灾,他就研究进行治水治河,还于乾隆三十九年写出了《救荒策》。
      把自己孜孜以求一生的学问汇集出书是崔东壁最大的奢望。可这个奢望却变成了永远的遗憾。直到崔东壁离世八年后,才由他的学生陈履和于1824年刻成十九种五十四卷的《崔东壁遗书》。
      崔东壁的行为和遭际确实是令人感慨的。如果他放弃做人为官的原则,与同僚们同流合污,也不至于招致围攻诬陷;至少不会囊中羞涩,生活困顿,连出书的资金都没有。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已经成为儒家文化熏陶下知识分子修养和行为的经典标准,可自古至今,像崔东壁这样认真践行的能有几人?有的往往是,做官时随波逐流,甚至鱼肉百姓祸害一方,去职后精神家园迷失或成为阶下囚。
      坚守人格,恪守道义,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崔东壁做学问如此,做官也如此;居于庙堂和处于江湖始终如一。所以说崔东壁本身就是一部令后人回味常思的经典。
      
      碑
      
      一个人提前结束自己的生命,必定有其理由和背景。当官的也不例外,好死不如赖活着,除非迫不得已,比如有的因为犯罪事发,为逃避制裁而选择自杀,这样事情媒体不断有披露,老百姓对这些人的自杀,都是不屑,甚至痛恨。但事有例外,作为县长,马功岑提前结束自己的生命,竟惹得老百姓泪流满面,扼腕长叹,并为其树碑立传。
      可见当官和当官也是有区别的,我就为马功岑感到委屈。堂堂的一县之长,别说豪华舒适的办公大楼,就是连个办公的地方都没有。
      马功岑是我们县的县长,我是听着马功岑的故事长大的。
      我老家在冀南平原上肥乡县的最北边,与永年县紧邻。
      以前,我的老家属于永肥县,辖区是永年和肥乡交界一带。当然,这个“以前”是指1942年。那时,马功岑是永肥县县长。
      之前,马功岑的职务有过多次变动;1936年冬任中共濮县县委书记、鲁西特委组织部部长; 1937年“七七”事变后,马功岑奉命到冀鲁边区组织起一支抗日游击队,这年底,游击队与八路军某部四支队合编;1938年4月马功岑调任支队民运科长;1938年5月马功岑调任邯郸县抗日大队队长,由于作战勇敢,战绩突出,被冀南行政公署授予“模范县长”称号;1940年马功岑调任永年县长;1942年4月又调任永肥县长。
      马功岑不是本地人,他的老家在山东省濮县。虽然是高小毕业,可在那个教育落后遍是文盲的年代,马功岑的高小毕业就已经是高学历了。所以说,马功岑是不折不扣的知识分子。
      那会儿的县长比现在的县长难多了。现在的县长只要不犯死罪,至少没有生命危险,除非意外。那会儿不行,尤其是抗日政府的县长,是提着脑袋去干的,居无定所,缺吃少穿,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没有报国之心的人是干不成的。所以说,那会儿的抗日官员不存在跑官,而是官跑,官跑的原因是抗日艰难,到处发动群众,打游击,运动战,想不跑都不行。
      如果不是国家危难,马功岑很可能一辈子做他的教师工作,那时的教师职业在乡下是相当受人敬重的。可他只做了两年教师,就不得不放下教鞭拿起了枪杆,因为日本侵略者不让他安心教书育人。
      马功岑原本在老家一带闹革命,斗地主,夺枪支,建立抗日武装,搞得红红火火。他从山东跑到河北,不是干部交流,是因为邯郸一带抗日形势严峻,党组织就把马功岑这个山东大汉派过来啃这块硬骨头。马功岑到邯郸县后,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发动群众,团结有正义感的士绅,成立起了邯郸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起抗日武装――县大队。
      邯郸县的抗日局面打开后,组织上又任命马功岑为永年抗日政府县长,两年后任永肥县县长。
