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投资有什么新趋势【人力资本投资过度的社会层级结构原因】

　　【摘要】自从我国实行高等教育大众化以来，人力资本投资过度的问题逐渐显现。对于人力资本投资过度的形成原因在西方已经形成了多种理论，从经济学的各个角度得到了解释。本文认为经济学的原因是直接原因，在我国来说，有更深层次的政治历史原因，那就是社会层级结构制度，社会层级结构制度渗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在我国人力资本投资过度的形成原因上，主要是通过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来体现的。
　　【关键词】人力资本投资过度　经济原因　社会层级结构　劳动力市场分割
　　
　　1　人力资本投资过度的定义及经济原因。人力资本投资过度也可称为过度教育。对过度教育如何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来说，当受教育劳动力不断供给于劳动市场的时候，如果劳动力市场面临着知识失业，或者从事了与学历不匹配的工作，教育技能不能被充分运用，结果导致其收入相对于历史水平有所下降，这些现象广义上被统称为过度教育。有时，发展中国家人才外流的现象也被视为过度教育。从狭义来说，大致可分为三方面内容：第一方面主要考虑了工资因素，并进而指出，过度教育就是相对于历史上较高水平而言，受教育者的经济地位下降了，或者高技术工人从事了以前由低技术工人从事的工作，其收入受到损失。第二方面是不考虑工资，而是指工人实际教育水平高于他们从事的工作所要求的教育水平。第三方面是指受教育者没有完全达到他们预期的职业目标。多数研究者认为，不管工资是否受到损失，只要人员拥有比他的工作要求高的教育技能，这些技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就是过度教育。
　　从我国当前来说，虽然总体上存在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全国的基础教育投入不足，中西部地区的教育投入不足，专业技术教育的投入产出质量不高，广大的农村和落后地区还急需人才，但从人力资本投资过度的定义看，我国在一定的地区范围、行业范围、所有制企业范围，存在着广义和狭义的人力资本投资过度。
　　西方学者对人力资本投资过度有多种理论解释，包括教育投资过度理论、技术变迁理论、工作竞争理论、筛选理论、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从我国现阶段来看，人力资本投资过度的主要形成原因是劳动力市场分割。这一理论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70年代的皮奥里，80年代的戈登、爱德渥兹和瑞奇等是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皮奥里等人认识到，虽然社会中下阶层进行了教育人力资本投资，但由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存在，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上不能发挥作用，造成了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浪费。因为次要市场上生产的产品都是竞争性产品，人力资本在产品生产中的作用不大。
　　人力资本投资过度的形成机制：人力资本投资过度的形成机制是“职位配给制”和“创造性替代”。由于劳动力市场并不是完全竞争的；这或者对雇主而言具有一定垄断性，或者对劳动力而言有一定垄断性。正是这些非完全竞争的因素，导致了劳动力市场中“稀缺”的工作职位并不是通过价格机制来调节，而是采取“配给”的形式进行。劳动力市场中的这种劳动力与职位的配置机制我们称之为劳动力市场的“职位配给制”。职位配给分为“内部配给”和“开放性配给”，“内部配给”指在企业内部雇员之间不受外部劳动力市场供需状况的影响，按照一定的职业转换和升迁原则进行职位分配，是按资历、年龄等因素来配给不同职位。所谓“开放性配给”，即雇主将职位配给预期能给厂商带来最大净利益的人。开放性配给的实质，是按个人拥有的不同人力资本量进行职位配给，其常用的表现形式是对不同的稀缺职位分别设置“学历”门槛，以引起众多求职者的竞争。“内部配给”导致的后果是“逆向选择”，而“开放性配给”的后果是“创造性替代”。这就是说，在“职位配给”过程中，个人的教育人力资本既具有创造性作用又使得他人原有教育人力资本无形贬值为零，从而新的人力资本对原有人力资本进行替代，原有教育人力资本被挤出岗位。
　　无论是内部职位配给造成的“逆向选择”还是开放式职位配给引起的“创造性替代”，这都是劳动力市场分割引起的后果。
　　
　　2　社会层级结构的概念及其历史形成。“一门科学提出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社会层级结构是一个新概念。马克思等经典作家没有使用过这样的术语。提出这个新概念，既是基于已有学术资源的借鉴与提升，基于对中国社会历史与现实特征的把握，更是基于对马克思哲学本原精神和根本认识方法的领悟。
　　
　　社会层级结构是在政治国家按照权力至上的方式形成的权力级别或权力阶梯，并渗透到经济、文化、社会领域，形成具有普遍性的社会关系体系。它以总体社会结构为依托，以社会制度为外化，以政治权力为中轴。它既不是政治结构的翻版，也不是经济、文化、社会结构的简单叠加，而是对其层级性的一种抽象和概括，这种结构长期隐而不显，但却无处不在，深深地影响和牢牢地控制着社会制度和人的生活。
　　对于社会层级结构这一典型的中国式概念，它主要形成于农业社会，固化于封建社会，延续到今天依然是根深蒂固。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个体的生存方式、政治国家先赋因素以及伦理文化是社会层级结构的基本生成力量；其中，政治国家处于最显赫的位置。“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的利益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共同的关系，形成任何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在层级结构社会里，权力获得主要靠先天的先赋因素。而非后天的自致因素，具体表现如身份挤压能力、关系(血缘、地缘、人缘)高于本领等。
　　中国传统社会的层级结构是逐渐演化而成的。早期儒家思想中的等级观，集中体现于孔子关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中的“分”，是一种“仁”的等级观，在关系的表现上尚无高低、主从、尊卑之别。至秦汉，“分”之“仁”的等级观被增改，且极具权力之色彩与绝对服从之意味，两扭时尤显。是时，政权大一统，皇权急需巩固与加强。为适应这一需求，董仲舒提出了君权神授论，言“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为适应大统之政治要求，董仲舒又将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观念发挥为“君为臣纲。父戈子纲，夫为妻纲”之三纲，作为维护封建统治“永恒不变”的原则。
　　与“三纲五常”相配合，朱熹把社会之人伦关系纳为“玉伦”：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认为这是圣人所规定之名位等级，而且这五种名位等级非后天形成，而是人生来就安排好了的，人们不能改变这种名分等级，也不能逾越之。与“五伦”相应的是五伦之理，即亲、义、别、序、信。建国后，中国共产党一度想打破等级森严的层级制度，以赶超式的大跃进速度、集体所有的人民公社制度和全民所有的 国有企业制度来实现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但终因封建历史积淀厚重。生产力水平落后而遭遇挫折。改革开放后，虽然我们实施了市场经济制度，引进了西方的先进管理理念和先进文化思想，但我国存在的大量农业生产方式和制度性垄断，使社会层级结构的阴影还是无处不渗透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
　　
　　3　人力资本投资过度的社会层级结构原因。在我国，人力资本投资过度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力市场分割，这是一个直接的经济学原因，如果从深层次看，劳动力市场分割还有深厚的历史政治原因，这就是渗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社会层级结构原因。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表现形式多样，既有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又有行业劳动力市场分割，有不同所有制企业市场分割，还有地区劳动力市场分割。在城乡劳动力市场内部又存在蓿正式部门劳动力市场和非正式部门劳动力市场。在这些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中，处处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社会层级结构的影响。如果按自然演进的历史逻辑来看，城乡差别、地区差别的形成有其一定的客观必然性。因为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气候因素、环境条件是各不相同且有优劣差异的，人类在不同地域上繁衍生育，根据不同的自然条件形成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虽然经过人类的主观努力，在自然条件相对低劣的地区也可以创造先进的生产方式，但许多地区还是因为自然条件的优劣而形成了优劣不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种差别没有人为的等级歧视因素，有它存在的一定合理性，按照罗尔斯的《正义论》原则，这种状态的改变要依赖于政府政策的优惠。可我国的情况恰恰相反，是根据自然与历史形成的优劣序列给予正向调节，从而形成了优者愈优、劣者愈劣的“马太效应”。而在这种人为的等级序列下，处在社会地位低层而又没有任何社会资源的阶层要向上流动，就只有通过人力资本的过度投资来实现。
　　
　　3.1　农村中从事农业的劳动者社会地位低微形成的人力资本投资过度。陆学艺在《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中曾把中国人从上到下分成十个阶层，而农业劳动者阶层处在第九位，仅比第十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高一位。农业劳动者以农、林、牧、渔为惟一主要职业，并以此为惟一或主要来源。这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的一个阶层。中国的改革最早是从农村开始的。由于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使农民获得了生产经营自主权，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农业连年获得丰收，不仅在较短时间内解决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迅速提高了广大农民的收入，而且还推动了中国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但自从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转向城市后，农村的经济发展处于长期停滞状态，城乡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由于政府投入的公共服务少，农业生产者阶层拥有很少的组织资源、文化资源和经济资源，因此在整个社会阶层中处于较低的地位。农业劳动者劳动强度大，劳动时间长，收入水平低；受教育年限少，生活方式、消费观念落后；社会保障缺乏，财产性收入单一且低下。