      我父亲见过马功岑。那时我们村是堡垒村,永肥县政府经常在这里驻扎,我们村有许多人成为永肥县大队的战士。我父亲说,马县长大高个儿,白白净净的,一表人才,见了老百姓非常客气,不打仗的时候经常下地帮老百姓干活。有一年的大年三十夜里马县长带着县大队战士执行任务回来,当时天下着小雪,刮着北风,怕打扰乡亲们,马县长就和战士们在村外的土坑里蹲了一夜。深受感动的乡亲们直夸共产党的队伍好。
      马功岑杀鬼子,至今在我们那里还有许多传奇故事,说他双手打枪,百发百中,经常乔装打扮神出鬼没捕杀日伪,广府城里的日军头目巨额悬赏马功岑的人头。连附近炮楼里的伪军赌咒都是:“要是我说谎话,出门让我碰见马功岑。”可见马功岑的威力。
      作为大名鼎鼎的抗日硬汉,马功岑的亲情观至今让人唏嘘感叹,我查阅许多资料,发现马功岑在任邯郸县长时只搞了一次用人“特权”――把老家十几个亲友请到邯郸,可请亲友来,不是马功岑利用县长权力要给这些亲友安排好差事,而是补充到县大队打鬼子。因为当时缺粮少枪,与鬼子打仗时有伤亡,本地一些人因为抗日受挫而动摇离开抗日队伍,所以马功岑不得不动员亲友前来,其中就有马功岑的妻弟卢宝仁。后来,以勇敢善战称的卢宝仁就牺牲在了邯郸。
      1940年秋,敌人抄了马功岑的老家,妻子、两个女儿和他的老父亲幸免逃出,祖父和叔父则被抓住,遭到严刑拷打。马功岑得知,痛心地说:“我只能尽忠,不能尽孝了!”
      作为县长的家属,亲友们不但沾不到光,而且时常遭到敌人的迫害。生活极其艰难的妻子,不得已带着两个女儿步行三百里,一路乞讨找到马功岑。看到妻子和女儿的境况,马功岑痛心不已。但是,马功岑没有声张,怕给组织上添麻烦,就将妻子和女儿安排在一个朋友家里,他还和以前一样只领取自己的一份口粮。没有地可耕种,没有其他经济来源,妻子女儿的生活全靠妻子纺棉织布来维持。可环境使马功岑无法顾及家庭,为了不影响工作和战斗。不久马功岑就动员妻子回老家。临行前,马功岑依然没给组织找麻烦,自己掏腰包,只给妻子准备了一口袋路上吃的玉米面窝头。
      作为晚辈,我不敢随便描摹马功岑与妻女分别的场景。但是,我猜测,马功岑一定是心酸的。因为他明白妻女回老家,随时都有可能再遭不测。战争是残酷的,马功岑一定清楚自己随时都有可能血洒疆场。无情未必真豪杰,可豪杰之所以为豪杰,就是他心中有大义,马功岑就如此。
      妻子女儿也没有想到,这一次竟是与马功岑生死别离。1942年12月25日,马功岑率县政府部分人员和县大队一部于行动中被敌军包围,突围中马功岑身负重伤,为掩护其他人员撤离,马功岑烧毁身上携带的文件,并将敌人引向自己。待同志们突围后,马功岑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壮烈殉国,时年35岁。马功岑牺牲地点就在我们村西。我本家的爷爷崔振海在此战斗中一起殉国。
      马功岑牺牲后,永肥县曾一度改为“功岑县”,以纪念这位为国捐躯的山东好汉。
      至今,我们村的老人提起马功岑,仍然一口一个马县长,极为亲切,像他活着一样。我父亲他们那一代人,只要到邯郸来,必定会到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去看望马县长。
      父亲的习惯也传给了我,只要去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尤其是每年的清明节,我都要到马功岑烈士遗像前默立致敬。每次回老家,我都习惯张望一下矗立在路边的马功岑纪念碑。这纪念碑是后人在马功岑牺牲的地方树立的。
      听村里的老人们说,日本军见到让他们胆战心惊的马功岑舍身成仁后,集体向这个可怕的对手致礼,并备棺殓葬。看来,对于气节高尚的人,连对手都敬畏。
      所以我觉得,路边马功岑的纪念碑,其实是一座巍峨的山,是一代人追求的见证,更是今天人们的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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