不仅在有形的物质待遇上地位低下，而且还受到与生俱来的身份歧视，“农民”的称呼成了二等公民的象征，农民阶层都为这个称呼感到自卑。因此，作为农民的家长和子女都把转变身份放在首要位置。尽管家庭生活艰苦，在农村也能找到相应工作，只要子女学业出众，家长们就是节衣缩食，举债累累也要供子女接受高等教育。重点大学、本科教育是父母和子女的首选，专科教育、职业教育是无奈的退路。这些学生在大学接受了一定的理论知识后，积累了一定的基本知识和现代理念，习惯了城市生活方式，但缺乏一定的专业技能训练和生活经验，尤其是缺乏就职所需的网络社会资源。而农村出来的学子因为从小在艰苦的环境中长大，到城市后的感觉落差会很强烈，因为自己学业优秀，因此理想要求高，不仅想找收入高、工作稳定的职业，而且想实现自身的专长，达到较高的社会地位，实现向上层社会流动的目的。因此这批人成了一个高不成低不就的求职群体。到后来，有的只有接受与专业不相关收入又不高的工作，智商高、要求高的那批人只能选择继续求学深造，读硕士、博士，但毕业出来后也可能从事只需低一层次学历的工作，这是身份歧视造成的人力资本投资过度。
　　
　　3.2　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中的农民工地位低下造成的人力资本投资过度。1949年中国解放以后，尤其是50年代束开始，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推进城市经济发展，我国实行了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通过统购统销，人民公社制度强制农民留在农村。改革开放后，虽然户籍蕃篱有所打破，允许农民进城打工，但是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和城市居民相比，还是不可同日而语。他们干的是城里人不愿干的脏、累、差、险的工种，拿的是仅能维持自身及家庭简单再生产的工资，刚进城的时候，社会保障一无所有。这些年在政府政策的倡导下，农民工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工资收入增加，劳动时间缩短，劳动场所改善，有少量的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但随着城市生活费用的上涨，尤其是房价的上涨，农民工的工资有一大部分成了租房的开支，在城市生活照样步履维艰。农民工可以进入城市的非正规部门。但仍牢牢地被排斥在正规部门以外。但在城里多年闯荡的农民工，深深认识到城市优越的物质生活、方便的公共服务、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是农村不能相比的。因此，他们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希望自己的子女能成为真正的城里人，而不是寄人篱下的农民工。唯一的途径是什么呢?就是在子女身上拼命投资，尤其是投资于教育。他们也和在农村的农民一样，对子女的期望值大大超过社会的需求，用自己在城市加倍工作的钱供子女上层次逐级推进的学，但由于他们自身文化素质不高，信息不够灵通，无法对未来社会作出理性预期，花在子女身上的教育投资并不一定是社会所需要的，结果造成予女教育的投资过度。
　　
　　3.3　从所有制垄断到行业垄断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引致的人力资本投资过度。从改革开放前到二十世纪90年代，我国的企业经历了从所有制垄断到行业垄断的演变。改革开放前，我国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劳动力的配置基本上是由统一的行政计划配置。国有单位与非国有单位相比，在收入分配、用工方式、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明显处于垄断地位。在工资收入分配方面，国有单位传统的工资分配方式单一。具有较多的等级工资色彩，工资分配与个人岗位、个人贡献联系不紧，收入差距小。而非国有单位实行按劳分配，按盈利分配、按资分配、或按股分红等多种分配形式。在福利待遇方面，国有单位的内部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而体制外劳动力市场中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仍不规范、不完善。在用工方式上，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我国主要实行的是固定工制度。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进行了改革，但是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国有部门的用工运作机制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非国有单位则形成丁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到了上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的所有制分割逐渐向行业分割过渡。国有行业分为垄断性行业和非垄断性行业，国有 行业中的制造业、建筑业、纺织业成了竞争性部门，由于这些行业的产品是大众产品，技术含量低，产品附加值不高，利润薄，在激烈的竞争面前，许多企业纷纷亏损甚至倒闭，导致大量工人下岗失业。而那些关系国计民生的电力、电信、水力、金融、邮电、航空等领域基本由国家垄断，私营部门很难进入其中与之竞争。此外，这些行业还享受国家在税收、投资、信贷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在软性预算约束缺少竞争压力的环境中，获得较快发展，并且在缺乏约束机制的条件下，凭借其垄断地位获得的差额利润。并没有上缴国家财政或转为国有资本金，而是以“故大做强”之类的理由留在了部门和企业，并且直接或变相地转化为职工收入和福利。在这些领域就职的工作人员工资收入高，福利待遇好，工作稳定。其中的中高级管理人员、高级专业技术人员收入是其它行业的几倍到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就是一些辅助人员收入也大大高于其他行业人员的工资，并且工作轻松，劳动强度小。要进入这些垄断行业工作，除了有特殊社会资本的人群，如官员的直系亲属，垄断行业高层管理人员的子女、亲戚外，就是那些掌握专业技术的高学历人才，这是一种典型的行政权力配置的业缘垄断。家庭出身贫寒又缺乏社会资本的学子要想进入这些行业，就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学历层次，而垄断行业本身凭借其垄断地位和劳动力人才的供过于求，也趁势提高进入的门槛，利用人才的高学历来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塑造企业的外在形象，结果是人才进入后的储蓄和浪费。为社会从事公务服务的政府机关也是垄断性极高的行业。政府机关的公务员不仅工资收入高，福利待遇好，工作稳定，在我们这样具有几千年官本位历史的国家中，社会地位最高。过去流行的“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阶层排序中的“仕农工商”都是官本位文化的真实写照。虽然公务员的收入不及垄断行业，但其让人敬仰的社会地位和轻松稳定的工作性质还是让千万学子趋之若鹜。在公务员实行统一招考制度后，几千人争考一个公务员位置的比比皆是。而为了争得那千分之一的概率，学子们提高自身的学历是其首先可以努力的事，因此，响亮的公务员身份成了人力资本投资过度的又一重要原因。
　　
　　3.4　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引发的人力资本投资过度。我国的区域不平衡发展有着深厚的历史原因。建国前，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发展很不平衡。1956年时，我国全部重工业和轻工业约有70％在沿海，只有30％在内地。建国后，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地区之间平衡发展思想。根据平衡发展思想，国家将50％以上的基建资金投入内地，拉平了沿海与内地的经济技术发展差距，对中西部经济技术进步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改革开放后，中央政府在地区发展上提出了新的指导思想，发展战略从平衡转为不平衡。根据这一发展战略思想，在保证不发达地区维持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的前提下，通过实行优惠政策重点支持发达地区经济的优先发展。短短十多年的时问，就建起了5个经济特区，开放了14个沿海城市和一大批沿江、沿边中心城市。同时还在财政、税收、金融、贸易、引进外资、人事制度等方而赋予诸多优惠政策，使这些地区在全国逐步削弱计划控制的改革中，先期获得较大的发展空间，同时也列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起了一定的助推作用。东部地区优先发展虽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但也不可否认历史惯性遗留下来的人为造成的地区歧视。
　　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全社会资源配置开始向东部地区急剧倾斜：以投资均衡的角度观之，各省市自治区间的基尼系数已扩大到0.9以上，到1993年更达到0.99。从投资的绝对数量来看，东部沿海地区在1981―1990年间共获得14809.58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东部沿海地区的12个省获得的投资份额从1982―1985年的49.94％上升到1993年的62.87％，浙江和广东两省的投资增长率分别高达26.7％和26.36％，其投资规模在10年间扩大达10倍；到1994年仅广东、福建、江苏、浙江和山东这东部5省的固定资产投资份额就已超过全部投资份额增量的45％；而中西部地区从“六五”第二年起获得的投资份额则一直呈下降趋势，到1993年中西部之和的投资份额仅有33.48％，而同期东部所获得的投资份额则已高达53.25％，东部高于中西部近20个百分点，从1982―1992年，全部西部地区所获得的投资则只相当于全国总投资的14％，其中国家在西部地区的投资份额在1993年已降至历史最低点。
　　正因为东部地区获得了政策性优惠，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但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也显著拉大。一是经济总量差距拉大。二是产业结构不平衡加剧。三是社会总体发展水平差距拉大。中、西部地区人口不仅收入水平低，生活方式落后，而目，向东部地区流动还受到多种限制，市场性流动，首先没有流入城市的户籍，享受不到新地区的各种社会保障，尤其是子女上学，不能到新城市的正规学校上学，只能在私立学校上，并且还要交相应的赞助费，在就业和工资待遇上，跟东部地区的农民工相比，电会受到相应的地区歧视。其次在原城市可享受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待遇在流入新城市后因保险关系无法转移而全部失去。巾西部地区因为基础薄弱，在这些地区居住的人口无论多么努力，也永远赶不上东部地区人口的生活水平和享受的公共服务。要摆脱困境，只有三条出路，到东部地区打工，去东部地区求学，参军服役以获得提干。第一条出路还是一种社会地位的平行流动，只不过改善一下物质生活，第三条山路能实现目标的概率较小，最有可能的还是求学以改变人生。越是社会地位低的人向上流动的愿望越强烈，而中西部地区的学子要想在东部地区获得体面的职业，其人力资本积累必须比东部地区的学子还高，因此中西部地区学业优秀的学子在人力资本投资上会更加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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